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賤民”敲開富貴之門: 貧民窟的童婚新娘成億萬富翁
薩羅伊傳奇人生的背後，是達利特人所面臨的無處不在的阻礙。在福佈斯2020年的億萬美元富豪榜上，102位印度企業傢名列其中，其中約一半屬於傳統的商人種姓（吠舍），另一半被上等的婆羅門和剎帝利種姓包攬，沒有一位達利特人。在殘酷的商業世界，缺少資金和人脈的達利特人隻能在夾縫中求生，傳統的種姓制度不允許他們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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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國志”第二期之解碼印度系列（2）騰訊新聞×鳳凰周刊聯合出品
第一期：疫情之下的印度：遇上新冠病毒，“賤民”的命重要嗎？
作者|羅瑞垚（發自印度班加羅爾） 編輯|漆菲
19世紀初，在英屬印度孟買管轄區薩達拉縣的一所學校，有個叫比姆（Bhim）的小男孩經常坐在教室外的麻袋上，隔窗聽老師講課。
比姆傢屬於“不可接觸”的達利特種姓，他不被允許進入教室上課，老師對他也是不聞不問。學校的清潔工不願意碰他們的麻袋，比姆每天都要把麻袋從傢裡帶到學校。就連喝水也不容易。他不能碰學校裡的公共水罐，每次都要請高種姓的校長助理幫忙才能從裡面倒水喝。當助理請假不在時，比姆就沒瞭水喝。
“助理不在，就得挨渴。”三十五年後，當年的小男孩比姆在自傳中寫道。當時，他已經就任孟買政府法學院的院長，並積極投身於達利特人的平權運動中。作為“賤民”平權運動的領袖，他的大名阿姆倍伽爾（B.R.Ambedkar）被無數人熟知。阿姆倍伽爾本是他的一位中學老師，老師非常欣賞他，於是把他的名字改成瞭自己的婆羅門姓氏。
1947年印度獨立後，阿姆倍伽爾被開國總理尼赫魯任命為印度首任法律和司法部部長，後又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作為憲法的首席設計師，阿姆倍伽爾為廢除達利特人“不可接觸性”和種姓平權制定瞭基本框架，也在印度央行的組建過程中發揮瞭關鍵作用。他還是第一個在海外獲得博士學位的印度人，同時擁有哲學、理學、法學和文學四個博士學位。如今，他被尊稱為“Babasaheb阿姆倍伽爾博士”，Babasaheb是馬拉地語，意為“尊敬的父親”。
班加羅爾議會大樓前的阿姆倍伽爾雕像
“賤民”的出身並沒有阻止阿姆倍伽爾成為印度人眼中的“國民英雄”。他為印度設計瞭一個宗教平等、種姓平等的世俗主義框架，他的故事激勵著一代又一代達利特人打破命運的桎梏，自我實現的同時，延續著達利特平權運動的星星之火。
為消除掏糞工奮鬥35年的活動傢
從阿姆倍伽爾開放大學畢業那年，貝茲瓦達·威爾遜（Bezwada Wilson）偶然發現瞭父母苦心隱瞞多年的秘密——謊稱在金礦開采礦石的父母實際上是“手動清道夫”，靠替人清掃旱廁裡堆積的糞便為生。這讓他萬念俱灰，甚至想到瞭自殺。
阿姆倍伽爾開放大學始建於1982年，它致力於為無法進入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學習機會，尤其是女性、勞動者和窮人等弱勢群體。達利特出身的威爾遜在這裡接受瞭種姓平權啟蒙。
1966年出生於卡納塔克邦戈拉爾金礦鎮的威爾遜是傢裡最小的孩子。他出生時，父親在鎮上做瞭三十年手動清道夫。從小，父母就告訴威爾遜，自己在礦區工作。戈拉爾金礦存在瞭一百多年，除瞭鎮上的人，這裡的工作機會也吸引瞭周邊地區的務工人員。
威爾遜的父母就是從鄰邦安德拉邦移居到瞭這裡，被礦區雇用為“清潔人員”。作為達利特人，父母無法找到除此之外的其他工作。雖說威爾遜一傢是基督徒，依然無法改變他們“不可接觸”的身份。基督教傳入印度後，達利特人就興起瞭皈依基督教的風潮，但他們所受的歧視並沒有減少。
威爾遜在戈拉爾讀到瞭十年級，就去瞭特倫甘納邦的海得拉巴讀高中。在那裡，他被分配到瞭達利特學生專屬的宿舍裡。兩年後，他又進入瞭邦立的阿姆倍伽爾開放大學，攻讀政治學。在這裡，他開始參加社區公益服務，在金礦鎮給達利特小孩上課。他發現，孩子們的輟學率非常高。當被問起為什麼輟學時，孩子們告訴他，“父親酗酒成性，不想送我們去上學”。
他決定去問個清楚。孩子的父親告訴他，自己的工作是“清潔廁所”，因為工作環境“非常糟糕”，不得已才要喝酒。這一次，威爾遜親眼看到瞭“清潔廁所”的全過程：這位父親從旱廁中撿拾排泄物，放入桶裡，桶不小心掉進化糞池裡，他直接用手撿瞭起來。
威爾遜被眼前這一幕震驚瞭。回到傢，他將這件事告訴父母，父母告訴他，“我們一輩子也是幹這個的”，就連他的哥哥也曾被印度鐵路部門雇用為手動清道夫。知道傢人通過清理別人的排泄物養活瞭自己時，威爾遜既傷心又恐懼，他甚至想在一個僻靜的水塔上結束生命。但哭瞭幾個小時後，他改變瞭主意，決定要為像傢人這樣的達利特人進行抗爭，消除所有徒手清理糞便的工作，打破這個職業的世代相傳。
當威爾遜決定為消除這一職業而行動時，他遇到的第一個阻礙是自己的傢人。父母和親戚們勸他，“不要去試圖改變不可能消滅的事情”。“當時達利特人根本沒有權利意識，他們不覺得自己有其他選擇，也沒想過抗爭。”威爾遜告訴《鳳凰周刊》，很多達利特人隻會感到羞恥，根本不承認自己在做手動清道夫的工作，甚至否認這份工作的存在。
他寫信給礦區的負責人，對方否認瞭旱廁和手動清道夫的存在，威爾遜就把照片寄給瞭他，還順帶寫信給卡納塔克邦政府。直到1993年的《雇用手動清道夫和旱廁建造（禁止）法》出臺後，礦區才把所有旱廁改造成瞭水封式廁所，並將手動清道夫轉移到瞭其他崗位。
在手動清道夫的照片登上報紙，並遭到議會質問之後，卡納塔克邦政府才被迫承認手動清道夫的存在。
即便如此，各邦政府並沒有動力去消除旱廁。“市政公司、鐵路、各邦政府的外包機構往往是手動清道夫群體的最大雇主。它們要麼直接雇用，要麼通過承包商來雇用。但這些機構都不願承認。”威爾遜說。在鄉村，往往是達利特女性在清理旱廁，在城市，年輕的達利特男子做著本屬於市政公司的清理化糞池工作。
1994年，威爾遜與達利特社會活動傢保羅·迪瓦卡（Paul Diwakar）、前印度行政官員桑卡蘭（SR Sankaran）一起成立瞭Safai Karmachari Andolan（SKA）組織，旨在消除手動清道夫的行當，並幫助這些人找到有尊嚴的工作。“一切都顛倒瞭。人們說我們不潔，但是誰使我們變得不潔？往旱廁裡排泄的才是骯臟的人。”他說，“數千年來，我們一直被稱為骯臟的人，現在是時候喊出來，‘不，我們不骯臟！’”
SKA做瞭兩手準備。一方面它連續組織大規模遊行，遊說政府間接或直接拆除所謂“不存在”的旱廁；另一方面，它於2003年聯合其他公民組織及個人向最高法院提起公益訴訟，起訴所有邦政府及鐵路、國防、教育、司法等政府機關違反《手動清道夫（禁止）法》。
這是廢除手動清道夫路上關鍵的一步。法院要求所有邦政府和部級領導人必須出席庭前聽證會，迫使他們正視這一問題。在此基礎上，2013年出臺的《禁止雇用手動清道夫及其康復法》將下水道和化糞池的清潔工囊括在內，要求對所有手動清道夫進行培訓，以便他們轉行。2014年，印度最高法院判令所有邦必須完全禁止手動清道夫，並給予因工作去世的清道夫傢庭100萬盧比的賠償。
在“消除手動清道夫”這條路上奮鬥瞭35年後，威爾遜離當初的目標越來越近瞭。20年前，印度的手動清道夫人數超過300萬人，而2019年的最新調查顯示，這個數字下降至5.4萬。這為他贏得瞭包括洛克菲勒兄弟、阿育王等慈善基金會的肯定。2016年，他獲得瞭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拉蒙·麥格塞塞獎。
但對威爾遜來說，這點“功績”不值一提。“獨立70年來，印度政府所做的這一點點事，隻不過是實現其憲法中所規定的公民權利而已。而我在做的，隻不過是盡量讓所有人來到同一個起跑線。”他如此總結。
“我們可以發射搭載104顆衛星的火箭，但居然沒有任何科技來處理地下5-10英尺的化糞池。”威爾遜說，這稱不上是“我們偉大的印度”（Mera Bharat Mahan，印度民眾常用來表達愛國情感的口號），有好幾千清道夫因此失去生命，這一點都不“偉大”。在他看來，隻有等到所有手動清道夫都消失的那一天，這個社會才配稱得上“偉大”。
從貧民窟的童婚新娘到億萬富翁
在阿姆倍伽爾進入倫敦政經學院就讀的一個世紀後，53歲的卡爾帕納·薩羅伊（Kalpana Saroj）偶然發現，他的倫敦故居正在拍賣。她說服瞭印度總理莫迪，促成傢鄉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買下這棟故居，為所有達利特人保留瞭一處朝聖之地。
作為身價上億的印度商界巨擘，身為達利特人的薩羅伊發揮瞭應有的能量。但在41年前，她還是一個被迫嫁人的童婚新娘。
當時還在讀初中的薩羅伊因為婚事被迫退學，她又哭又鬧，但於事無補。父親本來想讓她至少讀到高中畢業，但舅舅勸他，“一個姑娘傢讀瞭書能幹什麼呢，還不是隻能做傢務，為什麼要她讀書？”舅舅在傢中舉足輕重，父親迫於壓力同意瞭她的婚事。“女孩兒留在傢裡就像是毒藥。”薩羅伊說。婚後，她隨丈夫來到瞭孟買，一傢人蝸居在貧民窟裡。
但從那裡，她逐漸成長為一位身傢超過100億盧比（約1.33億美元）的企業傢，旗下產業橫跨電影、傢具、房地產、食品等多個行業，被稱為印度最早的“貧民窟百萬富翁”。
薩羅伊傳奇人生的背後，是達利特人所面臨的無處不在的阻礙。在福佈斯2020年的億萬美元富豪榜上，102位印度企業傢名列其中，其中約一半屬於傳統的商人種姓（吠舍），另一半被上等的婆羅門和剎帝利種姓包攬，沒有一位達利特人。
在殘酷的商業世界，缺少資金和人脈的達利特人隻能在夾縫中求生，傳統的種姓制度不允許他們經商。直到上世紀90年代，經濟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球，才讓達利特企業傢有瞭一席之地。
薩羅伊是他們中的佼佼者。1961年，她出生於馬哈拉施特拉邦的羅佩基達村（Roperkheda），是傢裡五兄妹的長姐。薩羅伊一傢屬於佛教達利特人，父親是鄰村的一名警員。從小，她就生活在達利特人“不可接觸”的陰影之下。
作為一名警察，父親被官高一級的副督察呼來喝去，在警察局院子裡玩耍的薩羅伊經常目睹父親的無奈。在學校，薩羅伊雖然成績優異，但朋友父母卻不讓她去傢裡串門，她也不被允許參加體育活動，更不能在聚會上跳舞。周末去看望在地主傢做勞力的祖父時，薩羅伊看到祖父坐在地上用一隻破茶杯喝茶，當她提出要喝水時，那傢人讓她把手掌掬起來，將水倒進她的手心。
於薩羅伊而言，真正的噩夢從婚後開始。丈夫比她年長10歲，薩羅伊每天要為十口人做飯、洗衣，更可怕的是，丈夫和傢人動不動就因為一點小事——鹽放多瞭、污漬沒洗幹凈——對薩羅伊大打出手，抓著她的頭發往墻上撞。當看到女兒瘦弱憔悴、穿著破爛衣服時，父親把她帶回瞭村裡。
離婚在印度社會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在外人看來，這對女性來說是一種恥辱。巨大的壓力之下，薩羅伊決定自殺，在一天喝下瞭三瓶殺蟲劑。萬幸的是，姑媽發現瞭口吐白沫、全身顫抖的她，她被救下來瞭。但比起她的生命，傢人更在乎的是，她的自殺所帶來的恥辱。這成為薩羅伊人生的第一道分水嶺，“我明白，沒有人真正在乎我，我更不能放棄自己。我必須活下來，隻為我自己”。
16歲那年，薩羅伊再次回到孟買。她借住在認識的叔叔傢，憑在村裡學到的縫紉手藝在一傢襪子廠找到工作。最初，她的月薪隻有可憐的60盧比，後來她學會瞭操作大型工業縫紉機，月薪才漲到250盧比。
這些錢隻夠勉強維生。因為沒錢治病，薩羅伊的妹妹在她的懷裡去世瞭。這讓薩羅伊非常痛心，她決心自己創業，掙更多的錢，幫助那些絕望的人。她用政府為達利特人提供的5萬盧比貸款開瞭一傢服裝店，還開始賣傢具，兩年內就還清瞭貸款。她也因此遇到瞭第二任丈夫，他是一位傢具商人。
1990年代，她看準時機，搭上瞭房地產爆發的快車。1995年，她購買瞭孟買貧民窟一塊約一公頃的土地。這裡的土地長期被非法占據，所有權復雜，因此價格便宜。當時薩羅伊在貧民窟摸爬滾打瞭十幾年，積累瞭一些人脈。兩年半時間內，她鍥而不舍地搞定瞭相關土地的合法文件，讓這片土地升值瞭20倍。接著，她在這塊地上建瞭一棟樓，並以當時最大的鉆石Kohinoor命名。
其間，她多次遭遇當地黑幫的威脅。貧民窟的房地產生意錯綜復雜，作為“闖入者”的薩羅伊顯然動瞭別人的蛋糕。“他們無法忍受一個女人——尤其是一個達利特女人——在他們的地盤上建房子。”薩羅伊說。
對方威脅說，在孟買，想要獲得土地，需要付出血的代價。薩羅伊並沒有被嚇退。她拒絕瞭警察讓她請保鏢的提議，給自己配瞭一把左輪手槍，24小時上膛。2000年，她賣掉瞭這棟樓，用賺到的4000多萬盧比開瞭一傢制糖廠，剩下的投入到其他房地產生意中。從此，她以“擅長擺平問題的女人”稱號遠近聞名。
這番決斷和果敢為她贏得瞭更大的商機。2000年，知名金屬管材公司卡瑪尼（Kamani Tubes）面臨清算。這傢公司由打造過“卡瑪尼帝國”的商業大亨拉姆吉拜·卡瑪尼創立，但在卡瑪尼去世後，繼承者間的紛爭將公司推向破產邊緣——公司負債達11.6億盧比，因欠款面臨140宗訴訟，公司的一些低種姓工人面臨上街乞討的危機。
阻止破產的唯一辦法是引入新的發起人，在該公司董事會任職的薩羅伊成為救命稻草。薩羅伊的顧問告訴她，這是一次“自殺任務”。但想到工人們的困境，她還是決定接管公司。在分析瞭公司財務狀況之後，她發現，債務很大程度上源於罰款和利息。她找到印度當時的財政部長，並召集欠款的銀行進行商討。最終她說服銀行免除罰款和利息，變賣瞭幾處資產，在一年內還清瞭債務，隨後提前償還瞭工人欠款，更在五年內讓公司盈利。
來自貧民窟的達利特人，通過六年時間拯救瞭這傢明星企業。如今，卡瑪尼的年利潤超過瞭5000萬盧比，年近花甲的薩羅伊仍在向酒店業進軍。
薩羅伊從沒有忘記過自己達利特人的身份。自1985年以來，她就以非政府組織等形式幫助弱勢群體，達利特社區親切地稱她為“tai”（馬拉地語中的“姐姐”）。2013年，薩羅伊獲得印度政府頒發的公民榮譽獎蓮花士勛章（Padma Shri）。在走向領獎臺的那一刻，她又想起瞭自己的童年。
“我第一次來孟買時，都不知道該往哪裡走。而現在，這座城市有瞭兩條以我的公司命名的路。”她感慨說，“那一刻我好像長出瞭翅膀、飛到瞭天空中。”
用說唱挑戰種姓歧視的“達利特男孩”
27歲的說唱歌手蘇米特·薩莫斯（Sumeet Samos）在創作的時候，習慣放一張精神偶像阿姆倍伽爾的照片在面前。他曾以為，發奮讀書可以改變作為達利特人的命運，但現實讓他失望瞭。
1993年，蘇米特出生在奧裡薩邦的滕蒂巴達村（Tentulipadar），村裡人有單獨的居住空間和水源。他很小就知道，有些房子是不能靠近的，從人們對待他的態度裡，他明白自己屬於不同的世界。
2011年，蘇米特成功考入印度頂尖學府尼赫魯大學。在這裡，他第一次有瞭“平等”的感覺。尼赫魯大學以印度第一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名字命名，從成立起就秉承“平等”的理念，被稱為印度左翼政治傢的搖籃。達利特出身的蘇米特與高種姓的同學們一起上課、生活，並沒有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在尼赫魯大學，這些明確的界限消失瞭。所有人處在同一空間，蘇米特自信開朗、英語流利，很快交到瞭朋友。但他也意識到，“墻”並沒有消失，隻是變得無形。
“與高種姓同學的交往隻限於校園內。”蘇米特向《鳳凰周刊》坦言，出瞭學校，他們未來的道路是出國留學、去歐美工作，而自己還得回到村裡。“從意識到這個起，我就決定不再假裝‘我們都一樣’瞭。”
從此，尼赫魯大學的校園裡多瞭一個穿著連帽衛衣、戴著棒球帽的男孩，蘇米特開始用自己擅長的說唱為達利特人發聲，並稱自己為“達利特男孩”。
在印度，達利特人經常用音樂來表達抗議，他們的音樂節奏明快、情感強烈，多用鼓作為樂器。讀中學時，蘇米特就經常去當地禮堂，和本地的達利特樂團一起唱歌。“禮堂的訓練讓我能夠連續幾分鐘有節奏地說話，不用停頓，也不使用筆記。”他自豪地說。
蘇米特是達利特小孩裡的幸運兒。他的母親是村裡的“赤腳醫生”，父親則在村裡的小學教書。父母明白讀書的重要性，蘇米特在村裡讀完小學之後，就被送到鎮上的基督教寄宿學校讀初中。
蘇米特一傢信仰基督教，因為達利特人的身份，他不用繳納學費。學校由基督教教會資助，用英語教學，在這裡，他接受瞭高質量的私立教育。“當時的同學大多是從高種姓轉成信基督教，大傢都知道我的身份，在和我交往的時候會有一些猶豫。”蘇米特說，因為交不到朋友，他便更加專註於學習，課餘時間則花在唱歌上。
到瞭奧裡薩邦首府佈巴內什瓦讀高中時，周圍的人立刻從他的膚色和口音辨別出他屬於達利特人，讓他備受打擊。“即使你努力隱藏，大傢也很容易從你說話的方式、你的姓氏或者飲食習慣等多方面，明白你的出身。”
直到進入尼赫魯大學，讓蘇米特感到輕松瞭很多。他很快和其他信仰基督教的同學混熟瞭，經常一起去教堂，也很少會覺得因為種姓受到歧視。但那堵“墻”並沒有消失。即使他開始“融入”高種姓同學的圈子，但生活習慣、興趣愛好上的鴻溝還是非常明顯。
“二十多年過去瞭，我終於發現我的個人經歷不是獨有的，所有達利特學生都面臨這些困難。”蘇米特說，從那時起，他真正明白瞭“達利特”這個詞作為一種政治認同的分量。從此，他開始積極參與到達利特的平權運動中來。
和很多印度精英青年類似，蘇米特從小就對政治話題極有興趣。“從小時候開始，我拿起一張報紙就開始讀，對一切都很好奇。”這種訓練讓他決定通過寫作來發聲。他在自己的社交平臺上就政策和政治議題發表文章，但影響力不大，每篇頂多有幾百人閱讀。
偶然的一次機會，他發現說唱是更好的表達媒介。2016年，一名叫羅希特·維姆拉（Rohith Vemula）的達利特學生因受到歧視而自殺，蘇米特感到憤怒，想通過大喊發泄。他錄瞭一個視頻上傳到臉書，然後就回宿舍睡覺瞭。醒來之後，他發現有六七千人看瞭視頻，很多人發私信給他，說這是“反種姓說唱”。
“通過說唱，更多人會受到鼓舞。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對那些冗長的辯論和文章疲勞瞭，這種娛樂的方式更能被他們接受。”蘇米特說，說唱也因此成為他反對種姓歧視的有力武器。他在早期的一首說唱中寫道：
“讓我來告訴你，你做瞭什麼，
痛苦仍然沒有消失。
你讓我質疑我的父母，我的出身，我作為人類而存在，
我的容貌，食物，衣服，氣味，禮節，舉止。
我永遠找不到邏輯，沒有人為原因。
一次又一次的平權運動
你不斷地侮辱（我們）。
我看到父母流下瞭眼淚，因為種姓羞辱。”
畢業後，蘇米特沒像大多數同學那樣謀求一份穩定的公職。“我想為達利特人發聲。”他在社交媒體賬號上定期發佈自己的說唱作品，經常受邀去世界各地大學演講，主題是反對種姓歧視和針對達利特人的暴行。
因新冠疫情封城之後，他回到瞭傢鄉。由於很多在大城市打工的村民失去瞭工作，他聯合尼赫魯大學的同學們為他們籌款，並為約70戶傢庭提供瞭救濟口糧。
如今蘇米特一傢搬到瞭附近的鎮上，這麼多年過去，村裡的種姓隔離現狀毫無改變。除瞭少數政府官員之外，達利特人還是不被允許居住在高種姓人社區，甚至不能進入高種姓居民開的商店。
蘇米特說，在公共領域，達利特人的“不可接觸”無所不在，他們與高種姓之間不會往來，更不要提通婚瞭。這也讓他對未來不敢抱有太大期待。“若幹年後，希望我能有一份教師之類的工作，資助五六個達利特的孩子讀大學吧。”談到理想，他顯得無比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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