美國21世紀後的對外戰略,利用人民恐懼心理煽動對外戰爭害人害己
如果說2007年的失敗給美國人上瞭重要的一課,讓他們知道必須對美國的一些基本制度要素、國內價值和社會政策進行嚴肅反思,那麼“9·11”這個日期也該促使美國人重新思考,美國是否很好地利用瞭冷戰和平結束、美國獲得地緣政治勝利這一重大機遇。人們如今很容易忘記長達45年的冷戰曾是多麼的驚心動魄。熱戰在當時有可能一觸即發,斬首行動可以在幾分鐘內消滅美國領導人,或者在幾小時內把美國或蘇聯的大部分地區夷為平地。冷戰的穩定完全建立在一種脆弱的相互遏制之上,而這種遏制又完全取決於幾個很可能犯錯的人的理智。
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稱霸全球。它的政治價值和社會經濟制度受到全世界肯定,並成為其他國傢積極學習的榜樣。它的國際地位無人可及。與歐洲的跨大西洋關系不再基於共同的恐懼,而是基於對泛大西洋共同體的共同信仰,在這個擴大的共同體中,歐洲將加速向真正的政治一體化邁進。在遠東,美國最親密的亞洲盟友——日本——逐漸贏得國際聲望。對日本成為“超級大國”後可能接管美國資產的擔憂漸漸平息。1978年中美恢復外交關系後,兩國關系進一步改善,中國甚至在1980年與美國一同在阿富汗問題上反對蘇聯。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也更加積極,甚至還沾沾自喜地認為,中國國內的落後將導致它在很長時期裡都無法成為美國真正的競爭對手。美國因此在大多數人的眼裡成為全世界的經濟引擎、政治模范、社會燈塔和不可挑戰的超級大國。憑借這種實力,美國領導的多國部隊幾乎在第一時間把伊拉克趕出瞭剛剛被它占領的科威特,此戰的成功離不開蘇聯的支持、中國的妥協和敘利亞的參與,當然還有傳統盟友的合作。但美國在隨後的幾年裡卻沒有抓住機會解開巴以沖突這道難題。
自1967年戰爭後,中東問題實際上完全掌握在美國手中,這是由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決定的。然而,除瞭卡特總統成功推動以色列與埃及簽署和平協議外,美國在大多數時間都在扮演一個消極角色,甚至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稱霸全球期間也依然如此。1995年,主張務實的以色列總理伊紮克·拉賓(YitzhakRabin)遭一名反對和平進程的以色列人刺殺,此後,美國直到克林頓8年總統任期的最後半年,才又開始嘗試推動恢復巴以和談,但它的消極努力還是無果而終。
很快就到瞭200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針對美國發動的越來越暴力的襲擊,在這一天上演瞭最慘烈的一幕。美國對這次慘劇的反應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小佈什總統宣佈美國將出兵阿富汗,目的不僅是摧毀“基地”組織和推翻為其提供庇護的塔利班政權,還要在阿富汗建立一個現代的民主國傢。隨後,在2002年初,他支持以色列總理沙龍(也就是小佈什所說的那個“熱愛和平的人”)在約旦河西岸地區向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組織宣戰。
第三,在2003年初春,他以十分牽強的理由入侵伊拉克,聲稱伊拉克與“基地”組織有聯系,並且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些行動加深瞭中東人對美國的敵意,提升瞭伊朗的地區影響力,並且把美國拖進瞭兩場無休無止的戰爭。截至2010年,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都已跨入美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久的戰爭行列。第一場戰爭發動於紐約遭受恐怖襲擊數周後,這次恐怖襲擊是美國的敵人對美國社會發動的、造成最嚴重平民傷亡的一次襲擊,它促使美國做出瞭旨在摧毀“基地”組織網絡和推翻為犯罪者提供庇護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軍事決定,這次行動得到瞭公眾的支持。第二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是2003年初出兵伊拉克,這次行動在國際上隻得到瞭政治上對美國言聽計從的英國首相和以色列的支持,美國的大部分盟友都持反對或懷疑態度。
美國總統公開為這次行動辯護,毫無依據地指控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這些武器在幾個月內集體蒸發,在美國占領後的伊拉克也從未發現任何相關證據。由於小佈什總統對這場戰爭投入瞭全部的熱情,阿富汗戰爭在近七年的時間裡相對淡出瞭人們的視線。這兩場戰爭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在敵方領土上進行的遠征軍事行動。小佈什政府在兩次戰爭中都無視復雜的文化環境,沒有認識到深刻的民族仇恨會導致沖突中的沖突,忽視瞭危險而不安分的地區鄰國(特別是涉及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存在和尚未解決的領土爭議,所有這些因素都令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動變得極其復雜,並加重瞭地區反美情緒。
盡管美國的幹涉行動不免讓人想起19世紀對原始分裂部落的帝國主義遠征,但在大眾政治覺醒的新時期,向覺醒的平民主義開戰將耗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美國也已經痛苦地體會到這一點。最後但同樣重要的一點是,在全球透明化的時代,想不擇手段取勝已經行不通;盡管蘇聯入侵阿富汗,並讓數百萬人淪為難民,但它依然沒有取得完全意義上的勝利。然而,就像西方歷史上的遠征行動一樣,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並沒有對美國本土造成太大影響,當然除瞭美軍士兵和他們的傢人之外。
盡管這兩場戰爭加起來消耗瞭上千億美元的軍費,超過除二戰之外美國歷史上所有戰爭費用的總和,但由於美國經濟的巨大發展,它們占GDP的比重並不高。不僅如此,小佈什政府一直克制著沒有通過加稅補貼戰爭,而是通過在政治上對自己有利的借款的方式維持軍費開支,其中包括從其他國傢借款。從社會角度來說,由於上戰場和犧牲都是自願行為——這一點與之前的越戰和朝鮮戰爭不同——這也有利於減輕社會層面的個人戰爭創傷。
利用人民的恐懼心理進行的煽動可以成為強大的工具,它或許可以在短期內奏效,但從長期來看將使美國付出國內和國外的雙重代價。它的害處從那些臭名昭著的伊拉克虐囚案件(受害者還包括一些伊拉克高級軍官)中可見一斑。在那種把敵人妖魔化的氛圍下,這些人理所應當地成瞭體罰的對象。美國的大眾傳媒——包括好萊塢電影和電視劇——也加劇瞭這種情緒在公眾中的蔓延,那些帶有阿拉伯人相貌特征的演員扮演的全都是反面角色。
這些煽動性宣傳導致美國人對美國穆斯林,特別是阿拉伯後裔的歧視加重。這類歧視行動多種多樣,既包括種族歸納,也包括美國境內的大量阿拉伯慈善機構遭到指控,等等。“反恐戰爭”漸漸呈現種族性和宗教性,抹黑瞭美國的民主形象,而在“9·11”事件發生一年半後做出的對伊拉克開戰的決定,變成瞭一次代價高昂的錯誤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