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法國“恐襲”，和言論自由有關嗎？
宋魯鄭
旅法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正在法國第二波新冠疫情失控，單日新增一舉突破三萬例，在全歐洲“奪冠”之時（法國總統馬克龍當天就在電視上鄭重聲明沒有失控），一起“恐怖襲擊”震動瞭法國。之所以震動，一是受害者是一位中學歷史老師，二是手段過於驚駭：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大街上直接砍頭。
案發現場，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其實早在9月25日，巴黎街頭就已經發生類似事件瞭：諷刺刊物《查理周刊》原辦公樓外，法國電視二臺下屬的新聞制作機構“前線”的兩名雇員遭砍傷。隨後內政部長達曼寧稱襲擊是“極端伊斯蘭恐怖行為”，但之所以沒有這次轟動，主要是兩人都隻受瞭輕傷。
嫌疑人采用如此手段當然是為瞭制造轟動效應，以把復仇或者恐嚇的效果最大化。說起來，雙方並不是有什麼個人過節，深仇大恨，而是完全在“公”的層面上不可調和的沖突：這位歷史老師在課堂上展示瞭針對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的漫畫。伊斯蘭是嚴禁聖像展示的。這種行為當然會被穆斯林認為是冒犯和褻瀆瞭自己的宗教信仰。
而法國主流社會包括這位歷史老師則認為這是言論自由。總統馬克龍的表態堪稱代表：“今天，我們的一位同胞因向學生講述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而被殺害。”“當恐怖分子襲擊一個教師，他想要打倒的是共和國”。馬克龍隨後宣佈將為他舉行國葬！
把一起事件政治化、道德化並非法國一國，整個西方概莫如此。在我看來，這起事件和言論自由沒有任何關系。假如同一位老師，在教室裡展示的不是穆罕默德的漫畫，而是反猶或者否定納粹集中營的內容，不但不會有人以言論自由為他辯護，他還會丟掉工作，被起訴，然後判刑入獄。
就在這起事件發生之前三周左右，一位學者Herve Ryssen就應發表種族歧視和反猶太人的觀點而被判刑入獄（司法部門沒有具體透漏他到底說瞭什麼，但指責以色列侵略巴基斯坦和敘利亞領土，批評以色列非法建立定居點應該是正義的吧。但美國就以這樣的理由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說起來，在任何國傢，一個人如果發表和本國主流價值觀不符的觀點，都會是這樣的下場。但非常蹊蹺的是，這位學者被判刑幾乎沒有任何媒體報道，以致於幾乎無人知道！在當下信息爆炸的時代，要想掩蓋一件事，隻要不炒就可以瞭。在不起眼的地方報一下，追究起來還可以振振有詞地說並沒有封鎖消息。
法國社會之所以如此低調處理，原因也很簡單。
一是不管法國有多少理由，但無法否認因言獲罪的本質。Herve Ryssen並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實踐他的觀點。
二是法國號稱人權大國，甚至喜歡充當人權教師爺，發生這樣的事，不僅是不光彩的事，也會傷到軟實力。
三是不希望成為它國攻擊的把柄。比如法國經常批評的國傢就有可能反擊它是雙重標準。
還有美國這樣的人權教師爺，也會說三道四。比如有一位法國歷史學者通過研究而質疑二戰納粹的集中營，就被判刑。當時美國就批評說評判對錯是歷史專傢們的事，不是政府的責任。
不同的處理結果可以說明一個現象：在法國有的群體根本不需要訴諸暴力就能達到目的。但穆斯林要想通過法律程序來捍衛自己的信仰，則一定會遇到言論自由的理由而敗訴。2015年針對《查理周刊》的恐怖襲擊發生之前，法國溫和派穆斯林團體也曾希望通過法律手段維權，最後失敗。結果就是極端恐怖主義登臺。這一次悲劇發生前，也有一個女生的傢長去學校面見校長，要求撤銷被害老師的教職。
法國的這種言論自由，早在《查理周刊》悲劇事件發生時我就鮮明地表示不贊同，並在文章裡直率地表示，幸好中國沒有這樣的新聞自由。沒想到的是，我這一篇發在國內的文章，第二天就被法國主流媒體引用。顯然，這種政治不正確的話他們不敢說，就隻好借我的話澆他們的塊壘。
以我在法國生活二十年的觀察，這起悲劇至少有五點非常重要。
一是表現瞭法國的雙重標準。不僅僅是對言論自由的雙重標準，也是對不同族群、不同文明的雙重標準。不同的文明之間，最重要的是相互尊重。特別是要包容不同之處。不能以自己的標準要求對方。比如不能因為法國人都吃牛肉，就要求印度人也必須吃。
放到這起事件，不能因為基督教可以展示耶穌的像，就可以破壞伊斯蘭教傳統的畫像禁令。更何況，直到12、13世紀，天主教才毫無保留地接受瞭畫像。自己有過這個過程，怎麼就不能理解別人呢？
就是法國自己認為的事件核心“言論自由”，不同的國傢標準也有差異。在美國，企業的政治獻金是言論自由，不能限制。但在法國則是嚴禁。歐洲經常刊登冒犯伊斯蘭教的漫畫，但美國和澳大利亞就禁止刊登《查理周刊》的漫畫。
二是這種不對等顯示瞭法國嚴重而尖銳的族群問題。法國既是歐洲最大的猶太人聚集地，也有著歐洲最大的穆斯林社會。猶大人在法國地位崇高，與主流價值觀也基本一致，在法國的政治和經濟界起著重要的作用，比如前總統薩科奇就有猶太人血統。第五共和最年輕的總理、現在仍然擔任憲法委員會主席的法比尤斯就是猶太人。其他教育界、媒體界甚至哲學界都有相當多的代表人物。
但穆斯林群體的經濟狀況普遍明顯差於法國社會平均水平，它的宗教信仰和價值觀也無法同化（他們高舉信仰自由的大旗，法國也無可奈何）。殺害歷史老師的嫌犯是在法國成長起來的，隻有2歲時回到過車臣一次。可見法國的教育根本沒有作用。
更令法國社會心驚的是，由於穆斯林群體出生率高，一代代幾乎是指數級增長。在可預測的未來，法國的種族結構必然發生質的變化。在這種擔憂之下，法國某些精英就以言論自由為擋箭牌，把矛頭對準瞭這個群體。因此雙方的矛盾日益激化。這一次，中學歷史老師的遭遇就是這種難以化解的矛盾的體現。
相應的，這也是為什麼極右能夠成為法國第一大政黨，如果不是選舉辦法的限制——假如采用臺灣地區這種一輪決勝負的選舉方式，極右早就從中央到地方全面執政瞭。
這次悲劇發生後，極右翼領袖瑪麗-勒龐立即高調表示：“伊斯蘭在向我們宣戰！一名老師在課堂上展示默罕默德漫畫就被斬首，我們還是在法國嗎？難道要承受這種野蠻行徑嗎？我們應該用武力把他驅逐出境。”這對於處於憤怒和恐懼之中的法國人來講該會有多麼巨大的吸引力。
第三，則是價值觀與現實脫離甚至對立的危機。西方自冷戰後，政治正確日益盛行。客觀而言，政治正確有其進步意義和合理性。也有助於捍衛西方價值觀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但如果把它極端化，不顧現實，就走到真理的反面瞭。
這一次歷史老師被害，難道就不能把它視為不同族群之間的一種沖突，在法律框架上來解決，把它當成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嗎？不同族群之間的沖突本就難以完全避免啊。
可政府和媒體上來就升級到言論自由和恐怖襲擊的層面上瞭，一下就堵死瞭任何妥協的可能性。言論自由是神聖的，必須捍衛。恐怖主義是邪惡的，必須反對。完全忽視瞭事件的起因和未來的解決之道。
對於穆斯林社區，他們能接受這種定性嗎？這不就是把七百多萬占法國人口十分之一多的穆斯林群體推向瞭對立面嗎？至於法國主流社會，一方面更覺得自己站在道德高地，另一方面對行兇者的群體又會怎麼有好感呢？這種做法是激化瞭矛盾還是緩和瞭沖突？
從化解矛盾的角度，其實還有一種處理方式。法國既然能以低調的方式處理Herve Ryssen的因言獲罪，以低調的方式處理中國抗擊疫情的成功，以低調的方式處理前衛生部長爆料今年1月就向總統和總理發出疫情警報（第二天該消息就完全從法國媒體上消失瞭），為什麼就不能低調處理這起種族之間的沖突呢？
實際操作則完全相反，媒體連續24小時不間斷熱炒。按照計劃，10月17日也就是事件發生的第二天開始宵禁，兩千多萬人晚上九點以後不得外出。這樣重大的事件，在晚上9點開始實施時，媒體也都沒有任何關註，完全把焦點放到這起事件上。
當年查理周刊遇襲時，我在文章裡曾發出這樣的質疑：這種新聞自由在法國和在世界上是緩和還是激化瞭法國以及整個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是減少還是增加瞭雙方的對立與仇恨？是增強還是進一步破壞瞭法國的族群融合？是縮小還是擴大瞭極端伊斯蘭勢力的影響？是助長還是遏制瞭極右勢力？
當時我還預測，等社會平靜下來後，法國政府會想辦法限制這種自由的。顯然，我的預測完全錯瞭，高估瞭法國的政治精英。這麼多年過去瞭，法國沒有任何反思和改變，悲劇也就自然一而再地上演。2016年我去臺灣觀摩選舉，臺灣朋友非常不解地問：為什麼法國和歐洲要如此頻繁地冒犯伊斯蘭社會，難道還嫌它們自己的麻煩不夠多嗎？我則十分無語。
法國這種類似的錯誤還有很多。很典型的就是這次疫情。當中國出現疫情時，就上綱上線，非要拉到制度層面。對中國的成功應對辦法也斥貶為專制。結果沒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病毒毫不客氣地在歐美恣意縱橫馳騁。這一方面令西方難以自圓其說，另一方面更阻止瞭它們有效采用中國已經被實踐證明成功有效的辦法。最終導致瞭空前的人道災難。
第四，法國社會喪失瞭反思能力。以恐怖襲擊形式出現的不同種族之間的沖突在法國幾乎都成為常態——近年來已經造成250多人死亡。很奇怪的是，法國主流社會並不想辦法從根源上避免這樣的沖突發生。這一次在疫情背景下，巴黎連續發生恐怖主義色彩的襲擊行動，導火索又是《查理周刊》再度刊發瞭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
自從21世紀法國發生多起恐怖襲擊悲劇之後，法國社會和穆斯林社區的矛盾和敵意達到空前的程度。從常理上講，如何化解和降溫甚至改善才是社會各界的共識。比如謹言慎行，不刺激任何一方，同時通過培訓提升他們謀生的技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減少和主流社會的貧富差距。但以《查理周刊》為例，法國社會仍然是以挑釁的方式來面對。事件發生之後，政府也仍然站在價值觀高地和甩出恐怖主義帽子來應對。
我真就是奇瞭怪瞭，西方對世界和自己，總是用價值觀來解讀，而不是從解決問題、化解問題的角度出發。
這一次疫情，歐美的表現別說比不瞭中國，連落後的非洲都不如。可是我看不到歐美的反思。相反倒是民主高帽亂飛，充斥對中國的否定，意圖甩鍋。後來法國出版瞭《疫情2020》，算是有瞭一定的反思。比如書中專章提到疫情下民主的教訓。而這個教訓竟然隻是：“在疫情下保持民主原則的同時還要做到效率！”。甚至還認為這次應對疫情，民主討論得還不夠！
這一次西方疫情的表現，可不僅僅隻是一個效率問題。如果西方面對的是未知病毒，或許還說的過去，可是在有中國爭取的一個多月寶貴時間的情況下，還隻是反思到效率，可實在是令人齒冷瞭。這個反思都遠不如中國的自由派人士。
比如清華某位教授就認為：西方國傢這種體制本就賦權有限，進入戰時狀態的程序性條件苛刻，倘若遇到“川建囯”式領導及其極化黨爭，心有旁騖、懈怠疏忽卻又自以為是，則“立憲民主”體制優勢盡失，情形勢必一塌糊塗。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一個大國的最大危險莫過於被一群政治上毫無教養的市儈所領導”。
而且他還難能可貴地看到西方內在的種族主義：“實際上整個歐美此番預警不足，初期懈怠失措，多少反映瞭此為‘黃種人問題’這一隱秘內心的文明論默認。”
在他看來，西方這種體制本就缺乏效率、政治極端化，而且這個體制又產生瞭不適任的領導人，還有深入骨髓的種族偏見，被病毒打敗自然是再正常不過瞭。
第五，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傢的內政往往有國際性的外溢效應。很多次，歐美針對伊斯蘭文明的做法引發全世界穆斯林國傢的抗議。比如歐洲的漫畫事件、英國作傢拉什迪的作品，以及美國對穆斯林囚犯的虐待、禁止一些穆斯林國傢的國民入境等。
法國處理不好自己內部的族群問題，自然也難以處理好和全球擁有幾十億人的伊斯蘭國傢的關系。
前文說瞭，嫌犯祖籍車臣，車臣總統是這樣回應的：“法國不要招惹穆斯林，穆斯林有自己的宗教，誰也不能剝奪他們的宗教。”
這裡我倒是要質疑一下法國（以及西方）。它們時不時對中國的新疆事務指手劃腳，可是為什麼全球伊斯蘭國傢絕大多數都認可中國的做法。相反全球伊斯蘭國傢倒是經常憤而起來抗議西方！如果說是因為中國能夠帶來經濟利益而影響瞭這些伊斯蘭國傢，可是西方整體的經濟實力遠超過中國啊，影響的能力更大啊。可為什麼它們都屢屢起來抗議呢？難道西方認為冒犯先知的事情是可以用錢擺平的嗎？我曾說中國沒有資格批評空客不好，美國沒有資格批評中國的高鐵不好。那麼西方有資格對中國的新疆事務指手劃腳嗎？
這次事件嫌疑人來自車臣，而且是以難民身份受到法國的庇護。當年俄羅斯對車臣分離主義采取軍事行動，法國不但反對，還會見所謂車臣流亡政府的總理。現在法國有些政治人物對中國新疆事務指手劃腳，難道就不怕類似的事件上演嗎？
我可以再舉兩個例子：今年6月，法國東部城市第戎的車臣移民和北非移民群體之間連續多日爆發大型沖突，警方一度束手無策。7月18日，法國南特宗教歷史建築瑰寶——著名的聖彼得與聖保羅大教堂，被一位來自非洲的難民縱火嚴重損毀。
這五點有一個共性，就是缺乏事實求是，以主觀理論和理念代替客觀事實。如此下來，法國乃至西方可有未來啊？
最後，關於媒體在社會中的角色和功能，我還想再多說幾句。法國第二波疫情嚴重爆發後，新增已經升至歐洲第一、全球第三，和國內的朋友聊起來，竟然多數都不知道。這在互聯網時代，簡單是不可思議的事。法國也是一個大國，這樣嚴重的事竟然民眾普遍不知道。
說來有趣，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傢爆發第二波時，中國則加速復蘇，社會日趨正常。十一國慶節6億多人出遊真是全球獨一無二。可是法國的媒體根本看不到這樣的景象。這和中國爆發疫情時，空前規模的報道對比實在是太過懸殊。
說到這裡，大傢可能就明白我要說什麼瞭。法國媒體知道如何講壞他國的故事，也知道怎樣不講他國的好故事。當然它們更知道如何講好自己的故事——無論好壞。而中國相當多的媒體則完全相反：既講不好自己的故事——無論好壞，也講不瞭競爭對手的壞故事，更不會用西方的話語講好自己的故事和批評西方。比如中國迅速遏制疫情，拯救瞭絕大多數國人的生命和健康，這是保護人權多麼偉大的成就。西方的表現則造成瞭大量的人權災難——如果人的健康和生命還不屬於人權的話，什麼還屬於人權？
看來，人權保護得好，也需要怕巷子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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