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切·格瓦拉到馬爾克斯，拉美知識分子是救贖者還是攔路人？

熱情的桑巴舞、濃烈的足球氛圍、危險叢生的貧民窟、奔放的狂歡節、性感的探戈、慵懶的巴薩諾瓦、還有“拉美文學爆炸”作傢們筆下的魔幻國度……這些或許是許多人認識拉美的第一印象。拉丁美洲的空氣中仿佛處處飄蕩著浪漫的藝術氣息，成為許多文青裝點自己的“心頭寶地”——享譽世界的拉美名人，除瞭體壇巨星之外，大多是如雷貫耳的文學巨人——馬爾克斯、略薩、聶魯達、博爾赫斯、科塔薩爾、波拉尼奧……

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背後恰是拉美魔幻般的近現代歷史。拉丁美洲通常闖入我們的報端離不開這些詞匯：激進、政變、民粹主義、極端主義、軍事獨裁、革命、暴亂、負債累累、國傢破產危機、貧富懸殊、資源陷阱、依附理論、反美主義……甚至，有些媒體會用“拉美病”來形容拉美國傢在發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普遍困局。激進革命浪潮在拉美的歷史當中反復出現，在左翼的第三世界反殖民敘述中，拉美有著其不可取代的崇高地位。

拋開激進革命的浪漫想象，在拉美的歷史中，瘋狂的起義者和殘暴的鎮壓者經常交替出現。考迪羅主義（拉丁美洲特有的軍閥、大地主和教會三位一體的本土化獨裁制度）曾大行其道。在上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後，拉美“水土不服”的民主制度制造瞭無數民粹主義領袖，這使得考迪羅主義的幽靈繼續在拉美遊蕩。在經濟上，諸多拉美國傢也看不出什麼經濟潛力，許多拉美國傢陷入瞭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詞仿佛專門為形容拉美而創造的一樣。

拉美猶如一頭困獸，不斷地在政治風潮裡變換身姿、劇烈搖擺、掙紮鬥爭。各種思潮和政權你方唱罷我登臺。不管城頭變換哪張大王旗似乎都無法擺脫自己所陷入的困境。歷史上，拉美更替過的不同形式的政權數量多到驚人，以至於有人戲稱，“拉丁美洲是政治制度的博物館”。

為何拉美的社會困境如此深重，其文化藝術卻如此璀璨？在歷史上，面對著拉美社會的“不幸”，這些拉美作傢、詩人和學者又是如何思考拉美未來的？拉美知識分子的思想又如何塑造著拉美社會？眾所周知，在清末民初，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在歷史曲折的行程中，知識分子扮演瞭重要的角色。他們引進各種各樣的觀點，希望能實現國傢的轉型，以救亡圖存。在第三世界的社會轉型的危局時刻，知識分子似乎會顯得格外“有機”。拉美也類似。我們能從許多拉美作傢、詩人和學者們的所思所想中，找到他們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傢知識分子的相似之處。他們對於拉美社會的思考和期許，又如何改變瞭拉美社會？

為此，我們采訪瞭墨西哥歷史學傢恩裡克·克勞澤，他研究拉美的知識分子史。在《救贖者》一書中，他挑選瞭拉美歷史中的九個代表性人物，並寫成人物小傳，以最精簡高效的方式為世人呈現拉美思想的代表性“面孔”，以體現他們對拉美社會困境的思考。這些人物分別是古巴獨立英雄、詩人和記者何塞·馬蒂、烏拉圭作傢何塞·恩裡克·羅多、墨西哥哲學傢和教育傢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秘魯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和編輯何塞·卡洛斯·馬裡亞特吉、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阿根廷領導人埃娃·庇隆（又譯作艾薇塔·貝隆）、革命傢切·格瓦拉、小說傢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和馬裡奧·巴爾薩斯·略薩。這些人物面向、政治立場、身份各異，卻組成瞭拉美知識分子中的最具有同質性的“面孔”。

《救贖者》，[墨] 恩裡克·克勞澤著，萬戴譯，理想國|北京日報出版社2020年8月版

采寫 | 徐悅東

“拉美病”的病因到底是什麼？

為何拉美會在現代化轉型的道路上一波三折？流行的觀點將“拉美病”的罪責歸咎於殖民主義——包括新形式的殖民主義，即不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受“依附理論”的啟發，在愛德華多·加萊亞諾頗有影響力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認為，曾經野蠻的殖民者竭澤而漁般的掠奪這片土地。如今不公正國際秩序下的國際分工、自由貿易、經濟援助同樣以不文明的手段掠奪著拉美。拉丁美洲是一個血管被切開的地區。拉丁美洲不發達的歷史成就瞭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

這本書是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的“聖經”，他曾在2009年將這本書贈給其“宿敵”——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查韋斯是拉美“粉紅浪潮”中的代表人物。在上世紀末，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經濟沖擊等綜合因素的影響下，許多拉美國傢的左翼民粹政黨取得瞭政權，迎來瞭拉美“粉紅浪潮”。查韋斯對這本書的青睞，也代表著許多拉美左翼對拉美困境分析的基本立場——帝國主義（尤其指美國）各種形式的掠奪和不公正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是“拉美病”的罪魁禍首。

小貼士

依附理論

依附理論 (the Dependency Theory)誕生於 20世紀60-70年代，最初由阿根廷學者勞爾·普雷維什（Raul Prebisch）提出。該理論認為廣大發展中國傢與發達國傢之間是一種依附、被剝削與剝削的關系。在世界經濟領域中，存在著中心——外圍層次。發達資本主義國傢構成世界經濟的中心，發展中國傢處於世界經濟的外圍，受著發達國傢的剝削與控制。依附理論已經成為當代西方發展經濟學理論流派中的一種激進學說，也是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學派之一。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烏拉圭]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著，王玫等譯，理想國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對於依附理論來說，來自不同立場的人士都給出過不少批評。在左翼陣營內部，依附理論也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加萊亞諾式宿命般悲觀的“古典依附論”，發展出更為復雜和樂觀的“依附發展論” （代表人物如巴西社會學傢費爾南多·卡多索）以及其他流派，至今並沒有哪一種流派取得主導的“共識”地位。

但可以肯定的是，造成拉美貧困的因素要比加萊亞諾文學化的簡單歸因復雜得多。其中一種對加萊亞諾的常見批評就是，他過於將拉美不發達的因素歸咎於外部剝削，從而忽視瞭拉美內部的問題。當然，大傢不能忽視這本書所寫的時代背景（此書出版於1971年）。若大傢瞭解上世紀“激進的六十年代”，也就能理解加萊亞諾為何會將該書寫成瞭搖旗吶喊的“檄文”——他希望能通過武裝革命讓拉丁美洲擺脫依附的命運。

在采訪中，恩裡克·克勞澤評論道，“‘依附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盛行，但很快就被證明是行不通的。智利乃至墨西哥多年來的發展表明，自由經濟是一種更好的選擇。曾支持這一理論最出色的理論傢——如費爾南多·卡多索在知識生涯的最後階段都批評瞭‘依附理論’。加萊亞諾自己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也譴責自己，認為自己所寫的這本書是一個錯誤。但這本書已經成為瞭神話。”

克勞澤本人更傾向於從一種更為內部的視角來審視拉丁美洲的病灶。在《救贖者》中，克勞澤批評道，拉美文化本身使得拉美的現代化進程一波三折。拉美文化是中世紀伊比利亞半島文化的延伸。時至今日，“君主制和教會，劍與十字架”——這種中世紀的印記還深深存留在拉美社會的內在精神秩序裡。

君主制作為一種政治文化，而非一種政治實體在拉美存留至今。它由“國傢”、“人民”、“人民主權”、“革命”等概念組成（這些術語的意義與英美所流行的相同術語大為不同）。盎格魯-撒克遜的政治哲學基礎源於霍佈斯和洛克（作為政治權力來源的人類理性基礎和個人良知、公民寬容的實踐、限制天性暴力和組織共同生活的社會契約理念），拉美的政治哲學基礎來源於托馬斯主義的新經院哲學傢，比如耶穌會修士弗朗西斯科·蘇亞雷斯。

蘇亞雷斯認為，國傢不是一個自私的叢林（在霍佈斯筆下，人是為己的和自私的），而是一個在集體意志、君主權力與自然法則達成和諧，關註公民幸福和福祉的共同體。這是一個父親、監護者式的政治概念。這個利維坦是“有機的”，頭部是一位傢長。其社會主體受到客觀的自然法則的命令，而不是個體良知的指引。人民隻是主權的保管人。人民將主權徹底轉讓給君主。權力從人民到君主的讓渡是難以撤銷的。在理論上，如果人民認為君主的行為已經如同“暴君”，那麼人民可以起義“誅殺暴君”。（這在西班牙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在英國和法國曾經發生過。西班牙君權至盛後高舉反宗教改革的大旗，自此開始錯失歷史的良機。）

蘇雷亞斯在盧梭之前就制造瞭類似盧梭的“公意”概念。眾所周知，“公意”在法國大革命中扮演瞭重要的角色。克勞澤認為，受“公意”影響，在西班牙語文學的黃金時代裡，人民起義反抗統治者（並非君主，而是暴虐無道的地方官員）幾乎演變成一種文學類型。

這似乎與中國古代皇朝的“天命觀”有所相似。若天子無德，水亦可覆舟，這也為中國歷史獨特的皇朝更替提供瞭理論基礎。可惜克勞澤對中國歷史不甚瞭解，對於這個類比，他說：“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對比。但我不知道中國歷史上的具體情況。我不知道中國歷史上有多少民眾起義成功的案例。在拉丁美洲的歷史上，非常可悲的是，每當人民把君主看成神聖的人物，君主也會把自己看成是神聖的人物，人們根本沒有權力罷免他。”

恩裡克·克勞澤，（Enrique Krauze），墨西哥歷史學傢，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客座教授，墨西哥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墨西哥歷史學會會員。曾為奧克塔維奧·帕斯創辦的《回歸》雜志擔任編輯，自己創辦瞭西班牙語地區重要的文化雜志《Letras Libres》。著有《墨西哥權力傳》《奧克塔維奧·帕斯傳》《埃米利亞諾·薩帕塔傳》《考迪羅世紀》《墨西哥革命的文化領袖》等作品。

阿拉伯帝國對西班牙的征服，為拉美的“君主制文化”貢獻瞭考迪羅主義的傳統。這種軍國主義的軍人專制體制在拉美獨立後長期存在。在經過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表面上的洗禮後，有些拉美國傢拋棄瞭考迪羅主義，但很快，它們就陷入另一種托馬斯主義的君主制文化當中——國傢依然是一個父親般的神話機體，其被賦予瞭集權主義的正統觀念。拉美歷史上的革命者們則從古老的人民主權和“公意”的起義思想中找到沃土，他們領導人民合法地反抗通常是美國支持的軍政府。的確，許多軍政府作惡多端。但在反對暴君的革命結束後，拉美又回到瞭將權力集中在個人或團體手上的起點，開始新一輪的循環。

為何拉美盛產救贖者，

卻鮮有經世致用的建設者？

除瞭君主制的遺產，天主教會在拉美也留下瞭深深的印痕。天主教教義在等級制的封閉的傳統主義與致力於消除不平等和壓迫的集體主義中搖擺。第一批到新世界的傳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神父就是後一種天主教精神的代表。克勞澤認為，20世紀的拉美大學生和知識分子重拾瞭這一天主教傳統。傳教士的倫理從宗教領域轉入世俗領域，救世的神父變成瞭革命的救世主。

因此，如果不理解天主教文化，我們就無法理解拉美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他們的傳奇生涯。他們為瞭拯救自己的國傢，在某一時刻會產生瞭宗教般的信仰。不管他們擁有什麼樣的立場，他們都希望建立一個公正、繁榮、和平的秩序，希望拉美能擺脫西方殖民主義的影響。為瞭建設這個秩序，他們幾乎都相信，隻有革命一條路可走，盡管他們對於革命的觀點各異：獨立革命、民族革命、社會革命、社會主義革命——革命是一種救贖，革命成功便到達天堂。

大傢都很熟悉的切·格瓦拉就是一個典型的革命“聖徒”。他願意用自己的骨灰為一個新社會奠基。格瓦拉的詩歌多以殉難和救贖為主題（某種變體的宗教主題）。這位浪漫主義詩人以革命大使的身份走向世界（類似宗教中普世的愛）。切·格瓦拉的目標是想通過一場烏托邦式的革命來重塑人類道德。他在剛果和玻利維亞的冒險計劃都是災難性的，他想建立一支聖徒的軍隊，用道德武裝軍隊，即使這不現實——他的遊擊隊成員不斷在逃跑。克勞澤懷疑他在玻利維亞打遊擊的最終目的就是殉難。格瓦拉將這種殉難當成最高的政治創舉，盡管格瓦拉並未直接想過自殺。在伊比利亞半島的天主教世界裡，對苦難和殉道者的崇敬的終極意義是救贖——死亡才能證明來一個人的信仰。

在基督教中，末世救贖是耶穌復生的先兆。格瓦拉相信他耶穌式的殉道一定會激勵出更多的革命者。這種耶穌殉難般的救世革命故事使得他成為瞭一個著名的流行符號。其實，在拉美的歷史上，類似的符號已經出現過許多次瞭。

拉美街頭切·格瓦拉的塗鴉

生活在十九世紀的詩人何塞·馬蒂就是在拉美人盡皆知的古巴獨立革命英雄。他深刻地預見瞭美國的擴張主義吞並古巴的野心，因而他想為古巴實現救贖。他算是自由派人士，他的革命思想承襲自美國獨立戰爭和西班牙殖民地的獨立戰爭。他通過翻譯出版來宣傳他的學說，以文化啟蒙來救贖拉美。為瞭他的革命事業，他被祖國流放他鄉，遠離自己的傢人。最後，他辭去文協主席的工作，選擇去古巴參加起義。其實他根本不用赴死（起義軍有士兵專門保護他的安全），但他自己主動選擇瞭死亡時刻（他獨自主動向敵人沖鋒）。馬蒂的一生都在期待著能為古巴死去，他將其視為自身殉道的結束和救贖的開始。由此，這位聖徒也成瞭啟蒙拉美革命的先知與符號，他也開創瞭拉美革命思想的新時代。

我們如今該如何看待這類救贖者在拉美社會的符號化？對此克勞澤沒有正面回答，他講瞭一則趣聞，“二十多年前，《新共和》雜志邀請我參加電影《阿根廷，別為我哭泣》（又名《貝隆夫人》）的首映式。麥當娜飾演這部電影的主角埃娃·庇隆，安東尼奧·班德拉斯飾演切·格瓦拉。這兩個人物跳著想象中的探戈舞，這似乎象征著他們相當契合當代的‘表演文化’。他們像兩顆星星一樣閃耀——她，是‘不穿衣服的聖人’；他，是革命的象征——但不是在歷史的蒼穹中，更是在市場的商品中：海報、T恤、紋身……查韋斯就是庇隆主義者和格瓦拉主義者。”克勞澤道出瞭被符號化的救贖者們與當代拉美民粹政治之間鮮為人知的親緣關系。在拉美普遍實現民主化的二十世紀下半葉，靠選票上臺的民粹主義政治傢恰恰繼承瞭救贖者的角色。

電影《阿根廷，別為我哭泣》（又名《貝隆夫人》，1996）劇照。

埃娃·庇隆原本是一位出身貧寒的平庸女演員，她嫁給瞭庇隆將軍。在庇隆將軍當上阿根廷總統之後，她不僅成為瞭灰姑娘的化身，也成為瞭善良而神奇的“仙女教母”。她是庇隆將軍的完美搭檔——她能跟貧苦大眾真誠溝通，她的演講讓許多底層人民如中魔咒。她廣施恩惠，成為瞭阿根廷民眾的崇拜對象——當時阿根廷人對埃娃的崇拜就幾近於聖母瑪利亞的崇拜，而且這種崇拜日益宗教化和極端化。在貧民百姓眼裡，她就是阿根廷的救贖者——她為人民吶喊，為人民提供瞭無數社會福利服務，但這種不可持續的財政支出也在不負責任地透支著阿根廷的國力。

這位阿根廷的“聖母”打破瞭民粹主義歷史上的所有紀錄，她每天接待幾十個代表團，瘋狂訪問工廠、學校等各種機構，出席各種開幕儀式。她會親自詢問每一個的狀況，會親吻麻疹病人，會擁抱那些衣著破爛的窮人，這也頗具表演意味——她讓大傢與人類經受的痛苦產生瞭共鳴。當然，她將阿根廷數十年來積累的財富揮霍一空。阿根廷的後代人為此付出瞭巨大的代價——巨額的負債、貧困和吞噬一切的嚴重通脹，阿根廷也從一個發達國傢慢慢淪為處於破產邊緣的國傢。

埃娃·庇隆，又譯作艾薇塔·貝隆，常被稱為“貝隆夫人”

克勞澤認為，切·格瓦拉和埃娃·庇隆在政治光譜上是左右兩個極端（庇隆政府跟納粹黨的關系非同一般，這也是二戰後許多納粹戰犯會逃亡阿根廷的原因），但是他們有著許多相似之處：救贖者的形象、極富傳播力度——如今，這兩個極端在拉美的“粉紅浪潮”中得到瞭結合。克勞澤一直都是拉美右翼軍人政權的死敵，但是他也批判“粉紅浪潮”中的左翼民粹主義。

有許多國際局勢觀察人士認為，自2015年以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拉美“粉紅浪潮”正在走向衰退，右翼政黨的影響力開始增強。克勞澤並不認同這個觀點：“我不認為‘粉紅浪潮’正在衰落。埃沃·莫拉萊斯的政黨在玻利維亞取得瞭勝利，馬杜羅仍在執政，古巴在這六十年來沒有什麼改變，其對委內瑞拉持續保持著巨大影響力。墨西哥有一個自認為是 “左派”的政府，盡管許多嚴肅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認為，這隻是一個打著左派旗號的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政府。另一方面，確實，巴西的盧拉已經倒臺瞭，執掌政權的博爾索納羅顯然不是“粉紅浪潮”的一員。但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墨西哥總統奧夫拉多爾和博爾索納羅之間幾乎沒有區別。到現在，左和右這兩個詞已經沒有什麼意義瞭。現在實際上是民粹主義和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不平等鬥爭。”

民粹主義是拉美的一個痼疾，如今似乎有泛濫於西方世界之勢。克勞澤認為，“不管民粹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如何，全世界的民粹主義者有一些共同點——魅力型領袖、壟斷言論、動員群眾、攻擊媒體、蔑視科學和客觀真理、捏造內外敵人、煽動仇恨。在這一點上，他們都很像，特朗普、奧夫拉多爾、查韋斯、歐爾班和博爾索納羅都是一樣的。他們通過民主程序上臺，並想結束它。西方的教訓無非是，要試圖通過民主手段打敗這些民粹主義者。”

拉美知識分子的精神轉向，

它的背後動力是什麼？

對於拉美來說，美國是最重要的一個外部因素。克勞澤在書裡寫道，在歷史上，拉美知識分子對“美國的仰慕和失望的循環由來已久。至少有三代拉丁美洲的自由派曾將美國作為榜樣，以致在某些方面完全照搬瞭美國的做法”。

在十九世紀初到中葉，由於受美國獨立戰爭的鼓舞，同處美洲的拉美知識分子以效法美國為榮，對美國的仰慕幾乎遍佈整個美洲大陸。盡管美墨戰爭使得墨西哥失去瞭一半的領土，但墨西哥也絲毫沒有減少對美式自由的向往，美國詩人惠特曼對此還曾感到十分驚訝。

但是，隨著十九世紀美帝國主義擴張的野心的興起，局勢徹底發生瞭變化。拉美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對羨慕美國的國會政治，另一方面對其野心和強權感到擔憂。門羅主義將拉美當作隻能讓美國染指的後花園。古巴淪為美國保護國的遭遇，震顫瞭許多拉美知識分子的心靈。

從此之後，拉美的思想界發生瞭重大的轉變：許多自由派成員對美國的態度開始向他們的對手保守派靠攏——他們最終明確提出瞭反對美國的理論。烏拉圭作傢何塞·恩裡克·羅多所寫的《愛麗兒》就是反美主義的聖經。羅多認為，拉美文化比美國的功利主義文化具有優越性。當時法國的實證主義在拉美很流行，羅多不認為實證主義與天主教有所矛盾，他在《愛麗兒》中為實證主義註入瞭新生命，以此來抵抗盎格魯-撒克遜的功利主義。

何塞·恩裡克·羅多

此外，《愛麗兒》還回應瞭“美國天命論”。自黑格爾以來，十九世紀的許多歐洲哲人基本上都認為，發達大國終將吞並落後國傢，並視其為文明發展的方向。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支持過美國對墨西哥的戰爭，這看起來很奇怪，因為這不符合今天的國際道德的標準（尤其在威爾遜原則之後）。但是，支持吞並是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歐美十分流行的正常理念。

羅多很早就不贊同這種理念，他認為，落後國傢應該站起來，發展自己，扭轉被奴役的命運。要實現這一目標，拉美國傢得先發展教育。這也成為瞭拉美左右兩派的共識。反美主義為拉丁美洲人帶來文化上的共識。直到今天，這個共識依然存在。拉美也形成瞭重視教育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地位相當高，大學裡渴盼成為救贖者的學生也成為瞭拉美一代代社會運動中的主角。

自此之後，拉美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圖景變得鮮明。拉美飽受美帝國主義的嚴重威脅，因此，拉美的未來取決於“非美國的道路”。正所謂“病急亂投醫”，在內憂外患下，知識分子為國傢富強找來瞭各種各樣的藥方。

哲學傢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曾被譽為“墨西哥的良心”。他曾是墨西哥革命的文化領袖，他創造瞭20世紀上半葉拉美最具影響力的救贖神話。他曾熱情歌頌馬德羅主義——馬德羅在當時被稱為“民主的使徒”，他試圖在墨西哥恢復已被遺忘的自由派理想。但他成瞭選舉舞弊的犧牲品。為此，他發動革命當上瞭總統。好景不長，一場軍事政變刺殺瞭馬德羅，墨西哥的民主神話破滅。墨西哥開始進入混亂狀態。

巴斯孔塞洛斯是馬德羅的熱心追隨者。在馬德羅被刺殺後，他陷入瞭對自身文化和藝術的內省，並開始轉向普羅提諾的哲學，成為瞭新柏拉圖主義者。他鐘情於“哲人王”的理念，認為權力不該由軍人掌握而必須由知識分子掌握。他還堅信拉美將誕生新的文明。他參加瞭1929年的墨西哥總統大選，無數墨西哥人對他有著救贖者一般的期待。但由於選舉舞弊，他輸掉瞭大選。由此，他不再相信民主主義，投向瞭法西斯主義，對納粹德國高唱贊歌。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

在采訪中，克勞澤如此評價巴斯孔塞洛斯：“他並不是拉美一個特別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因為自1930年代以來，拉丁美洲明顯更同情西班牙共和國和俄國革命，而不是法西斯主義。巴斯孔塞洛斯為什麼會采取這種立場？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他將他在1929年墨西哥總統大選的失敗歸咎於美國。在他仇恨美國後，由於他依然還是蘇聯的敵人，他就被希特勒蒙蔽瞭。出於某種我沒有搞明白的原因，他最後成瞭一個憤怒的反猶分子：他認為猶太人在克裡姆林宮和華爾街以某種方式占據瞭主導地位。”

如克勞澤所說，巴斯孔塞洛斯的選擇並不常見。同樣是在反美主義共識的旗幟下，20世紀的大部分拉美知識分子都選擇左傾的道路。馬爾克斯、略薩、奧克塔維奧·帕斯在早年都選擇瞭左傾。但是，後來他們卻走上瞭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他們的晚年，馬爾克斯繼續選擇左傾，並未改變；略薩則皈依瞭自由主義；帕斯則走上瞭一條折衷的道路，信奉社會民主主義。這代表瞭上世紀拉美知識分子的幾種主要選擇。

在《救贖者》中，克勞澤尤其熱衷於講述帕斯的故事，讀者也能看出他清晰的喜好，畢竟他倆是老朋友瞭。克勞澤說，“我把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獻給瞭他（帕斯），原因很明顯，我和他在《回歸》雜志一起工作瞭23年。奧克塔維奧·帕斯是20世紀乃至歷史上最重要的西班牙語作傢之一。在書中，我並沒有真正涉及到他出名的重要方面（詩歌），也沒有涉及到他其他大量的文學作品（散文、傳記、批評），我隻集中討論他的政治思想的轉變。他一生都是一名社會主義者，但他想要的是具有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對我來說，他是我的學習榜樣，但他並沒有成為拉美知識分子的榜樣，因為古巴革命對拉美知識分子的影響非常深刻持久。奧克塔維奧·帕斯認為，建設社會民主主義是可能的。他並不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支持者。”

為何這些知識分子的左翼傾向會發生轉變？克勞澤說，“奧克塔維奧·帕斯的轉向顯得非常艱難、漫長和曲折。在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出版後，他與蘇聯決裂瞭。但他從未完全放棄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停止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巴爾加斯·略薩比帕斯年輕二十二歲，他曾是古巴革命的熱心支持者。他一開始對帕迪利亞事件感到失望，但我認為，實際上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才幾乎有瞭真正的轉變時刻：他皈依瞭自由主義，這不僅是政治上的出路（像帕斯一樣），也是經濟上的出路。他抹去瞭馬克思主義影響他的一切痕跡，以及他對社會主義的信仰。”而馬爾克斯由於他與卡斯特羅的私人關系，並未有所轉向。

奧克塔維奧·帕斯

無論何種立場，克勞澤對拉美知識分子都提出瞭自己的批判。不管是帕斯還是略薩，抑或是馬爾克斯，他們都曾寄希望於救贖——如何打造一個新的拉美社會。拉美獨特的歷史遺產因素是無法被忽略的。帕斯認為，僅靠自由主義不能帶來新的秩序、新的社會和文明，19世紀在拉美的自由主義革命隻是一種“表面革命”，沒有真正的社會根基。帕斯對政治行動給予厚望——他希望能夠建立新的秩序、新的文明——這也是一種救贖。

對於拉美知識分子，克勞澤總結評論是：拉美“具有宗教情懷的救贖者太多，能夠付諸實踐的思想傢太少”。拉美知識分子的地位很高，但他們通常隻提出抽象的原則性意見。而且，他們經常囿於死板的教條主義，對於具體如何操作的實踐性想法則不甚瞭瞭。

克勞澤說，“創造豐富的、廣泛的、多樣的、富有成效的市場經濟是一回事，但組織實際的革命又是另一回事。第一種是建設工作，這是一種漸進的社會工程（如卡爾·波普爾所提出的那樣）；另一種是破壞性的工作，革命者摧毀現實，然後按照他們的說法重建。前者需要切實可行的想法，並必須要惠及具體的人。後者也許會將具體的人擺上抽象觀念的祭壇上用來祭祀。”

不過，面對民粹狂潮，拉美知識分子的社會能量也早不如從前。克勞澤說，“在上一波激進的民粹主義政府（委內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維亞和現在的墨西哥）當中，知識分子並沒有發揮主導作用。關鍵因素是那些有魅力的領導人（查韋斯、奧爾特加、莫拉萊斯、洛佩斯·奧佈拉多），他們把自己在1960年代所接受的消化不良的馬克思主義，與病態的個人崇拜相結合，重新演繹瞭舊的考迪羅主義。

今天的民粹主義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革命者的晚輩弟子。現在大多數嚴肅的知識分子都采取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來批判民粹主義，因為他們知道，民粹主義集中瞭權力，卻沒有產生財富或正義。遺憾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分量不如20世紀。20世紀是知識分子的世紀：薩特、加繆、奧威爾、羅素、奧克塔維奧·帕斯等都是極具歷史分量的知識分子。”

拉美到底該怎麼辦？拉美知識分子經常從世界各地采擷“先進”經驗，卻經常南橘北枳。對於拉美來說，世界上真的存在救贖者眼裡的“萬靈丹”嗎？面對拉美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困境，克勞澤將目光轉向瞭中國。克勞澤對中國不甚瞭解，他說，“我們拉美人很欽佩千年的中國文化及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發展狀況，但我們對中國知之甚少。拉美和中國之間需要更多對話。”此外，他一直很好奇，“中國這些年到底如何消化這些時代之間的劇烈變化？”因為拉美歷史上每一次劇烈的變化，都產生瞭拉美世界難以消化的後遺癥。對於這些後遺癥，克勞澤認為，拉美救贖者們最缺乏的“務實”精神是一瓶解藥：“我認為中國的許多價值觀（紀律、國傢目標、務實）對那些被救贖般民粹主義者所統治的混亂國傢會有很多好處。”

本文為獨傢原創內容。采寫：徐悅東；編輯：李永博；校對：王心。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