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大選前夕確診新冠,不隻是歷史的玩笑
就在中國建國71周年國慶結束的第二天,全球進入新冠劇本以來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瞭,在剛上演瞭美國史上最混亂的一次總統競選辯論後,特朗普又一次吸引瞭全球的目光——就在今天下午,他在推特上表示他和第一夫人都感染瞭新冠病毒。
美國大選歷史上有個“十月驚奇”的說法,即在大選年的十月份有可能出現一些影響選情的突發事件。沒想到今年的十月驚奇來的這麼早這麼猛,歷史在特定的時間譜寫下最戲劇性的韻腳,讓任何美劇中的轉折都黯然失色。
吃瓜過後,網友們普遍最關心的是特朗普確診會對選舉產生何種影響。有不少開玩笑的說法認為這也是特朗普的選舉策略,通過迅速治愈向輿論證實自己確實最懂新冠,更有人認為拜登身體不如特朗普,特朗普這波其實是為瞭傳染給拜登。
玩笑歸玩笑,特朗普確診對競選影響到底如何,首先還要看他的病情是否嚴重。就如同我們這幾年多次分析的那樣,美國內部撕裂局勢已成,無論是特朗普連任還是拜登當選,美國都在瓦解和內戰的道路上越崩越遠。無論誰讓臺都無法扭轉這個趨勢。今天我們把這幾年分析過的美國那些核心問題做一下梳理。
誰是美國人
在亨廷頓的《誰是美國人》中論述到,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多樣性的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開始在美國精英人士群體中大行其道,美國移民同化的進程開始衰退直至停止,不同族裔,國籍的移民不再隻對美國保持忠誠,精英階層更重視自己的全球身份,那些曾經使美國人保持愛國和國族身份認同的價值觀,盎格魯——新教的文化和傳統被拋棄,美國認同由此被撕裂。
亨廷頓認為左翼的普世主義和右翼的帝國主義都並非美國未來的道路,以盎格魯——新教價值觀為核心重建美國人的民族和國傢認同,並將其稱為美國作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義領導者的地位的源泉。
亨廷頓的擔憂毫無疑問變成瞭現實。在特朗普上臺前夕,美國社會已經廣泛處於撕裂狀態,從美國興起進步主義和多元化開始,保守群體的代表紅脖子們推崇的開疆拓土和政治現實主義等美國精神就已經被逐漸取代。然而,進步主義和多元化敘事構造的現代美國與美國建國史並沒有多強的關聯,更多的是在過長的和平時期及泛濫的消費主義文化背景下,由現代傳媒主導構成種種代表性輿論話題也幾乎都是價值觀之爭,比如平權問題,種族問題,政治正確等等,而這些議題隻能爭論,沒有任何政治落地化的可能。
這使得美國公民對政治治理的參與變成瞭政治姿態表演,同時使得保守主義在在意的傳統問題變得沒人關心。傳統的美國被移民共同體所取代,顯然新的移民來美國是為瞭尋求新的優質生活和可以融入的社會,而並不是要替紅脖子們傳承美國那套尚武拓殖的精神。移民共同體奉行的價值觀,就是標準的中產階級文化價值觀。
然而美國社會中全是中產嗎?顯然不是,比如美國種族問題的實質就是階級問題,黑人群體因為各種原因在犯罪文化濃厚的社區浸染,傢庭狀況很難保證,社區水平無法提供足夠良好的社區教育供他們選擇,以至於在本來階級流動性不高的美國,絕大部分人甚至連有一點改變自己命運希望的教育資源都拿不到,這各種元素使得黑人群體的階級提升緩慢,社區文化繼續惡性循環,社群傢庭出身水平無法再生產,繼續從事低收入工作無法得到教育投資。
然而美國左翼主導塑造的政治正確化語體系,隻是在公共文化層面給少數群體進行一系列話語找補,這實際不解決任何問題,所以我們看到在2020年,由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動亂,和以前發生的那些黑人動亂一樣,並且還將繼續下去。當然我們也知道,階級問題不止針對黑人群體,那些傳統行業白人勞工,生存在南方州都市區外圍的紅脖子,鐵銹帶工人們在特朗普上臺以前甚至長期不被主流文化當條命,難以進入輿論視野。
階級之外,美國傳統保守主義人群也要在美國族裔構成發生徹底性改變前進行最後的反撲。在16年選舉後的投票收入調查反映出,特朗普的支持者們從鐵銹帶底層工人到中間一點的原保守主義精英都有,他們的共同期望是對於民主黨現秩序求變。在主流政治選項之外,他們也有自己的操作。這幾年白右(相對白左)越發保守化極端化也是一個大趨勢,17年圍繞南北戰爭時期李將軍像被毀而引發的一系列沖突就是一次爆發。
南北方的白人共同構建瞭通過升華以李將軍為首的邦聯白人軍人形象的輿論導向。南方的所謂“失敗的偉業”(Lost Cause)敘事被造瞭出來,內戰記憶被抽象提取出來成瞭一系列符號,本身在歷史學界定位比較中立的羅伯特李被重塑。也成瞭這夥人建立松散共同體的符號。
如今,作為移民社會轉型的美國,社會機器最大的問題是它不能回答——美國到底是什麼,與其說美國社會在撕裂,極端勢力在滋生,還不如說,美國自己的社會邊界在徹底消融(從有公民民族主義國傢變成多元且松散共同認同的政治組織),美國各個部分如同從漂移分離出去的各個大陸,似乎再也不會回頭,而象征白右的那塊大陸愈發封閉且發生極端的地質運動。
建制的衰落
美國政壇目前愈發嚴重的政治梯隊斷層,,老人主導政治的現象今年尤為註目。兩位競選者皆已年愈七十,其他兩黨內大佬也多已是耄耋之齡,如佩洛希已經八十歲。除兩黨政治結構和人才選拔問題外,政治老人化也凸顯美國政壇建制派力量的衰落。
美國政府存在廣泛的企業化現象。旋轉門中,遊說公司,政府合同承包商,NGO和咨詢公司的人員互通以及互相補充。信息技術服務公司構建的行政服務和風險的技術平臺。這使得美國政府治理變成瞭純粹的公共品提供方,復雜的公共治理細節又使得大量中間機構的產生,咨詢公司的專傢和建制派政客成瞭政治決策的代行人。
比如,美國食品公共政策上著名的“食物荒漠”問題,大量中西部州由於市場結構由全國性零售商統合,農業依據零售業進行產業化規制,這使得農夫市場成瞭一種城市中產才能享有的東西,大量低階級聚集的社區周圍甚至買不到非食品工業的新鮮食物(即使沃爾瑪這種郊區選址的零售連鎖,也遠離這些社區),大量人的靠漢堡,高脂的熟食之類的東西度日,所謂“吃不到真正的食物”,導致肥胖率飆升。
於是,美國無論左右都廣泛產生瞭對於建制派的反抗。所以特朗普這種路易波拿巴式人物才會被莫名被鐵銹帶視作救贖者。同樣的還有前年美國很火的民主黨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通過Facebook籌款的政治素人,幹掉瞭民主黨建制派超級大佬,總統候選人儲備之一的克勞利也是一個例子。精英政治代行人這個階級已經開始被左中右逐漸拋棄。民粹裹挾保守政治團體上位,導致歐美主要國傢紛紛右轉現象已然是一個日益普遍的現實,這種現象對於由移民文化主導的,缺乏認同的當代美國來說,更為無解。
美國例外論的終結
很長時間以來,面對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美國,很多人都曾相信美國是最例外,最特殊的那一個,天命昭昭,對於美國人來說,這種例外認同可以等同於於一種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從聯邦黨人文集開始,美國精英的自我神聖化就與美國這場建國實驗捆綁瞭起來。
“通過他們(聯邦黨人)的行動和示范決定瞭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即人類社會是否真的能夠通過反思和抉擇建立良好的政府,抑或註定要在自己的政治體制方面聽任機遇和強大的力量?”顯然聯邦黨人的自我神聖化漂亮的回答瞭這一話題。這也是不管在美國還是中國,都有很多人傢美國建國先賢不斷拔高吹捧的緣由之一。這種構建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之後達到瞭頂峰。
如果你和美國人交流過就知道,美國人無論什麼政治立場,都很喜歡強調用自己個體的常識來推廣應用到全世界上,自由派能用民主神話和政治正確價值來解釋全世界,保守派可能除瞭自己一畝三分地其他壓根不關心。
趙汀陽吐槽過這種“美式天下”(Pax Americanna)觀,把觀點總結一下:
1.極端相信一個無外的,無排他性的的世界,那麼治理這種世界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而美國的這套認同及建立的這套制度,在美國人那裡被視作一種“世界憲法”。
2.但他又必須堅持美國的“個別性”(parochialism),即美國的特殊性,並且要求從美國治理的基礎上去建立所謂的“和平”。
3.這種例外論其實是一種個體主義(可以理解為價值觀缺位,於是想辦法給給自己缺位的自我價值觀做填充),本質上是一種自我利益的保存。
這種認知模式看起來互相矛盾,美國利益優先是美國一種奉行的原則,然而他又覺得自己是世界城邦的主體。這種看起來好笑的模式成瞭美國的“世界”想象。正如同羅斯福關於“新秩序”演講一樣,這種新秩序是把美國自己作為民主和世界治理的主體。
然而,如我們上面分析的那樣,如今的美國,“美國”意義被重構瞭,“公民”的結構變遷瞭,“宗教”的承載階級被拋棄瞭。於是,“我們是誰?”就是美國人必須重新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答案對內要去適應不斷變遷的移民人口結構,而不是想去恢復美國信念;對外要適應無法支撐的民主共識(威爾遜主義+羅斯福主義+冷戰思維)體系,轉向尋求多方共治的局面。然而,這四年來美國在做什麼?
當特朗普的流氓帝國主義遇到新冠
羅伯特卡根曾經把特朗普上臺之後的對外邏輯概括成Rogue Superpower(流氓超級大國,出自《特朗普的美國不在乎》,新華社還轉載瞭)。在他的分析模式中,從冷戰開始美國在整個西方關系中核心的美歐關系裡扮演著利維坦一樣的角色——它是一個西方世界的合理霸權。
在歐洲黃金三十年結束之前,北約的軍事聯動和美國核心的盟友體系是歐洲依賴的保護傘。而美國本身的采取的幹涉主義措施,在這一個階段的歐洲是有合理性的,也是受歐洲人歡迎的。特朗普的流氓帝國主義將美國帶向何處?
經過80-90年代短暫的帝國輝煌以後,進入後冷戰時代,美國單邊主義架構的合法性開始崩解,美國作為主權機器的利益和全球治理主體的利益愈發不一致,而且使得作為主權機器的美國背上瞭龐大的成本。而從奧巴馬開始,實際上美國應對自己的衰退,從伊拉克脫身,或者是亞太再平衡從存在到介入的退縮,都預示著美國本身政策矛盾在衰退大背景下的戰略收縮。
普世主義作為一種觀念輸出和認同,在世界范圍內持續推廣是保障西方世界領先地位的基礎。但是到今天,美國作為維護者越來越無力去提供承諾和保障。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實質就是美國已經無力支持再平衡和介入形成全球治理網絡,並且默認瞭這套體系的利益主體和作為主權機器的美國完全不一致,即:其他盟友(尤其是歐洲人)在占美國便宜,並且沒有付錢。
於是特朗普必然會選擇戰略收縮,無非是收縮的方式吃相太難看。流氓超級大國政策的本身是既不孤立主義,也不全球主義,對全球權力有限掌握,全球責任一概不接。
說白瞭,流氓帝國主義已經把中左和新制度主義者建立的美國全球治理體系和戰略空間,包括自由市場承諾,盟友間的國傢信譽以及全球多邊議事體系這個在新制度主義者看來是美國影響力的核心,當做瞭完全沒有意義和價值的政治遺產。
那麼實際上特朗普在做的事情,從表面上是耍流氓找人要錢,實質上是類似於公司對於不良資產的“出清”,大約是美國治下的所謂“自由秩序”西方已經讓美國不堪重負,特朗普本質是把這個國傢信譽出清。
然後出清並不是完全拋售,那就是靠著主權機器的美國作為締約主體來重新通過主權機器和主權機器之間的雙邊協定來替代多邊協調體系。特朗普是在用商人的邏輯處理美國國傢信譽這個東西。所以凡是新制度主義者認為能夠構建美國國際信譽和可信承諾的所有多邊框架,在特朗普看來幾乎都是可以被賤賣的。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發,大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操作下,大大加速瞭國傢信譽清出這個過程,及至於今天特朗普確診新聞出現,這種清出又達到瞭一個高點。
如今美國政治極化,反建制的公民行動主義對主流政治的反制,甚至主流政治在主動和公共政治融合。
共和黨面臨著取悅白右受眾而導致的越來越保守的立場,而在公共輿論上被打成道德反面教材的困境。
民主黨面臨著青年左派的激進化和行動主義政治使得青年反建制偶像脫穎而出,越來越激進化,比如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Julia Salazar。在民主黨激進小將(桑德斯的追隨者們)看來,建制派這夥人從來沒住過自己代表的選區,和保守陣營其實沒太多分別。民主黨最後仍然推出拜登作為候選人,實際上早已喪失瞭年青一代選民的人心,而他仍能維持較高的支持率隻因為他的對面是特朗普。
美國在後冷戰的歷史進程中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到底應該是誰,同樣,對於“我們到底是誰”這個問題,美國社會中的個體可能也越來越難以回答。而兩黨無論誰上臺,在處理與中國的根本矛盾問題上可能也隻有早和晚的區別。而兩黨之間,就像我們前幾天的文章《美國制度在共識的崩潰中走向黃昏 》分析的那樣,如今隻剩極端化與互相污名化。
看完今天的文章,相信對於這場選舉能改變多少問題,讀者們心裡也會有自己的答案。無誰最終誰當選,都隻會是下一場歷史進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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