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傢新書《加繆之死》暢銷多國,但結論缺乏有力證據
陶短房
1957年,44歲的法國作傢、哲學傢、社會活動傢阿爾貝·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3年後的1960年1月4日,加繆在度假途中死於車禍。
60年後,一位意大利作傢聲稱,加繆之死並非如人們所公認的那樣是一場意外——他是被蘇聯克格勃謀殺的,而當時的法國政府“或許也脫不瞭幹系”。
“舊貨翻新”的“陰謀論”
提出這一論調的是意大利作傢喬萬尼·卡特裡,他根據捷克斯洛伐克詩人、翻譯傢紮佈拉納1980年寫在日記裡的一段話,得出瞭這一令人驚訝的結論。
紮佈拉納在日記中稱,1957年3月,加繆在法國《自由射手報》上刊登一篇文章,稱頌蘇聯反體制作傢、《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並激烈抨擊瞭1956年蘇聯在匈牙利事件中的表現,由此引來殺身之禍。紮佈拉納援引“可靠的消息來源”稱,克格勃高官謝皮洛夫1957年下令“制裁”加繆,具體執行者花瞭整整3年時間才找到合適的機會,他們設法將一種特殊裝置裝進瞭加繆所乘汽車的輪胎,當汽車達到一定速度後,這種工具會不知不覺地刺穿車胎,導致汽車失控。
早在2011年,卡特裡就毫不懷疑地采信瞭當時已經去世的紮佈拉納所寫的一切,並在《米蘭晚郵報》上發表瞭一篇以此為基調的文章。不過,此說在當時就引發激烈爭議。《加繆傳》作者奧利佛·托德直言不諱地指責卡特裡的論點“純屬基於陰謀論的捕風捉影”。托德和加繆本人以及公認最熟悉加繆的法國存在主義大師讓—保羅·薩特“朋友圈”過從甚密,《加繆傳》對傳主生平記載詳細且持論公允,對其死因描寫更是細致入微,他的論斷可謂一言九鼎,“卡特裡假說”就此波瀾不興,一度被人遺忘。
不甘心的卡特裡,此後又花瞭數年時間為自己的說法尋找論據:他采訪瞭紮佈拉納的遺孀瑪麗,翻閱瞭克格勃在冷戰期間滲透法國的各種檔案材料,包括被認為“說話不靠譜”的法國律師維爾熱的一些相關證詞。他將這些都寫入自己的新書《加繆之死》,重申加繆之死不是意外而是陰謀,罪魁禍首正是克格勃,並暗示當年“不作為”的法國當局也是間接幫兇,因為後者急於同蘇聯搞好關系。
卡特裡還為自己的“新書老觀點”拉來一位“吹鼓手”——意大利大律師斯帕紮裡,這位大律師在《加繆之死》一書的意大利版上市後發表書評,稱自己“的確曾經聽已故的維爾熱律師說過這些”,但“細節他沒透露,大概不敢透露吧”。
《加繆之死》已在法國、阿根廷和意大利3國出版,卡特裡正摩拳擦掌,要在英國出版英譯本,並斥資在《衛報》等媒體上大打廣告,連篇累牘地渲染這一“舊貨翻新”的“陰謀論”。
孤獨的加繆
加繆1913年11月7日生於當時的法國殖民地法屬阿爾及利亞蒙多維(今為阿爾及利亞德萊昂),父母都是法國移民後裔。年輕時他曾渴望成為一名足球守門員,但17歲時患上結核病讓他夢想破滅。這一疾病還讓他在二戰時期入伍抗擊納粹的理想落空。
年輕時的加繆是個左翼民主社會主義者,曾先後在1935年和1936年加入法國共產黨和阿爾及利亞共產黨,並在二戰期間撰文激烈抨擊納粹,號召法國人抵抗法西斯主義。戰後,他的思想發生微妙變化,開始“既反美又反蘇”,並因此與當時普遍左傾的法國社科界、包括自己的多年摯友薩特關系破裂。
加繆開始抨擊一切政府和一切權威,激烈地反對死刑(盡管二戰期間他曾積極主張處決法西斯分子),熱情謳歌歐洲一體化的美好前景。他猛烈批評蘇聯,但也並不支持蘇聯的對手。1952年,聯合國接納獨裁者佛朗哥統治的西班牙成為會員國,加繆憤而辭去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工作,以示“不與法西斯主義者同流合污”。
在故鄉阿爾及利亞,加繆和他的父輩是尷尬的存在:在法國移民後裔中他們是不折不扣的窮人,沒有金錢,沒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但在當地阿拉伯人和卡皮裡人眼裡,他們又是如假包換的“殖民者”,享受著遠遠高於當地土著的特權。這些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白人後裔被統稱為“黑腳”,夾在法國和阿爾及利亞間左右為難,本土法國人認為他們是“鄉巴佬”,而土生土長的阿爾及利亞人又視他們為“侵略者”和“異己”。
加繆就是一個典型的“黑腳”,面對兩難,他用經典的“黑腳思維”來應對:既毫不留情地斥責法國當局、軍方、地方警察和“黑腳”中強硬分子的殘暴行徑,又反對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組織——民族解放陣線的反殖民起義。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中,他一方面認為阿爾及利亞人的反抗是正當的,另一方面又認為法國的殖民統治也是正當的,並天真地懇請廝殺中的雙方停火,“和和氣氣地商談如何共存”,結果自然讓雙方都遠離他。他絞盡腦汁試圖說服兩邊,結果卻是兩頭不討好。
正如《加繆傳》所言,加繆自幼父親亡故,傢境貧寒,後來又飽受疾病傷害和妻子背叛之苦,這給他的人生和心理帶來巨大創傷,令他對傢庭、忠誠、正義等許多理念產生質疑。但他又說:“世界並未與我為敵,我的童年也是幸福的。”他曾激烈地質疑哲學、質疑文學,最終卻成為法國當代最著名的哲學傢之一,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最年輕的法蘭西人。他公開說自己“絕不是個存在主義者”,卻作為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銘刻於史冊。他支持一切反抗,並積極投身於反法西斯抵抗運動,卻又質疑反抗的目的性,認為反抗的意義不在於拯救世界或人類,而在於拯救反抗者自身的靈魂,也就是說,反抗的意義僅僅在於人必須反抗而已。正因如此,盡管化名“伯夏爾”的他在二戰期間的反抗宣傳曾激勵過千萬人,但作為加繆的他在阿爾及利亞獨立問題上的表現卻讓無數人感到困惑。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法國知識界,加繆曲高和寡,隻和著名出版社加利瑪爾及其負責人米歇爾·加利瑪爾關系很好。1960年1月4日,加繆應邀搭乘加利瑪爾駕駛的私人汽車去勃艮第地區度假。汽車行駛至裡昂附近,在一處10米寬的直道上突然失控,撞在一棵大樹上,加繆當場死亡,加利瑪爾幾天後也在醫院去世。
裡昂附近小鎮維勒佈勒萬的大富薩爾廣場,有法蘭西領土上僅有的一處“準官方”加繆紀念地:一座乍一看無法分辨的紀念碑,一邊鐫刻著加繆的浮雕頭像,另一邊是市議會的致敬銅牌——這裡正是加繆因車禍喪命的所在。耐人尋味的是,加繆本人最厭惡的死法恰是車禍,他曾說“沒有比死在路上更愚蠢的事”。
加繆最好的朋友和“敵人”薩特有著無可比擬的大眾魅力,他的墓地位於巴黎市中心的蒙帕納斯公墓,墓地前總是擺滿鮮花,永不寂寞。而與之齊名的加繆卻隻能孤獨地長眠於他晚年曾經居住的盧馬林農場的墓地,在一塊樸素的墓碑後與一群普通人為鄰。但這種孤獨、寂寞也許恰是加繆所期待、所欣賞的。出身貧寒、習慣於孤獨和獨立思考的他,總是有意與各種獎項、榮耀和社會名流保持距離。對他而言,這裡恐怕是比貝爾·拉雪茲公墓、蒙帕納斯公墓甚至巴黎榮軍院更幸福的所在。“但願人們真的能瞭解我”,加繆去世前不久曾如此說。在他的《西西弗斯神話》中曾這樣寫道:“一個人隻要學會瞭回憶就再不會孤獨,哪怕隻在世上生活一日,你也能毫無困難地憑回憶在囚牢中獨處百年。”
“陰謀論”可信嗎?
特立獨行的加繆,完全想不到在離世60年後,還會有這麼多奇怪的猜測依然追隨著他。
和2011年時一樣,卡特裡執拗地捍衛自己的“陰謀論”,他的支持者包括前面提到的律師斯帕紮裡,以及美國作傢保羅·奧斯特等。早在2011年,奧斯特就反復發表論調相同的文章,稱卡特裡“論點可信”。
但不以為然者則更多。
加繆的女兒卡特琳娜和加利瑪爾傢族後人均對卡特裡的論調表示強烈不滿,聯手回絕瞭卡特裡想讓《加繆之死》法文版在加利瑪爾出版社出版的要求,稱之為“純屬癡人說夢”。
劍橋大學法國文學教授埃裡森·芬奇等學者從邏輯上論證“陰謀論”的破綻百出。他們指出,不論詩人紮佈拉納還是律師維爾熱,都不是所謂“陰謀”的直接目擊者,又都對蘇聯抱有毫不掩飾的仇恨,這些都足以讓他們相信對蘇聯不利的一切,不會深究那些是否都是事實。更有評論傢指出,紮佈拉納和維爾熱幾乎是《加繆之死》的唯一論據來源,而這兩人都不是一手信源提供者,作者卡特裡甚至未能在這兩人生前采訪他們。一個間接采訪者,歸納兩位“傳聞聽到者”所遺留文字的“二手回鍋肉”式文章,能有多少說服力?
一些冷戰史專傢認為,二戰後克格勃確實搞瞭一些境外秘密行動,但主要針對的是西方“同行”、反蘇分子,尤其是有蘇聯血統的“叛徒”。出生於阿爾及利亞、幾乎站在全世界所有國傢政府對立面的加繆,既不是“蘇聯叛徒”,也遠談不上蘇聯的敵人——雖然他顯然不是蘇聯的朋友。沒有太多證據表明,冷戰中“貴人事忙”的克格勃,會對這樣一個非敵非友,且貌似並無太大影響力的外國人如此大費周章。
當然,如果卡特裡真如一些讀者的惡意揣測,不過是借炒冷飯兜售新書,那麼他可謂大獲成功:此書的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版都登上瞭所在國的暢銷書榜,而英文版的推出,恐怕也僅是個時間問題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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