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謠新疆強迫勞動, H&M是不是忘瞭在柬埔寨的血汗工廠
[編譯/觀察者網 李煥宇]一邊順著歐美謠言污蔑新疆,一邊又想賺中國人的錢,本周,瑞典H&M(海恩斯莫裡斯)集團的醜惡嘴臉著實惡心瞭中國人一把。
但是,如果說歐美政客污蔑新疆是政治上打壓中國的“常規操作”,一傢賣服裝的,而且中國市場占比還不小的瑞典商傢這麼急著摻合到政治議題裡又是圖個啥呢?
查詢瞭H&M的歷史記錄後發現,原來像它這樣享受著服裝利潤大頭的品牌並沒有安於賺錢,柬埔寨、越南這樣的服裝代工大國都曾遭到他們的政治施壓。
更令人諷刺的是,這次試圖給自己立“關愛勞工權益”人設的H&M,自己卻是剝削勞工的好手,從2014年到現在,關於H&M這樣的大廠壓榨服裝工人的報道從來就沒有斷過。
借口環保,H&M施壓柬埔寨、越南
東南亞國傢柬埔寨是不少時尚大牌的生產地,服裝業不僅撐起瞭該國最多的就業人口(80萬),同時也是創收的支柱。據《高棉時報》報道,2019年,柬埔寨服裝出口占該國總出口的56.67%,第二名紡織品隻占瞭8.91%。
該國有50多傢工廠生產H&M的服裝,然而這些工人和工廠主怎麼也想不到,他們的未來會因為環保議題變得撲朔迷離。
起因是2019年的一場大停電。由於柬埔寨過半電力供應依賴水電,因此供電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據總部設在英國的非營利組織“中外對話”2020年報道,大停電發生後,為確保電力供應,柬埔寨決定大力發展火電。
全球綠色發展署柬埔寨能源專傢佈拉德·阿伯特(Bradley Abbott)預測,等到2030年,柬埔寨電力結構中化石燃料占比將達到75%。
結果,外國服裝品牌們這時候坐不住瞭。2020年8月11日,H&M、阿迪達斯、彪馬和耐克等在柬埔寨擁有主要生產基地的全球服裝公司致信政府,呼籲他們投資可再生能源,並遠離燃煤發電。
他們勸柬埔寨:“避免把錢浪費在昂貴且很快就要過時的技術上,要向我們所代表的行業以及類似行業發出信號,表明柬埔寨有明確的長期願景,留住並發展工業部門,從而更好地滿足未來的需求。”
除瞭這封信,路透社在同年12月18日報道稱,H&M表示,出於對“關稅、勞工權利和環境的憂慮,尤其是考慮到該國在煤炭方面的巨額投資,在柬埔寨的采購工作問題多多。H&M柬埔寨區經理稱:“繼續將煤炭當作未來可用能源的國傢其投資吸引力可能要減弱。”
柬埔寨的鄰國越南也遇到瞭類似的狀況。
據《日本經濟新聞》2020年12月9日報道,包括H&M和耐克在內的時尚品牌向越南政府施壓,要求其推進可再生能源采購計劃。
這次向越南總理阮春福施壓的品牌有29個,他們敦促政府引入直接購電協議(DPPA),從而使這些企業可以跳出越南國傢電網的限制,直接向私人電力廠商購買清潔能源。
他們宣稱:“如果沒有DPPA,越南趨於平穩的可再生能源發展速度無法滿足越南工業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
H&M等品牌想方設法借清潔能源之名限制柬埔寨、越南這些發展中國傢的碳排放,可實際上,這些國傢的碳排數據遠遠沒法和歐美發達國傢——H&M等品牌的所在地和主要市場相比。
根據第三方網站“全球碳圖集”的數據,2019年,柬埔寨的碳排放總量是1600萬噸,人均排放量1噸;越南總排放量2.48億噸,人均排放2.6噸;H&M母國瑞典總排放量4300萬噸,人均排放4.3噸;H&M最大市場德國總排放量7億噸,人均排放8.4噸。
H&M在柬埔寨的血汗工廠
讓我們再把眼光拉回到H&M的那份聲明,它宣稱集團關註到新疆存在“強迫勞動”,所以“我們產品所需要的棉花將不再從那裡獲得”。
如果隻看聲明內容,H&M仿佛是一傢非常關註自己整套供應鏈內所有勞工待遇的良心企業。
那真相呢?
眾所周知,服裝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為瞭壓低成本,服裝巨頭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工廠搬到勞動力價格便宜的地方,那些代工廠的條件和收入完全沒有辦法跟享受著利潤大頭的品牌方相比。
2014、2016兩年,挪威節目“血汗工廠” (Sweatshop)派出瞭幾位瑞典時尚博主對H&M的柬埔寨代工廠進行瞭實地探訪,裡面惡劣的工作條件令瑞典女孩們震驚,她們住不起體面的住所,也弄不到足夠的醫療和教育保障,甚至是食物,她們的工資很難維持生活。
博主們感嘆,在挪威人想著如何去實現自身夢想的時候,這些工人們卻隻能想著怎麼活下去。
實際上,關於H&M等時尚巨頭的代工廠侵害勞工權利的報道從來就沒停過。
英國廣播公司(BBC)2015年援引“人權觀察”的報道稱,為瑪莎百貨、Gap、H&M、阿迪達斯和阿瑪尼供貨的柬埔寨服裝廠涉嫌虐待勞工,他們利用短期合同阻止工人維權,還強迫加班、歧視孕婦,一些大的供貨商往往會把工作分包給小廠,後者往往會雇傭臨時工,從而讓工人維權變得更加困難。
2016年,英國零售專業媒體《零售報》(Retal Gazette)援引柬埔寨勞工與人權聯盟中心(Centre for Alliance of labour & Human Rights)的報告稱,H&M在柬埔寨的三傢“白金供應商”和一傢“黃金供應商”都有侵權行為,工人們遲到幾分鐘就要被減薪,上廁所也受限制,病假嚴重不足,甚至還會在車間內暈倒。
盡管H&M曾在2013年發佈瞭一項支持公平生活工資的戰略,但“白金供應商”支付的工資仍低於行業中位數,“黃金供應商”給出的工資也要低於基本生活工資。
2018年,路透社援引一民間社會團體“潔凈服裝運動”( Clean Clothes Campaign;CCC)的調查結果稱,由於H&M未能兌現其“公平生活工資”的承諾,許多員工不得不靠加班來“維持生存”。
該團體采訪瞭H&M在保加利亞、土耳其、印度、柬埔寨的6傢供應商,發現這些工人裡沒有人的工資能夠滿足其傢庭的基本需求,許多人超時工作卻無法得到適當的報酬,另一些人隻有在超時工作的情況下才能拿到最低工資,如果按照聯合國的定義,這屬於強迫勞動。
具體而言,柬埔寨工人的收入還不到預計基本生活工資的一半,而在印度和土耳其,這一占比還要下降到三分之一。
H&M對此的解釋是:所謂生活工資沒有統一標準。工資水平應該由勞動力市場上的各方通過雇主和工人代表之間的公平談判來確定和設定,而不是由西方品牌方。”
在路透社同年的另一份報道中,H&M的全球生產部負責人大衛·薩曼(David Savman)更是理直氣壯地稱:“在工會和制造商就工資數字達成一致之前,我們不知道什麼是公平的生活工資。”
接著他又把工資問題甩鍋給當地政府稱,希望工人能坐在談判桌前,與工廠老板面對面談,不受政府的影響,因為政府的利益通常在於保持低工資。
這種情況在疫情期間更是變本加厲。據時尚產業權威媒體WWD今年3月12日援引CCC的調查稱,疫情期間,主要服裝品牌們取消瞭約400億美元的服裝訂單,直接讓工人們做瞭白工。
結果就是,去年3-5月,大量為國際服裝品牌打工的工人們處於欠薪狀態,金額有30-50億之多。涉及的品牌包括H&M、nike、Levis等。
調查指出,這些大牌們通過把生產外包給好幾傢同時為多個品牌服務的工廠,通常可以逃避為工資付薪的責任,因為從細節上看,這些工人並不是為那些大牌工作的。
從事勞工維權運動的賽琳(Elizabeth L. Cline)表示,包括nike、H&M、Gap、阿迪達斯在內的許多品牌都在他們和海外代工廠的合同裡詳細寫明瞭這種情況,這讓他們可以隨時取消訂單,“盜竊”工人們的工資。
一名積極從事勞工維權的人士表示:“時尚品牌的商業模式和全球供應鏈是建立在極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上的,這種不平等導致瞭服裝工人貧困的工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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