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征]
美國大選結果塵埃落定，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獲得超過270張選舉人團票，成功當選。雖然特朗普對此仍予以否認，並在努力試圖重新計算選票，甚至要啟動司法程序，但是大局已定難更改。下一步需要思考的是拜登治下的美國會推行什麼樣的對華政策。
受新冠疫情影響，世界經濟已陷入衰退，中國是唯一保持正增長的大國。多數國傢不願意在中美間選邊站隊，而是期望兩國能承擔起大國的責任，團結起來帶領世界走出困局。中美關系不但對兩國，對世界都非常重要。
拜登是“自由多邊主義者”，他長年擔任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和副總統，有豐富的外交經驗。在他看來，外交的目的是為瞭保護美國的安全、繁榮和民主，美國有領導世界的權利和義務。拜登的外交團隊以奧巴馬時期“老人”為主，其外交政策與奧巴馬時代相比有一定的連續性，包括：
第一，對中國的戰略定位不會變。奧巴馬時期雖然沒有公開宣稱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但已開始討論美國外交的重大失誤是忽視瞭中國的崛起。隨後由助理國務卿坎貝爾操盤，推出“重返亞太”（後改名為“亞太再平衡”）戰略。特朗普執政後期，美國不但公開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共和黨極右翼還希望推動與中國“脫鉤”，並將兩國關系引入“冷戰”狀態。
以拜登為首的民主黨“建制派”對中國的定位與前兩任一脈相承。民主共和兩黨已經形成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的共識。無論哪個黨上臺，這一點都不會改變。今年1月，拜登團隊發表《直面中國挑戰》的研究報告，開篇第一句話寫道：“中美已鎖定未來在印太地區的戰略競爭關系”。
2019年9月，坎貝爾和蘇利文聯名在《外交事務》雜志發表《沒有災難的競爭》一文，為美國對華政策定調。他們指出美對華“接觸”政策已經結束，但不應就此切入“冷戰”模式，中美可以共存。今年7月2日，拜登團隊重要人物拉特納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中美對峙並不是冷戰，而是新情況》的署名文章。強調中美之間正在出現新的競爭，但不是冷戰重演。
拜登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把中國稱為“競爭者”而非“敵人”，並聲稱兩國是否走向“敵對”取決於彼此的互動。未來，拜登政府或實行遏制與接觸並舉的對華政策，競爭與合作並存，強調加強危機管控，防止出現“擦槍走火”以及軍事沖突升級的風險。拜登政府或結束對華“接觸政策”，轉而推行維護美國“國傢利益”的務實外交。
第二，聯合盟友，對華整體施壓，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力不會變。美國外交的終極目標是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力，任何崛起的大國一旦被美國視為挑戰，就會遭到全力打壓，當年的蘇聯和日本都是如此。拜登會首先修復與歐洲和日韓傳統盟友的關系，甚至可能會將首次國事訪問定在歐洲。拜登還宣稱在任內第一年要召開全球民主國傢峰會，構建“民主”國傢“朋友圈”。
此外，美國還會重返大量國際機構和協定，加強美國主導的國際機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多邊框架內，對中國進行約束和限制。拜登已宣稱他當選會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美國會陸續重返世界衛生組織，回歸世界貿易組織，並可能會討論重新加入日本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第三，印度的重要性不斷上升不會變。經過小佈什、奧巴馬、特朗普三屆政府的共同努力，印度在美國外交中的戰略價值越來越高。美國從奧巴馬時期強調“亞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時期制定“印太戰略”，並精心構建“四國同盟”，印度在美國的亞太戰略佈局中的重要性一直在增強。如果說美國過去的亞太政策是以“美日同盟”為軸心，那麼未來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將更依賴印度和日本雙支點。
第四，強調“人權外交”不會變。民主黨一直更為重視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價值觀，也更為理想主義。如果把歷史的橫軸拉長一些，19世紀初的民主黨總統威爾遜是美國外交“理想主義”的代表，70年代卡特推行“人權外交”，90年代克林頓喊出“人權高於主權”的口號。
民主黨政府貫常拿“人權”議題來幹涉關乎我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香港、西藏、新疆等地。考慮到美國參議院通過瞭所謂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中美兩國在涉及新疆、西藏和香港問題上，可談判和操作的空間非常有限，拜登政府在涉及“人權”問題上會對中國更為強硬。
第五，在氣候變化、核不擴散等領域與中國的合作不會變。當今世界有許多全球性問題，離不開各國通力合作共同面對。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的態度一直非常積極，反而是代表傳統化石能源利益集團的共和黨政府一再退出氣候變化協議。桑德斯、沃倫等人代表的民主黨“進步派”在積極推動氣候變化議題，在這一方面中美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此外，美國要解決核不擴散問題也離不開與中國合作。拜登政府希望重新加入2015年與伊朗達成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前提是伊朗願意重新履行核義務，放棄重啟核計劃。由於特朗普政府的背信棄義，重新與伊朗達成協議的難度很大，需要中、俄和歐盟的支持。拜登已表態不會與金正恩舉行任何峰會，除非核談判取得有效成果。美國需要與中國合作，才可能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
第六，對中國的人文交流不會變。特朗普執政後期幾乎切斷瞭中美之間正常的人文交流，停止瞭和平隊和富佈萊特項目，對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也設置種種障礙。考慮到和平隊和富佈萊特項目都是肯尼迪時期的政治遺產，也是美國“公共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黨一貫強調運用“軟實力”，上臺後應該會恢復中美間的人文交流。
此外，拜登政府大概率會放棄特朗普的“貿易戰”政策，重啟中美貿易談判，但在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保持核心技術領先優勢方面，或將延續特朗普時期的部分做法。
受2016年選舉失利和新冠疫情影響，拜登團隊對外交政策也做出瞭相應調整，有兩個重要變化：
其一，拜登將更偏重“整體外交”——即“外交政策是國內政策，而國內政策也是外交政策”。拜登的幾位核心幕僚如佈林肯和蘇利文都曾表示，“美國不應該把重點放在試圖讓中國減速上，而應該更多地強調努力讓自己跑得更快”。中美競爭的核心是提升美國的競爭力。拜登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發言宣稱，要捍衛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需要首先整頓好自己的內部事務，在國內重建民主。
拜登所有議程的重中之重是應對新冠疫情，中美兩國在這方面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間。在美國第一波疫情爆發時，民主黨所在的藍州，如加州、馬薩諸塞州、紐約州等都從中國購買瞭防疫物資，中美之間的民間交流與合作從來沒有中斷過。雖然美國在州和聯邦政府層面都會再度加強與中國企業和醫療系統的合作，但是政府層面的合作仍需要政治溝通與增強互信。
此外，在全球公共衛生治理層面，美國會重返世界衛生組織，加強美對全球公共衛生系統的輻射能力。中美兩國在世衛組織中或存在既合作又鬥爭的局面。美國仍可能在病毒來源、索賠方面糾集一批國傢，通過多邊機制向中國施壓。
其二，拜登的外交政策將重視保障美國中產階級的利益。2016年特朗普能夠力壓希拉裡當選，主要在於“鐵銹帶”三州威斯康星、密歇根和賓夕法尼亞倒戈。今年大選，拜登能獲得最終勝利仍依靠這三州的支持。民主黨會更加重視新冠疫情、國際貿易、移民、氣候變化和日益增長的國防開支對中產階級利益的損害。
因此，拜登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更重視美國制造業基地普通藍領工人的利益。他很可能會修正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美國民眾認為中國從自由貿易中獲得的相對收益更大），推行更為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將推動“全美制造”計劃，在基礎設施、教育、醫療保健和研發方面鼓勵美國公司在國內創造就業機會。拜登或對中國采取更為激進的貿易政策，推動針對中國的執法行動，取消將業務轉移到海外的美國公司的稅收優惠等。
總之，拜登當選後將重新評估美國對華政策，會調整和部分修復中美關系。由於美國民眾反華情緒強烈，國會也已通過瞭一系列反華法案，拜登想大幅改善中美關系的上行空間亦不大。改善中美關系或將從共同抗疫、取消高額關稅以及恢復人文交流等三個方向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