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脫離人生正軌: 日本年輕人自殺率走高背後
20歲的木村和雄是一名自殺未遂者，今年6月的一個悶熱午後，他獨自在傢服下60片鎮靜類藥物羥嗪。“30片之後就有強烈的眩暈感襲來，繼續吞下剩餘30片時，呼吸越來越困難。”
木村說，他永遠也忘不掉那個生死彷徨的時刻，“服藥後幾近窒息的感覺真的非常痛苦，我自己撥打瞭救護車電話，看到醫護人員趕到現場，就失去瞭意識。“
經過搶救，他幸運地活瞭下來。而演員三浦春馬、竹內結子，以及數千感到絕望的日本人在近幾個月結束瞭自己的生命。今年7月起，日本自殺率連續4個月超出去年同期，年輕自殺者明顯增加。
令和2年版《自殺對策白皮書》顯示，2019年日本自殺者超2萬人，呈現下降趨勢，但10歲至19歲人群中，自殺人數為659人，自殺率達到3.1（註：自殺率＝每10萬人中自殺的人數），逆勢增長。15歲至39歲人群去年的自殺者總計5229人。日本官房長官加藤勝信在10月27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年輕人自殺問題嚴重，政府將重點關註推進自殺預防對策。
自殺，已成為日本年輕世代的第一大死因，這在發達國傢中絕無僅有。
“日本年輕世代生活在一個遇到困難後不得不用自殺來解決的社會。”日本中央大學人文科學所研究員高橋聰美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說，自殺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受疫情影響，學校從明天起停課，後續安排將另行通知。”4月7日晚，木村和雄在便利店兼職結束後疲憊不堪地往傢走，手機突然收到停課通知，內心一陣竊喜。他打開Facebook掃瞭一眼，才知道幾個小時前政府發佈瞭緊急事態宣言，東京等7個都道府縣進入為期一個月的緊急狀態，范圍也包括他所在的大阪。
木村告訴澎湃新聞，他在大阪一所專門學校（類似於國內技校）就讀設計專業，從小自認為審美出眾，對個人形象也十分在意。但是從高一開始，臉上的青春痘層出不窮，起初冒一個擠一個，但到高二時已蔓延到整張臉，不得不戴上口罩。
“班上有同學給我起瞭‘火山臉’的外號，嘲笑我，說我受瞭詛咒，書本上經常被別人亂塗亂畫。”木村回憶，被霸凌最嚴重的時候，每晚不是失眠就是做噩夢，睡不著的時候就想第二天找什麼理由請假。有時看到鏡子、玻璃等反光物裡的自己，很想哭。
木村越來越頻繁地曠課，即使去學校也幾乎不和同學說話，勉強讀完高中後進入專門學校。不出他所料，同學依然不友好，2年裡曾多次發生肢體沖突。
校園霸凌是日劇和動漫的常見主題，其中不少情節令人不寒而栗，但現實中的情況似乎並沒有好一些。
日本慈善機構“日本基金會”（Nippon Foundation）2018年對全國18歲至22歲人群進行調查，30%的受訪者稱“曾考慮過自殺”，其中近五成表明是“學校問題”，三成稱傢庭問題。回答“學校問題”的學生中大多數談到瞭“校園霸凌”。
“當你在學校不合群，或是和別人與眾不同時，往往就會受到排擠，嚴重一些就是霸凌。”日本青年心理學會理事長大野久告訴澎湃新聞，在日本教育中，集體很重要，某些方面“表現特別”的孩子即使很優秀，也可能被孤立。出於不給別人添麻煩的考慮，被霸凌的孩子很少願意第一時間告訴老師或傢長，寧願選擇默默忍受。
學生屢受霸凌，學校成瞭“殘酷現場”。據共同社報道，3年前，日本長崎市海星私立高中一名16歲男生死亡，校方告知傢長“學生猝死”。在傢長的一再追問下，當地教育部門調查此事，歷時2年最終發現關鍵證據，上月出具的報告證實，學生主要因為被霸凌而自殺身亡。這件事讓許多人再次關註隱秘的校園霸凌。
致命的一根“稻草”
在木村看來，被霸凌隻是他不幸生活的一部分，根源在於“被毀”的容貌。今年2月，木村在傢人建議下去醫院的皮膚科就診，醫生說，每周治療一次，完成3個月的療程預計會好轉。他燃起瞭一線希望，每治療一次後都會仔細觀察是否有所改善，但情況並不如他所願。隨著大阪的新冠疫情擴大，4月7日進入緊急狀態後，他就診的醫院控制非急診和重癥患者的人數，皮膚療程被迫中止。
木村的生活像是被按下暫停鍵，學校停課、便利店的兼職工作中止，他在傢中無所事事，不自覺地長時間觀察自己的臉。“3個月的療程隻完成瞭一半，因疫情停止治療後，臉上的情況一天比一天糟糕，不再抱任何期待。”
由於自卑，木村很少主動和同齡人接觸，更別提女孩，看到比自己年長3歲的哥哥在傢經常和女友視頻通話，他非常羨慕，而他連可以傾訴煩惱的好朋友都沒有。在傢宅瞭兩周之後，木村愈發覺得人生沒有意義，於是上網搜索自殺的方法，查詢“60公斤的人要服用多少劑量的藥物可以致死”，“燒炭、上吊等方式有多痛苦”等等，還網購瞭相關書籍。
木村網購的《完全自殺指南》一書。受訪者供圖在研究自殺方式的過程中，木村一度產生幻覺。“身體裡時常出現另外一個自己，讓我不要猶豫，果斷結束生命。”
木村在一個互助論壇上找到多個賣傢，分多次購買瞭大量鎮靜類藥物羥嗪，當累積到60片之後，毫不猶豫地決定自我瞭結。
然而，當距離死亡隻步之遙時，木村害怕瞭，“我自己打電話呼叫瞭救護車，看到醫護人員趕到，之後就什麼都不知道瞭。”木村在重癥監護室（ICU）度過瞭危險12小時，他的母親收到醫生通知後非常震驚，一直在醫院陪護。
“看到母親捂著臉流淚的時候，我想活下去。”木村哽咽道。
日本國立成育醫療研究中心今年6－7月進行的一項全國心理調查顯示，疫情期間孩子性情突變或抑鬱的情況增多。迫於疫情影響，心力交瘁的父母可能忽視瞭子女的負面情緒征兆，對他們的問題沒有給予足夠的關心，甚至可能將自己的壓力轉移到瞭孩子身上。
而高橋聰美認為，年輕人自殺率上升的真正原因在於，日本社會在應對年輕人自殺問題方面準備不足、機能失調。虐待、貧困、霸凌、學業困難、親子關系緊張等，都可能對青少年造成極大心理負擔。“孩子的‘自尊感情’（對自我價值的認同感）較低，一根稻草就會將他們推下懸崖。如果政府、學校、傢長不重視起來，自殺率還將可能繼續上揚。 ”
木村出院後，對母親說出瞭自己的心路歷程，並定期接受心理輔導。最近，他經常會登錄一個名為“無名郵件”的漂流瓶網站，匿名寫下自己的心事，同時也給其他人留言回復。他發現瞭許多人和他一樣，在漫長疫情期中漸漸脫離瞭人生的正軌。
生活封閉、孤獨、收入減少、失業、對健康感到擔憂……受新冠疫情影響的不安背景下，人們容易對生活感到不滿或絕望。土屋皐是北海道自殺預防團體SPbyMD的負責人，她告訴澎湃新聞，疫情期間來進行咨詢的人數明顯多於往常，僅10月份，個人經手的自殺咨詢大約有10件。對於一個規模不大的志願團體來說，這已經是個不小的數字。
日本厚生勞動省11月24日發佈的自殺情況報告顯示，今年10月的自殺人數較去年同期增加四成，其中女性自殺者達到852人，較去年10月上升82.8%，20至50歲女性占比將近一半。報告分析，新冠疫情導致傢庭暴力增多，女性的育兒和傢務負擔加重。從經濟上看，在零售或服務行業從事非正規工作的女性相對更多，失業風險激增。
但令人意外的是，正值壯年的男性群體中，自殺率也呈現上升趨勢。一些社會援助團體發現，日本街頭出現年輕流浪漢，這些失業者一旦露宿街頭，就容易成為自殺“後備軍”。日本預防自殺組織Life Link負責人清水康接受日本廣播協會（NHK）采訪時表示，“目前，隨新冠而來的經濟衰退中，失業者多為派遣員工和自由業者，精力旺盛的男性突然丟瞭飯碗，不知何去何從。”
新冠疫情期間無傢可歸者增多，很多人在橋下或公園臨時居住。 日本非營利組織“獨立生活支持中心MOYAI”在YouTube發佈的拍片段截圖“連續4個月自殺率上升並不意外。”日本和光大學心理教育學科教授末木新對澎湃新聞說，出現自然災害或社會危機時，自殺率會短暫下降，之後上升，這一現象已得到反復驗證。在危機高峰期，群體凝聚力提高，個人面對困難的孤獨感和無助感會相應減少。危機過後，人與人的關系疏離，這時候切實感受到危機帶來的痛苦。新冠疫情屬於公共衛生災害，4月日本宣佈緊急事態宣言，該月自殺率相比去年同月下降瞭20%，隨後四個月連續上升，實際是符合一般規律的。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日本的自殺率從7月開始不斷上揚？目前還難下定論，但不少心理學傢都談到瞭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演藝明星接連自殺。
17歲出演《戀空》而一舉成名的日本男演員三浦春馬，7月18日毫無先兆地在傢中自殺身亡，俊朗的形象永遠停留在瞭30歲的夏天。這一死訊似乎推倒瞭演藝圈的多米諾骨牌，短短4個月內，知名演員竹內結子（40歲）、蘆名星（36歲）、窪寺昭（43歲）相繼自殺離世。
三浦春馬自殺前4天還在社交媒體發文宣傳他出演的新劇。三浦春馬instagram明星接連自殺，不可避免地對普通人心理造成沖擊。高橋聰美指出，“名人自殺產生的巨大影響力部分歸咎於媒體的大肆報道，世衛組織曾就自殺報道發佈過相關指導原則，但日本媒體沒有很好地遵守，從而引發維特效應（Wether effect），也就是人們參照一個知名的自殺方式或特定人物進行‘自殺模仿’。我認為，這是誘發很多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自殺的原因之一。”
談及名人自殺帶來的連鎖效應，土屋表示認同，但不認為這是決定性因素。她多年從事自殺預防工作，接觸瞭形形色色的人，發現多數人的困擾主要圍繞三個方面——生活方式、戀愛、金錢。
“有時候也很難理解一些人自殺的理由。最近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先生，極致的完美主義者，要求自己每天在同樣的時間和地點完成指定的事情，如果做不到就會非常自責，這種強迫癥把他逼到無路可走，想以死尋求解脫。”土屋舉瞭一個例子。
從事預防自殺的志願工作，需要極強的共情能力。土屋在這方面有著特殊的“優勢”，因為她既是自殺未遂者，也是自殺者遺族。
傾聽心聲直到最後一刻
問及從事預防自殺援助工作的契機，土屋有很多話想說，但她否認自己是一名援助者，“我不是抱著樂於助人的初衷在做這件事，而是在拯救自己。”
“經歷瞭自殺未遂之後，整個世界都變瞭，身邊人對我變得溫柔而小心翼翼。”土屋回憶，多年前因朋友背叛，她想置其於死地同時自殺，甚至將這個朋友的照片放入黑相框，設祭壇。
嘗試自殺而未遂的土屋，在朋友建議下去看瞭一部電影——由東野圭吾小說改編的《信》，片中的弟弟一生都活在殺人犯哥哥的陰影下。她醒悟，不論是殺害別人還是自殺，都將給所愛的人留下無盡痛苦，於是慢慢說服自己擺脫自殺念頭。
正當生活逐漸向陽，土屋突然得知最好的朋友在傢附近的車站跳軌自殺，這個消息猶如晴天霹靂。“明明想自殺的是我，她和她的傢人對我都很關心。‘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這個詞一刻不停地在腦中旋轉。”
她至今沒能找到問題的答案，還是會時常想起那場葬禮，離世友人的父母在哭。“這是世界上最悲傷的事情”。
很長一段日子裡，土屋都在思考，能為朋友做些什麼、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是什麼。“她再也無法看到、聽到和遇到這個世界上的一切，而我要幫她去完成。“在這樣的心情下，土屋加入瞭預防自殺的志願者團體，和同行的夥伴一起傾聽咨詢者的傾訴、辦心理講座等，全部都是利用休息時間無償付出，經費也完全依賴於捐贈。
SPbyMD團體舉辦交流活動現場。受訪者供圖在面對各種負面情緒時，土屋表示從未有過“無力感”，“對於那些想要自殺的人，我會傾聽他們的心聲直到最後一刻。”她和同事們不僅接受咨詢請求，還會對有嚴重心理疾病的咨詢者進行長期觀察，以防發生不測。
從事預防自殺活動的志願者和自殺問題研究者中，不乏像土屋一樣有“特殊”經歷的人。末木教授對澎湃新聞說，“上高中時，祖父自殺身亡，對我造成瞭很大的沖擊，這可能是讓我對自殺問題有探究欲望的契機。”他走上瞭臨床心理學的研究道路，在出版多部自殺問題相關的書籍後，有許多人向他求助。
末木稱，他的電子郵箱收到瞭大量心理咨詢者的郵件，很多郵件的標題是“我想死”，內容往往是講述一些煩惱，發件人的身份無從知曉。這種情況下，他通常會建議這些人向專業的心理醫生咨詢。
和末木新相似，醫學博士高橋聰美也專註於自殺問題研究，她坦言自己有一段非常痛苦的童年經歷，父親有酒精依賴，她從小目睹父親對母親施暴，“我和母親都遭受瞭很長時間的身體和精神虐待，傢裡非常貧困，上大學時的學費都很難負擔得起。可以說我是一個有很高自殺風險的孩子，但多虧身邊親朋好友的幫助，才有瞭今天的我。”
高橋希望日本的孩子們能生活在一個讓他們身心愉悅的社會，擺脫自殺之苦，但前路艱難。在她看來，目前日本制定的自殺對策不充分，需要社會模式與醫學模式兩輪並行。“應對自殺沒有立竿見影的特效藥，除瞭踏實做好預防措施，別無他法。”
土壤與措施
“自殺”早已不限於心理學研究，是社會學、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共同關註的話題，甚至被視為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文化現象。
“再也沒有比死更高的藝術瞭，死就是生。”這是日本文學傢川端康成非常欣賞的一句話，出自日本超現實主義畫傢古賀春江，被記錄在川端的散文《臨終的眼》之中。這兩人都將死亡賦予瞭重要美學意義，最終都因自殺離世。
日本歷史上有太多文人墨客自殺棄世，三島由紀夫頗具儀式感地剖腹自盡，震驚世界文壇。有人說他被灌輸貴族武士思想而迷戀死亡，也有人稱其推崇死亡美學，還有天皇崇拜的說法，眾說紛紜。
不難看出，對待死亡，日本有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日本人有其獨特的生死觀。櫻花凋零與武士殉道無不透露著大和民族的 “物哀”情結， 而“以死謝罪”的思想也仍然深植於心。《菊與刀》一書對日本人的自殺行為有這樣一段描述：“自殺如果以適當的方式進行，便可洗刷一個人的污名，保全死後別人對他的好評。”
“如果從所謂的宗教角度來看，日本人持有寬容的‘自殺觀’，不像基督教徒那樣批判自殺。”末木新稱，在日本這個國傢，自我犧牲和履行職責的死亡通常是會被美化的，對死亡的寬容態度可能受到瞭“儒教”的一定影響。
文化對日本人生死觀的作用不可低估，但高橋聰美及多位自殺問題研究者認為，不能將日本的高自殺率歸咎於歷史文化淵源，這是不負責任的處理方式，當今社會最強有力的工具是政策和措施。
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日本自殺率急劇上升，成為全國性社會問題，日本官方試圖幹預。2006年，政府專門制定實施瞭《自殺對策基本法》，規定瞭中央政府制定自殺對策的義務。這一基本法施行10年後又經修訂，規定瞭地方和學校的自殺預防義務。其中明確寫有“爭取實現沒有人被迫自殺的社會”。
日本厚生勞動省從2007年開始，每年發佈《自殺對策白皮書》，統計上一年度的自殺數據，分析現狀和原因。同時，政府通過財政撥款加大對自殺未遂者的援助力度。
日本厚生勞動省2018年制作的自殺預防海報，左邊人物為自殺援助者，右邊人物為有自殺傾向者，呼籲人們說出想說的話。 厚生勞動省推特然而在日本，當人們真正陷入抑鬱或是患上精神疾病時，可無後顧之憂尋求幫助的地方並不多。土屋解釋，像抑鬱癥、精神分裂癥、雙向情感障礙癥等精神疾病都與自殺密切相關，如果去專門的醫療機構治療，有助於避免許多自殺事件，但人們對精神疾病持有較強的偏見，會避諱尋求幫助。
日本精神病院協會2017年發佈的一份報告稱，日本精神病醫療遠遠落後於世界進度，近八成精神病醫院為民營，而專科醫生配備又嚴重短缺。盡管近兩年有所改善，但相比西方國傢仍有差距。
新冠疫情之下，受困於精神和心理問題無處排解、不安情緒加劇的日本自殺者大幅增加。日本官房長官加藤勝信在11月11日的記者會上稱，“有必要認真對待現實情況”。讓各地官方自殺咨詢窗口延長運營時間的同時，加藤勝信希望民間團體通過社交媒體提供咨詢支持，呼籲民眾不要獨自承受痛苦。
“當你想要輕生的時候，找個值得信賴的人傾訴一番，自我守護，向著生命中的光亮。”土屋呼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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