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產業的大學生，體制內的窮忙族：日本女性與貧困為何僅一線之隔？
記者|趙蘊嫻
隻要一心向好，踏實努力，至少能過上不愁溫飽的普通生活，大部分人都是在這樣的教育下長大的，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個信條開始被現實撬動。無時無刻都在工作的人可能隻是“窮忙”，到瞭本該獨立的年紀卻發現自己的那點收入完全無法離開父母生活，學歷可能隻是空頭白紙，眾人爭奪的寶貴機會也許隻是個火坑……
男性與兒童貧困長期受日本社會關註，但直到上一個十年，女性貧困才進入公共視野。2011年12月，日本《朝日新聞》刊登瞭一篇題為《1/3單身女性深陷貧困》的文章，此後，“貧困女子”的話題引發瞭大量討論。剛剛接觸這個話題的人不免會感到頭暈腦脹，因為實際案例看得越多，越會覺得難以從個案中總結出什麼，女性遭遇的貧困形態實在太難把握。在日本作傢飯島裕子的《日本貧困女子》和中村淳彥的《東京貧困女子》中，一些貧困女性身上的確有“上代貧困”、“低學歷”、“原生傢庭問題”一類的標簽，但陷入貧困的還有普通的女大學生和女性職員，甚至有學歷很高的大學研究員與高級外交官前妻。她們為貧困所擾，並非是遭遇瞭什麼大變動的緣故，不過是一個簡單且必要的決定就引來瞭一連串海嘯。
日本女性貧困的原因看似五花八門，且個案有較強的特殊性，但這不意味著貧困是個體行為的後果。代際間財富分配的不公、大學助學金的金融化、非正式雇傭關系的在各行各業的蔓延與女性現實的疊加，都弱化瞭阻隔在女性與貧困之間的安全網絡。中國當下的許多社會問題日本在某種程度上都曾經歷過，瞭解日本女性貧困，有助於我們審視自身的現狀。
為讀書而販賣身體：助學金、性產業與代際貧富差異
2014年，一名30歲的日本女性來到大阪市政機構咨詢生活保障相關事宜，她沒有想到，公務人員竟給出“去性服務業工作就好”的答復。當年，這個回復引發瞭日本的輿論海嘯。在大眾看來，公職人員“勸良為娼”，既帶有官僚式的敷衍漠然，又對女性進行瞭羞辱，但難以否認的是，這位公職人員的話道出瞭一個事實——性服務工作已經成為日本貧困女性求生的一大手段。
在一般的認知中，離傢出走、流落街頭以及急需用錢的女性最容易踏入性服務行業。日本非虛構作傢飯島裕子的調查訪談證實瞭這一印象。2012-2015年間，她遇到過幾位因受傢暴而離開傢庭的年輕女性都或深或淺地涉足瞭風俗業。飯島註意到，她們往往會用“想開瞭”來指代自己的援助交際工作。據她講述，這些女性在離傢出走前大多向其他親人、學校老師求救，但鮮少得到回應和有效幫助，街頭的一些男性看準瞭她們無傢可歸又急需用錢，伺機而動，以“溫柔”的態度誘使她們賣身，迫於現實的壓力，被多次搭訕騷擾後，她們也就“想開瞭”。
不過，這類女性因誘拐而陷入性產業的故事已經不再是代表性狀況，飯島與日本的另一位自由撰稿人中村淳彥發現，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普通女大學生和女性職員為瞭付學費、交房租而主動選擇風俗業工作。因為一段偶然的機緣，中村從90年代起就開始接觸性產業，從那時起到現在，他差不多采訪過1300餘名成人影片女優和風俗小姐，2016年為“東洋經濟在線”撰寫以貧困女子為題的新專欄後，他愈發察覺到從業者的變化。這些女性不再是受人哄騙而誤入歧途，曾經那種因消費過高而破產，或是因卷入高利貸而不得不從事風俗業的案例也大量減少，如今，她們選擇成為性工作者，不過是為瞭填補每月三到五萬日元的日常開銷。隨著日本非正式雇傭形式大肆泛濫，可供滿足單身女性開銷的正式工作越來越少，女性往往需要尋找多項兼職工作，而便利店、補習講師等工作的性價比極低，付出長時間的勞動後到手的錢卻沒有多少，相比起來，風俗業的靈活安排與高時薪倒更具吸引力。
“要是增加兼職的時間，就不能保證學習的時間，很容易留級……本來已經很忙瞭，還要想辦法花盡量少的時間賺更多的錢，我怎麼想都覺得隻有風俗這一條路。”一名日本國立大學醫學部的女生對中村說道。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普通人傢的孩子想要在社會上有立足之地，通常隻有教育晉升這一條路可走，但昂貴的學費已經不是像上一輩人那樣靠勤工儉學就能負擔的。今日日本國立大學的學費高達53.58萬日元，與1996年的1.2萬元相比漲瞭44倍，而同時段日本傢庭的年收入則從664.2萬日元下降到560.2萬日元。東京都內的便利店工作時薪大約在1000日元左右，趨近最低時薪920日元，在保證上課學習時間的情況下，一名大學生每月打工大概隻能賺4~5萬日元，如果沒有父母資助接濟，幾乎不可能完成大學學業。在這種情況下，一小時能賺幾千甚至兩三萬日元的風俗業工作就成瞭最後的選擇。
中村采訪的女大學生基本都申請瞭大學助學金，靠這筆錢和打工賺的錢來應付學費和日常開銷。然而，這裡所說的大學助學金並沒有給經濟困難的學生帶來什麼優惠，在中村看來，這不過是背著“助學金”名義收息的金融產品。2004年，日本政府在學生資金資助方面進行瞭大幅度的調整，原本的日本育英會被改組為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該機構以財政投融資和民間資金為財源，將助學金改造成瞭年利率上限3%的金融產業。由於無息助學金申請資格要求嚴苛，大部分存在經濟困難的學生隻能申請有息的第二種類，畢業時背負的本金加利息債務會高達600萬日元。即便如此，學生也很難靠每個月10萬日元的助學金活下去，再考慮到將來還債問題，日本女學生從事性工作的幾率就增加瞭。
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2016年的調查，日本使用助學金的大學生占總體的48.9%。在中村看來，如此高的申請比例，一是因為剛剛高中畢業的年輕人對債務問題缺乏概念，二是因為該制度由國傢制定推動，容易獲得人們的信任，但與從事性工作一樣，申請大學助學金也是無路可選的最後選擇，男學生雖然沒有大量賣身行為，但同樣的壓力也迫使他們進行誘拐、詐騙等犯罪行為。
那名日本國立大學醫學部在讀女生的采訪刊出後，留言板上立即湧現瞭大量的誹謗和中傷。毫無意外地，當事人被貶成瞭“頭腦僵化”、“愛財”、“不知廉恥”的“蕩婦”，大部分人都在指責她不檢點，鮮有人像中村期待的那樣探討社會到底出瞭什麼問題，才讓普通女性走上賣淫的道路。中村認為，這些留言是日本世代間區隔與厭女文化的結果，從幸福的昭和時代過來的那輩人享受過物質富足、無憂無慮的青年生活，又在人生的後半段積累起財富，他們“不僅對年輕人苦不堪言的現實一無所知，甚至是毫無興趣”，隻知道說教。女大學生從事風俗業就是絕佳的例證：想要過上普通生活的年輕女性為瞭支付學費而不得不將身體出售給年長的男性，回過頭來卻還要再次遭到厭女文化的羞辱和謾罵。
《東京貧困女子》
[日]中村淳彥著傅栩譯
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8
官制窮忙族：非正式雇傭的擴大化
被視為下流的風俗小姐徘徊在貧困的邊緣，而以愛心和天使形象出現的女性照護者過得也好不到哪裡去。
厭倦於色情行業的黑暗後，中村一度將註意力轉移到世紀初時備受關註的看護行業。隨著人口的老齡化，日本社會的看護需求越來越大，而照護的本質也賦予瞭這項事業崇高感和意義感。本以為可以逃離醜惡的中村卻發現自己跨進瞭一個“至今為止從未見過的困窘之人的巢窟”。
進入超高齡社會後，日本看護行業一直存在人手不足問題，據估計，到2025年，這一缺口有可能擴大至100萬人。為應對此狀況，厚生勞動省於2009年啟動“重點工種雇傭創造事業”，計劃將失業人員轉換為看護人才，無償為失業者提供初級看護員資格職業培訓，有的地方還在培訓期間給予生活費用的補貼。但正如中村在大量現實案例中看到的，並非所有前往Hello-Work（日本免費介紹工作機會的公益機構）進行咨詢的人都適合看護工作，不加篩選地將迷茫的人們塞進看護業可能適得其反。他采訪過的一位原田女士就因原生傢庭問題而對高齡者抱有很強的反感，相關工作人員卻沒有發現這一點，隻是想著把她輸送進看護機構，完成失業者到看護勞動力的轉換，最後的結果是給多方造成瞭煩惱。
而真正造成看護行業混亂局面的，是比“重點工種雇傭創造事業”更早開始實施的另一項舉措。2000年，介護保險制正式實施。這項制度將本來由公共機關擔負的看護工作外包給瞭民間企業，且準入門檻非常低，一些與看護無關的微小企業，如拉面店、居酒屋等也加入進來，有的人甚至專門作假看護事務所以騙取補助金。昂貴的高檔看護所向外界傳遞出充滿希望和溫暖的氛圍，大部分中小機構的護工卻飽受低薪和過度勞動的折磨。而鑒於現實中女性失業情況更多，以及受傳統性別分工觀念影響，目前日本看護行業從業者有七成是女性，且還有更多面臨貧困問題的女性被引入到這一行業，這樣的就業很難幫助她們走出困境，經常出現的違法欠薪、職場霸凌反而激化瞭矛盾。中村總結道：“看護現場是一邊謳歌感恩之心，一邊泛濫著權力欺壓、性騷擾、虐待和黑色勞動。”一名女性護工稱，自己本來以為可以靠這個工作過安穩日子，但做夢也沒想到“護工的世界這麼危險”。
看護行業從業者的平均收入在日本全行業中排名墊底，而就在末位中也有高低之分：一名受正式雇傭的護工平均月工資約21萬日元，非正式雇傭者卻隻能拿到17萬日元，對生活有困難的人來說，差的這4萬日元很可能就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此外，非正式員工在職場上承擔著更多工作，又容易受霸凌，其福利待遇更不能與正式員工的相提並論。
《日本貧困女子》
[日]飯島裕子著呂靈芝譯
新星出版社2021-5
非正式雇傭關系對勞動者權益的擠壓，非獨在此行業中顯現。1985年，日本出臺《勞動者派遣法》，之後每次修訂時都會擴大適用范圍，大部分由女性擔任的行政崗位首當其沖，變為瞭派遣崗。2015年，新修訂版規定同一崗位可以無限期使用派遣工，法律正式認可瞭企業對勞動力“用後即棄”的做法。雖然安倍內閣在同年提出瞭“一億總活躍社會”（確保50年後日本人口保持在1億水平，並且所有人都能在傢庭、職場、地區積極活躍）目標促成瞭不少有利於女性就業的政策，但飯島認為，安倍新政的受益者隻有少部分的精英女性，底層的普通女性恐怕會因愈發無所禁忌的派遣法而陷入危機。畢竟日本的被雇傭者中有四成是非正式雇員，女性非正式雇傭者又占全體女性雇員的六成，情況不容樂觀。
官制窮忙族可能是非正式雇傭制度造成的最典型惡果。《勞動者派遣法》推進得最快的領域，恰恰是象征著穩定的公務員體系。小泉純一郎時代，日本地方自治體補助金被削減，相對應地，政府機構開始將一些職能外包，把原本由公職人員承擔的事務交給瞭非正式雇員，窗口接待員、圖書管理員、護工、保育士等主要由女性擔任的崗位一一被非正式化，看似做著體面工作的女性過著朝不保夕、沒有未來的生活。
“因為沒有錢，所以幾乎不會在外面吃飯、遊玩或購物，每天就是工作、傢務、學習，過著孤獨而單調的生活。本人雖然對缺少刺激的生活並無不滿，但明年、後年是否還能正常生活下去，一直是她心頭揮之不去的不安。”與谷村女士見面後，中村很快把握瞭這位官制窮忙族的大體狀況。37歲的谷村女士是東京一傢公營圖書館的圖書管理員，館內有八成員工和她一樣，屬於非正式工。盡管沒有正規編制，她卻十分熱愛這份工作，並為之投入瞭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可是到手的每月工資扣除房租後隻有8.3萬日元，相當於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的最低生活費。隨著合同到期時間將至，年紀又快到40歲，谷村女士擔心連這種生活都會保不住。“光是認真努力地工作，難道還不夠嗎？”她對中村說道。
采訪完谷村女士後，一種“令人作嘔的絕望感”襲擊瞭中村，看見這位勤懇的女性在瀕臨貧困的境地中掙紮，實在太過痛苦。中村不止一次地感嘆，為瞭意義感而投入公共事業的總是那些老實善良的女性，和她們比起來，倒是在網上征集幹爹的女性“看上去更幸福”，因為現有的體制說白瞭就是在用“被雇傭者的良心和善良本性”換錢。
尾聲：缺乏安全保障，行差踏錯一步便將陷入貧困
何為貧困？從大眾輿論到救助制度的設計，通常都會把“擁有什麼”和“沒有什麼”拿來作標準，例如日本有相關規定，屋子裡有智能手機就算不上貧困，有車的傢庭就不能領取救濟金，然而在現實中，這些看似不應為貧困者所有的物件可能首先是貧困人士從親友網絡那裡得到的資助，更可能是維持他們艱難生活的重要工具。
貧困在國際上有兩種衡量指標，一種是衣食住行無法得到基本保障的“絕對貧困”，一種則是將傢庭可支配收人按人頭分攤後，金額上不足全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一半的“相對貧困”。在日本這樣的國傢，一般會把後者當作貧困的標準。2007年，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調查顯示，在20-64歲的單身女性中，有32%的人處於貧困狀態，65歲以上的高齡女性和單親母子傢庭貧困率更高達50%以上。
代際貧困傳遞、低學歷、原生傢庭問題，這些的確是部分貧困女性的特征，但在中村的采訪中，也有出身中產、高學歷、能力強的女性墜入貧困。她們有的人在研究室工作，有的是高級外交官的妻子，怎麼看都不像是會和貧困打交道的人，隻是因為暫時離職照顧傢人、離婚，生活就發生瞭質的改變。飯島做完為期四年的采訪後感嘆，作為30歲以上的單身女性，自己“隻要走錯一步”，就可能陷入貧困。因為與財富關聯的人際關系遮蔽於傢庭之下，女性的潛在性貧困難以被察覺，在社會與市場上缺乏與男性對等的保障和機會，女性用以抵禦貧困的安全網絡更為脆弱。
參考資料：
《日本貧困女子》，飯島裕子，新星出版社，2021年
《東京貧困女子》，中村淳彥，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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