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GDP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在上世紀60年代達到高點之後，整體呈長期下滑趨勢，而經濟增長放緩的背後是技術進步的放慢。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發揮後發優勢，推動瞭自身的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未來中國繼續通過引進國外技術，並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難度將明顯增加。為更好應對外部環境變化，中國應鼓勵企業開展基礎研究，加大對信息技術領域之外的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積極吸引國際機構合作開展顛覆式創新活動。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
當前美國頻現多重社會矛盾與危機。這些問題的爆發看起來有一定偶然性，但實際上是美國經濟社會矛盾長期積累且不斷深化的結果。其中，經濟增長的趨勢性放緩是一個關鍵因素，而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是技術進步速度的放慢。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重大科技創新較之前100年明顯減少，技術進步的速度在放慢。第三次工業革命主要發生在信息技術領域，該領域技術進步速度很快，但其他領域技術進步的速度相對較慢，如人類目前使用的能源、交通和建築技術基本上仍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物。
全要素生產率是度量技術進步的一個重要指標。信息技術作為一種通用技術，幾乎所有行業的發展都因信息技術進步而受益，但其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並不明顯。美國學者羅伯特·戈登研究發現，1970-2014年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隻有0.6%，僅相當於1920-1970年的三分之一。戈登認為，過去50年美國確實有技術進步，但主要體現在信息技術、通訊和娛樂行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並不顯著。
美國國傢科學基金會數據顯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占美國企業研發支出的比例由1985年的30%下降到2015年的不足20%。許多曾為科技進步做出重大貢獻的企業研究機構，如貝爾實驗室、杜邦中央研究院等，都大幅縮減規模甚至被關閉。相比之下，美國的高校對研發的投入增幅很大，在美國科研和創新體系中的地位愈發重要。但問題是，高校和企業的研究目的不完全一致，高校科研成果的轉化率明顯低於企業。
在一定時期內，經濟增長可以通過不斷擴大要素投入來實現，但由於收入報酬遞減效應，這種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的速度隻取決於技術進步的速度。因此，技術進步放慢的直接後果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放慢。
20世紀50-60年代是美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期”，20年間GDP年均增速接近4%，但在這之後就開始出現趨勢性放慢。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滯漲，GDP年均增速為3.2%；80年代裡根時期由於采取瞭減稅、提高國防開支等一系列措施，GDP增速回升至3.3%；90年代的互聯網新經濟使得經濟增速進一步提升到3.5%；但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因為互聯網泡沫破滅以及國際金融危機，增速下降到1.7%；在第二個十年，如果不考慮新冠肺炎疫情，平均增速是2.2%，但如果算上疫情可能隻有1.5%。
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走勢和GDP增長態勢幾乎同步，從20世紀60年代的高點下行，到90年代一度走高，但之後十幾年又不斷走低，整體上呈長期下滑趨勢。面對經濟增速的下滑，美國試圖通過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來維持經濟增長，雖然起到瞭一定作用，但卻造成瞭經濟發展的“脫實向虛”以及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
中國通過改革開放，發揮後發優勢，充分利用瞭全球化帶來的技術擴散效應，推動瞭自身的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
如果美國的技術進步速度在放慢，同時大力實施中美科技脫鉤，那麼中國繼續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然後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難度將明顯增加。除瞭堅定不移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改革科技體制激發創新活力之外，中國還需要采取一些開創性的舉措，以積極應對外部環境的顯著變化，力爭取得科技創新領域的突破和發展。
一是鼓勵企業開展基礎研究。基礎研究周期長、難度大，有很強的社會效益，政府應該成為投入的主體，過去在這方面我們投入不夠，現在已經在加大力度。但國外經驗表明，企業同樣可以開展基礎研究，尤其是規模較大的企業。目前，國傢對企業的研究與開發活動予以同等程度支持。未來可以考慮對企業開展研究活動的給予更大的支持力度，這樣既可以成為政府投入的有益補充，也有利於科研成果更加迅速地轉化。
二是加大對信息技術領域之外的科技創新的支持。信息技術的發展依然有良好的前景，但是市場和資本的力量對該領域已經給予瞭相當多的支持。最新公佈的中國獨角獸企業100強中，大部分都屬於信息技術行業，其他行業的獨角獸企業的核心技術和商業模式也大多是靠信息技術驅動。而材料、能源、交通、航空航天等領域，市場和資本關註較少，技術進步速度也相對較慢，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或引導企業加大投入。一旦這些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對國傢發展的推動作用可能不亞於信息技術產業。
三是吸引國際企業和研究機構到中國來開展顛覆式創新活動。目前，發達國傢的創新環境相對來說確實更好，但中國有兩大優勢：
一是市場規模優勢。科技創新，尤其是顛覆式創新往往需要足夠大的市場規模才能盈利。中國的市場規模極大，可以顯著提升科技創新的潛在回報率。
二是制度優勢。顛覆式創新的另一個主要障礙是往往和現行體制機制不相容，而要修改這些制度可能會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撓。而中國的體制優勢就在於，可以超越短期和局部利益，讓顛覆式創新更快落地。
* 本文英文版標題為 “Need for sci-tech advant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