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從金融大國進入到金融強國？
全球金融中心爭奪戰
本刊記者/賀斌
發於2020.11.16總第972期《中國新聞周刊》
9月25日，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GFCI28）發佈，按照營商環境、人力資源、基礎設施、發展水平、聲譽等指標，該報告對全球121個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進行瞭評價和排名，共有111個金融中心進入榜單，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排名依次為：紐約、倫敦、上海、東京、香港、新加坡、北京、舊金山、深圳、蘇黎世。
2008年春節前，美國《時代》周刊編輯邁克爾·艾略特在他的文章《三城記》中，用一個新詞來形容世界當時的三大國際金融中心：紐倫港。分別指紐約，倫敦和香港，近年來，隨著亞太地區金融業的發展，東京和新加坡也進入國際金融中心行列。
這一格局似乎在被打破。
在今年3月公佈的報告中，香港從第三滑到第六，被東京、上海、新加坡三座城市超越。此次香港盡管超越新加坡，較上期排名上升一位，但兩者隻有1分之差，上海超越東京擠進前三，卻也隻高出1分，深圳繼去年9月第26期之後，再次進入TOP10，位列第9，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競爭異常激烈。
而在進入榜單的12個中國內地城市，發展也參差不齊。TOP10中，包括香港在內，中國囊括四席。廣州滑出前20，成都、青島則躋身TOP50，顯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南京、西安、天津、杭州、大連、武漢盡管進入榜單，排名卻較靠後。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由英國智庫Z/Yen集團發起，旨在對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進行分類、評分和排名，自2007年3月開始，該指數開始對全球范圍內的金融中心進行評價，並於每年3月和9月定期更新，以顯示金融中心競爭力的變化。
2015年9月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首次在中國發佈，發佈城市選在瞭深圳，彼時中國內地隻有上海、深圳、北京、大連4個城市入榜。2016年9月，在人民幣正式被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前夕，該指數在上海發佈，青島成為新入榜城市，也是從這期起，該指數由Z/Yen集團和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共同編制發佈。
打造人民幣的主市場
中國的金融發展舉世矚目，如何從金融大國進入到金融強國，或是下一階段中國金融發展的重點。
（2020年9月25日，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發佈，深圳位列全球十大金融中心城市之一。圖為深圳中央商務區（CBD）夜景。）
在不久前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發佈的《徑山報告》中，提出要完善開放統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資體系，構建開放多元、功能健全、富有彈性、競爭力強的外匯市場體系，建立以人民幣金融資產為基礎的國際金融中心。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曉春曾在兩三年前提出過這一觀點，“這是金融中心的特色問題，也就是‘要建設怎樣的國際金融中心’。”他向《中國新聞周刊》進一步解釋說，目前，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金融中心一定是在紐約，以英鎊為基礎的國際金融中心一定是在倫敦，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亟須建立以人民幣為基礎的國際金融中心。
“前期我們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註重在境外的推進，比如將香港作為最大的人民幣離岸市場來看待，新加坡目前也在爭取人民幣的離岸市場功能，但這些都是離岸市場，人民幣的主市場一定是要在中國。”劉曉春說。
在劉曉春看來，人民幣國際化除瞭要在交易中以人民幣為主，還應實現人民幣成為外匯儲備貨幣，在國際投融資過程中，可以用人民幣貸款、發債。此前，引進更多的外資機構，是中國一些城市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重點。但劉曉春認為，金融中心和其他市場不同，並非僅僅依靠招商引資就能建設完成，即使吸引來外資金融機構，如果沒有儲蓄，沒有金融產品交易，沒有國際的投資人和融資人，依然不能稱之為國際金融中心。
“什麼叫國際金融中心？就是在國際上，至少在一定區域內能夠形成融資、投資和金融交易的中心。”劉曉春表示，有瞭投融資，才會有避險需求，比如期貨需要和一些金融衍生品進行對沖。“這樣形成的具有功能性的市場，才叫國際金融中心，而不僅僅是由金融機構的數量和金融交易的規模所決定。”
在中國內地，第一個提出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並成為國傢戰略的是上海。2009年4月國務院印發《關於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提出2020年上海將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
去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等八部門聯合印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行動計劃（2018－2020年）》，未來上海將形成包括全球資產管理、跨境投融資服務、金融科技、國際保險、全球人民幣支付清算、金融風險管理與壓力測試等在內的六大中心，並形成國際一流的優良金融生態系統。
“當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正處在提升功能和競爭力的關鍵的時期。”上海市副市長吳清在不久前的一個論壇上表示，上海將以提升金融市場國際化水平為核心，以擴大對外開放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為關鍵，全面強化上海配置全球金融資源的能力。將進一步優化與全球主要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增強人民幣資產的全球定價能力，打造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中心。
逐鹿金融中心
開埠百年，坐鎮長三角的國際化大都市上海，固然有著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天然優勢，而越來越多的一線城市和新一線城市也將建設金融中心作為發展目標。無論是早早進入榜單的大連、青島，廣州，還是後來居上的成都、杭州，西安，以及全島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海南省，或以區域金融中心自居，或以自貿區為契機整體推進，或以某一金融業態作為突破口，都紛紛加入到金融中心的爭奪戰中。
（美國紐約華爾街的雕塑和紐約證券交易所。攝影/本刊記者 廖攀）
在西部三大“網紅”城市中，重慶、成都、西安都提出過金融中心的目標。最終，重慶在吆喝“建設內陸國際金融中心”多年後，終於將這一目標上升為國傢戰略。西安則找到絲綢之路金融中心這一定位，力爭將絲綢之路金融中心發展上升為國傢戰略。而來自成都官方的定位則是“建設西部金融中心”。三個城市圍繞自身定位，各自推進。
杭州卻在金融科技領域另辟蹊徑，發佈《杭州國際金融科技中心建設專項規劃》，明確提出將杭州打造成為“中國金融科技引領城市”和“全球金融科技應用與創新中心”。
縱觀目前幾大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迪拜等都是自由貿易港，全島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海南很容易被視作國際金融中心的有力競爭者。今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印發《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明確提出“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重點圍繞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分階段開放資本項目，有序推進海南自由港與境外資金自由便利流動”。“跨境資金流動自由便利”被解讀為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舉措，按照《方案》“三步走”發展目標，這一目標將在第二階段即2025～2035年實施完成。
從規劃角度，各大城市圍繞金融中心佈局各有側重，但從中國金融發展角度，這麼多的城市建設金融中心，是否會帶來新的泡沫？
“金融中心是城市不斷演化過程中更高級的形態。”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所長劉國宏對此表示理解，在他看來，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需要空間的產出不斷提升，而金融業態可以達到這種效果，配置金融資源意味著擁有主導權，就能分享整個資源配置過程中最高的剩餘價值，金融中心可以匯聚大規模的資金到一個城市，發揮巨大的規模效益，帶來極高的經濟產出。
這在新冠肺炎疫情後得到瞭有力印證，在此次疫情影響下，實體經濟受到沖擊，很多城市都是金融業一枝獨秀。以北上廣深中，上半年唯一實現GDP正增長的深圳為例，各項經濟指標中，除固定資產投資以外，另一項正增長就來自於金融機構存貸款餘額，顯示深圳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金融實力依然強勁。
毗鄰香港的深圳同樣表露出建設全球金融中心的雄心，早在深圳市“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就提出“建設國際化金融創新中心”。在粵港澳大灣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雙區驅動”戰略下，今年深圳市提出瞭建設“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和“全球可持續金融中心”兩大定位。
（最新一期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中國囊括瞭四席：上海、香港、北京、深圳。圖/視覺中國）
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產業規劃部部長王福強看來，深圳提出的兩大中心目標，符合國傢賦予的戰略定位，也會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發展目標形成正向的支持作用。
在2019年2月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深圳的定位為“發揮作為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傢創新型城市的引領作用，加快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努力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在這裡，‘創新’是關鍵詞。”王福強向《中國新聞周刊》進一步解釋，未來深圳的發展，將逐漸邁向高端服務業主導的創新型經濟階段。就支撐實體經濟的金融業來說，也會加速與科技創新的融合。“如何實現金融與現代科技的相輔相成，是深圳未來的重要發展方向。”
2020年5月，為貫徹落實《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深圳出臺瞭行動方案，制定瞭50條措施85項任務。在深圳市福田區金融工作局局長朱江看來，未來10～30年，金融中心競爭的焦點就在金融科技，在金融科技領域，深圳早早就開始佈局。
按照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紐約在金融科技領域排名第一，其次是北京、上海、倫敦和深圳。金融科技不光成為中國城市佈局的方向，也是世界金融中心城市關註的重點。
“金融中心不是規劃出來的，也不是指定出來的，而是市場選擇出來的。”在劉國宏看來，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得益於賽馬機制，從這一角度，各大城市確定一個目標，然後競相發展，這是好現象。
發展路徑：市場選擇還是政府引導
一般來說，各大金融中心城市都是先從制造業開始，帶動物流和商業的發展，待到服務業繁榮之後，金融才開始登場。美國的華爾街國際金融中心、倫敦國際金融中心、日本國際金融中心都是這種發展軌跡。按照規劃，今年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基本完成之年，不同於紐倫港的市場選擇路徑，新加坡那種政府主導的模式是否可以成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路徑？
對此，劉曉春表示，盡管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最初是由政府主導建設，但在市場規則、法制建設、加強監管等方面，完全遵照市場體系來建設。在規則制度方面，上海還存在差距。
劉曉春曾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生活過多年，深感兩地的品味性格及做事方式極為相像，非常務實，非常講規矩，遵從契約精神，也很精打細算。在他看來，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是近100年來整個中國和亞洲政治經濟的變化的必然結果。
從地理位置來看，上海作為中國海岸線的中心，是長江的出海口，經濟輻射可直接面向全國，而香港過去隻是偏安一隅，輻射能力有限，在地理條件上，上海更勝一籌。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各國的政治經濟封鎖，香港成為中國唯一一個對外的出口。在中國與世界長達數十年頻繁的往來中，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逐漸形成。
（2000年10月30日，上海證券交易所裡的打電話的“紅馬甲”交易員。圖/視覺中國）
“作為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香港不僅具備發展世界級金融中心的最佳區位條件和制度條件，而且還有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王福強表示，香港有完善的法律體系，系統、嚴明、高效並符合國際慣例的金融及經濟監督機制，擁有靈活、高效的貨幣調控體系，能夠充分、合理、公平競爭的商業銀行體系和證券公司體系。與此同時，香港的金融市場交易成本很低，金融交易量大，香港金融業的關聯行業蓬勃發展，使得金融交易的稅收低，時間快，形式靈活多樣，金融市場發達。
（1955年7月3日，香港證券交易所內，繁忙的生意人或通過電話、或相互攀談，隨時關註股市變化。圖/FOTOE）
“在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總體佈局中，上海和香港有各自不同的定位，香港的地位難以撼動。”王福強表示，中國70％的外商直接投資是通過香港市場流入。作為自由貿易港，以及長期形成的法治環境，其他城市打造的國際金融中心隻能與香港形成差異化互補關系，謀求多贏。
在香港巨大的輻射效應下，深圳則選擇瞭一條獨樹一幟的經濟發展路徑。由於處在改革開放的最前沿，當時的中國迫切需要這樣一個對外的窗口，對於各項事業發展都給予極大的政策傾斜，深圳的金融業和制造業、商業得以同步發展。
彼時，很多香港金融機構都看好龐大的內地市場，紛紛在深圳建立辦事處或分支機構，大量的外資進入深圳。1981年，南洋商業銀行率先在深圳特區設立分行，打破當時國有金融機構一統天下的格局。
外資金融機構在帶來國際先進經驗的同時，也為深圳金融業的發展提出瞭建議，對此，廣東省和深圳特區政府海納百川，化為特區建設的實踐。在南洋商業銀行創辦人莊世平的建議下，“允許外資銀行和保險公司在特區設立”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中，香港的銀行和香港的保險公司進入深圳。
外資保險機構能進入，民資也開始涉足保險業，1988年，中國第一傢民營保險公司平安保險從蛇口工業區起步，在短短數十年，成為世界級的保險巨頭。
真正讓深圳金融業實現跨越的，是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成立。中央將兩大證券交易所分別設在上海和深圳，不但承擔瞭為中國資本市場改革探路的職能，也為兩大城市集聚瞭大量優質的上市公司。金融業態的種類，金融機構的數量和金融交易的規模，都得以迅速提升，令滬深兩城在金融發展上遙遙領先。
“香港和深圳，分別代表瞭國際金融中心的兩種模式。”在朱江看來，前者是純金融中心，大機構大資金，金融業務占比很大，但主要是服務金融本身。後者金融聚集和資金量相對較少，卻是真正服務於實體經濟，將金融當成瞭一種高端服務業。
2020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等四部門聯合發佈《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突出強調瞭跨境金融這一議題，王福強認為，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建設的細節圖，《意見》重點主要在探路境內外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從而實現《規劃綱要》對大灣區在金融方面的最終定位——建設國際金融樞紐。
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全新維度下的深港合作，迫切需要打破兩地要素自由流動障礙和制度軟環境落差。從深港通到“深港澳金融科技師”專才計劃，以開放為導向，深圳全面對接國際化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全面實施外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放寬港澳專業人士執業許可，推進國際貿易便利化改革，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深港兩地，應各取所長，以深圳為通道，打通國內外資本市場。”王福強說，在金融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更多的是突出融合發展的概念，深圳和香港的差異化發展也主要體現在發揮各自在金融領域的基礎優勢。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格局可能是在大灣區范圍內，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作用擴展輻射到整個大灣區，使大灣區形成以香港為核心、影響力進一步提升的深港國際金融中心。
在王福強的願景中，通過制度創新和體制改革，在大灣區實現資金自由進出，金融市場統一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以香港為核心，港深廣澳互動的金融新格局。
今年9月，由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四地聯合成立的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聯盟在廣州揭牌。“在大灣區內，廣州、深圳等城市具有實體經濟和科技發達的優勢，而香港和澳門則有資本市場和開放優勢，大灣區綠色金融聯盟作為一個平臺，將便捷四地整合資源，反哺實體經濟發展。”王福強表示，灣區經濟一體化隻會加強香港的地位，而不會起到削弱或此消彼長的作用。在人民幣還無法實現自由兌換的情況下，中國若想打造“全球金融中心”，還需要金融制度框架完全開放的香港地區來輻射和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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