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與西方的未來
中國崛起無疑是21世紀最富戲劇性的歷史事件之一。中國異乎尋常的經濟增長和積極外交正在改變東亞，未來數十年間，其實力和影響力將有更大的提升。然而，中國崛起如何展開卻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中國將推翻既有的秩序，還是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面對中國崛起，美國如何才能維系其地位？
某些觀察傢認為，美國時代正在走向終結，傾向於西方的世界秩序將會由東方主導的秩序所取代。歷史學傢尼爾·弗格森（NiallFerguson）寫到，血腥的20世紀目睹瞭“西方上升”和世界重新轉向東方。現實主義者堅持認為，隨著中國更為強大和美國地位的消蝕，可能出現的兩個結果是：中國利用其增強的影響力來重塑國際體系的規則、制度，以更好地促進本國利益的實現；國際體系的其他國傢——尤其是衰落的霸權——開始視中國為越來越大的安全威脅。他們預測到，隨著事態的發展，必然出現緊張、不信任和沖突，而它們是實力變遷的典型特征。按照這一觀點，中國崛起必然伴隨的特征是，越來越強大的中國與走向衰落的美國陷入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國際體系規則和領導權之戰。鑒於世界最強國來自於二戰後確立的國際秩序之外，這一出戲劇將以中國獲得支配地位和出現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而謝幕。
然而，這一結果並非不可避免。中國崛起並不必然觸發急劇的霸權過渡。美中實力變遷可以不同以往，因為中國面對的國際秩序與昔日崛起大國迥然有異。中國不僅直面美國，而且面對一個開放的、一體化的、基於規則的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戰爭是大國推翻衰落霸權所力爭捍衛的國際體系的主要工具，而核武器革命使得大國之間的戰爭不可想象，這一工具被排除在選擇之外瞭。簡言之，今天的西方秩序難以推翻卻易於加入。
西方秩序分外持久且體現出擴張性，它本身就是美國領導的產物。二戰之後，美國並沒有僅僅追求自身確立為世界主導國的目標。它領導創立瞭普世性制度，不僅將世界各國納入其中，而且使得民主國傢和市場社會之間關系更為密切。它建立的秩序有利於既有大國和新獨立國傢的參與、融入其中。人們常常忘記的是，這一戰後秩序的設計在很大程度上是為瞭將被打敗的軸心國、處於困境之中的盟國納入到一個統一的國際體系之中。當今，中國可以全面進入這一體系並在其中茁壯成長。如此，則中國將崛起，而西方秩序——設若管理得當——也會存續下去。
面對處於上升態勢的中國，美國應該記住的是，西方秩序的領導權使之能夠塑造中國做出戰略抉擇的環境。如果它希望維系領導權，就必須致力於加強構成秩序基礎的規則和制度，使之更易於加入、更難以推翻。美國必須盡量夯實這一秩序的基礎，使得中國更願意融入而不是反對這一秩序。如此，即使美國相對實力衰落瞭，這一體系繼續存在的可能性也會增加。
美國的“單極時刻”必然會終結。如果將21世紀的鬥爭定義為中美之間，則中國擁有優勢；設若定義為中國與復蘇的西方體系之間，則西方將獲勝。
變遷的焦慮
中國正在順利成為令人生畏的全球力量。自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發動市場改革以來，其經濟規模翻瞭兩番。某些人士預測，未來10年其經濟規模還要翻一番。它已經成為世界最主要的制造業中心之一，消費瞭1/3的全球鋼鐵、煤炭。它累積瞭巨額外匯儲備，2006年底達1萬億美元以上。扣除物價上漲因素，中國的軍事開支年均增長率超過18%，其外交觸角未局限於亞洲，而是延伸到非洲、拉美和中東。相比而言，蘇聯隻是美國在軍事上的競爭對手，而中國崛起為軍事和經濟的雙重競爭者，這預示著全球權力分配深刻變革的來臨。
實力變遷是國際關系中的周期性問題。正如保羅·肯尼迪（PaulKennedy）、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等學者指出的，世界政治的特征是，一連串的大國崛起導致國際體系的重組。一個大國可以創立穩定的全球秩序，鞏固其規則和制度，以維護其利益與安全。但是，永恒不變是不存在的。權力分配的長期變革導致新挑戰國的出現，後者將發動沖擊既有國際秩序地位的鬥爭。崛起大國要將其新增實力轉化為全球體系的更大權威，重塑規則與制度，以契合其自身利益。衰落大國擔心喪失控制權，對地位下降導致的安全隱患憂心忡忡。
這些時刻充滿瞭危險。當一個國傢擁有國際體系的主導地位之時，它本身和弱國都沒有改變既有秩序的動機。但是，隨著挑戰國實力的增強和主導國實力的衰落，戰略敵對隨即出現，可能引發沖突乃至戰爭。19世紀末的德國是實力變遷危險最突出的例證。1870年，英國的經濟實力是德國的3倍，英國還擁有巨大的軍事優勢；1903年，德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均處於領先地位，隨著德國統一和實力的增強，它的不滿和要求也增加瞭；隨著德國進一步強大，它愈發成為歐洲其他大國的威脅，安全競爭由此爆發。戰略重組隨即出現，法國、沙俄、英國昔日互為敵手，現在卻捆綁在一起對抗崛起的德國，並最終導致瞭歐洲戰爭。許多觀察傢將這一邏輯用於分析美中關系。現實主義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Mearsheimer）寫到：“未來幾十年，如果中國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繼續下去，則美中有可能進入激烈的安全競爭，很有可能導致戰爭的爆發。”
但是，並非所有的實力變遷都導致戰爭和舊秩序被推翻。20世紀早期，英國向美國禪讓霸權，沒有出現大的沖突，甚至沒有導致關系惡化。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經濟占美國GDP的比重從5%增長到60%以上，但日本從未挑戰既有的國際秩序。
顯然，實力變遷有多種形式。某些國傢的經濟實力和地緣政治實力增幅甚巨，已經融入既有秩序之中。某些國傢崛起並尋求變革既有秩序。某些實力變遷導致舊秩序的崩潰和新的全球等級秩序的確立。其他變遷僅僅引致瞭地區、全球體系的有限調整。
諸多因素決定瞭實力變遷展開的方式。崛起國傢的政權性質及其對舊秩序的不滿程度至為關鍵：19世紀末，身為自由主義國傢的美國與歐洲遠隔大洋，相比德國而言，更能夠接受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但是更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國際秩序本身的特征，正是國際秩序的性質塑造瞭崛起國傢挑戰或融入該秩序的抉擇。
開放的秩序
從歷史進程看，戰後西方秩序是獨特的。大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均建立在強制和同意的基礎上，而美國所領導的秩序之不同之處在於，它比帝國秩序更有自由傾向，尤其體現出可進入性、合法性和持久性。該秩序的規則和制度源於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力量，並為後者所加強。它是擴展的，擁有眾多參與者、利益攸關者，且其范疇在擴大。它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增長和實力，同時也體現出約束，這些都使得該秩序難以推翻而易於加入。
20世紀40年代西方秩序的設計師的明確意圖，就是確保該秩序的整體性和擴展性。在冷戰將世界分裂為敵對陣營之前，富蘭克林·羅斯福尋求一個建立在大國合作管理基礎之上的單一世界體系，以重建遭受戰爭蹂躪的歐洲，將戰敗國納入其中並確立促進安全合作、經濟增長的機制。實際上，正是羅斯福呼籲將中國吸納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溫斯頓·丘吉爾對此持反對態度。戰爭期間，澳大利亞駐美大使在第一次拜會羅斯福之後在日記中寫到：“他說，與溫斯頓就中國問題討論數次，他感到溫斯頓在中國問題上落後時代40年，溫斯頓不停地稱中國人為‘中國佬（Chinks）’，他認為這是非常危險的。他希望與中國保持友誼，四五十年之後中國很容易成為軍事強國。”
此後半個世紀，美國有效地利用瞭國際體系的規則和制度。西德通過歐洲煤鋼共同體（及後來的歐盟）與西歐的民主鄰國捆綁在一起，通過《北大西洋公約》與美國連結在一起；日本通過安全夥伴關系和經濟聯系的擴大與美國連結在一起。1944年佈雷頓森林會議確立的貨幣和貿易規則促進瞭世界經濟的開放與繁榮。考慮到戰爭的蹂躪和大國的利益之爭，這不啻是一個驚人的成就。美國與西歐、日本的其他協議鞏固瞭戰後世界經濟的開放和多邊性質。冷戰爆發之後，“馬歇爾計劃”和1951年的《美日安保條約》進一步將戰敗的軸心國納入西方秩序之中。
冷戰結束之際，這一體系的成功再次得到證明。隨著蘇聯的衰落，西方秩序的一系列原則和制度給蘇聯領導人提供瞭再保證和進入點，積極鼓勵它們成為該體系的一部分。而且，該秩序領導權的共享確保瞭蘇聯的適應。裡根政府對莫斯科采取強硬政策，但歐洲人則尋求緩和與接觸。每次強硬的“推動”總有溫和的“拉動”，使得米哈伊·戈爾巴喬夫可以推行具有高度風險的改革。統一後的德國留在歐洲和大西洋制度內——而不是作為獨立的大國——有助於戈爾巴喬夫確信德國和西方均無敵對意圖。冷戰之後，西方秩序將昔日共產主義國傢納入其中，再次得到擴展。西方秩序的如下三大特征對確保其成功和長久至為關鍵：
第一，與昔日的帝國體系不同，西方秩序圍繞非歧視、市場開放的規則和規范建立起來，為崛起國傢在秩序內推進其經濟、政治目標創造瞭條件。縱觀歷史，國際秩序因物質收益過分集中於主導國還是高度分散而迥異，就西方體系而言，經濟參與的壁壘低，潛在收益卻高。中國已經獲得瞭巨大的經濟回報，更有可能在市場開放的體系中追求國傢利益。
第二，西方秩序的領導權基於聯盟。昔日的秩序傾向於一國主導。當前西方秩序的利益攸關方包含著圍繞美國確立的大國聯盟，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特征。這些領導國多是先進的自由民主國傢，它們並非總是達成一致，但卻在持續的平等互換進程中處理經濟、政治和安全議題。實力變遷更主要體現在崛起大國和衰落霸權兩個國傢之間，隨著權力平衡的變化，國際秩序走向衰落。但在當前的秩序中，權力匯聚於資本主義國傢之手並導致地緣政治權力的集中，使得權力平衡變化有利於西方秩序。
第三，戰後西方秩序是一個極其稠密的、包容的、得到廣泛支持的規則和制度體系。盡管存在種種缺陷，它比昔日的秩序更開放，尤以規則為基礎。國傢主權和法治不僅是載入《聯合國憲章》的規范，也是該秩序的深層運行邏輯。這些規范確實處於變化之中，美國對國際法、國際制度的約束也常常首鼠兩端，當前尤其如此。但總體而言，該體系遍佈多邊規則和制度：全球性的、地區性的規則和制度，與經濟、政治及安全相關的規則和制度等。這是與戰後時代截然不同的特征，它們為前所未有的合作水平和世界體系的權威共享奠定瞭基礎。
這些秩序特征賦予中國融入自由國際秩序的動機，而國際經濟環境性質的變化——尤其是技術驅動的新相互依賴——鞏固瞭這一趨勢。中國富有遠見的領導人意識到全球化改變瞭博弈規則，故而中國需要強大而繁榮的全球夥伴。從美國的角度看，健康的中國經濟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傢至關重要。技術和全球經濟革命造就瞭與昔日不同的經濟關系的邏輯，使得當前秩序的政治和制度邏輯更強有力。
適應大國崛起
當今，這些特征最重要的收益是，它們賦予西方秩序適應崛起大國的強大能力。國際體系的新來者有獲得地位、權威和在秩序管理上發揮作用的機會。美國、中國和其他大國擁有核武器，這一事實也限定瞭崛起國傢推翻現有秩序的能力。值得慶幸的是，在核威懾時代，大國戰爭不再是歷史變遷的機制。戰爭推動的變遷已經從歷史進程中剔除瞭。
西方秩序強有力的規則和制度框架已經促進瞭中國的融入。起初，中國接受某些規則和制度是為瞭達到防禦目的：捍衛主權和經濟利益；同時，通過介入全球和地區組合，尋求其他國傢對其和平意圖的認可。但正如邁克·蘭亭（MarcLanteigne）指出的，“將中國與其他國傢尤其是大國區分開來的是，它不僅在更為發達的國際制度環境中‘成長起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積極利用這些制度來促進本國的發展和全球地位的提升”。簡而之，中國越來越在西方秩序內運作，而不是置身事外。
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是羅斯福決定建立以大國合作為基礎的全球組織所留下的遺產。它賦予中國與其他常任理事國同樣的權威和“大國例外”優勢。現有的全球貿易體系對中國也越來越重要。中國的經濟利益與當前的全球經濟體系頗為契合，這一體系是開放的、松散制度化的，中國積極接受並在其中健康成長。當前的國傢權力最終建立在持續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中國清楚意識到，不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任何大國都難以實現現代化。如果一個國傢要成為世界大國，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外別無他途，實現全球大國之路惟有通過西方秩序和多邊經濟制度。
中國不僅需要繼續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也要求維護該體系的原則和制度。例如，WTO的多邊貿易原則和爭端解決機制賦予中國應對歧視和保護主義威脅——這是經濟強國經常采用的——工具。中國的政策演變表明，中國領導人意識到這些優勢：隨著北京提高對經濟自由化的承諾，中國享有的對外投資和貿易也隨之增長，因此北京愈加擁抱全球貿易規則……
既有的西方經濟制度也為新興大國崛起提供瞭機會……當然，調節進程是緩慢的。美國和歐洲依舊主導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華盛頓擁有17%的控制性投票權（最盛之際達到30%），因為采取行動需要85%的贊成票；其理事會共有24個席位，歐盟在其中10個席位上有決定權。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尤其是，確保資源來源和維系重要性的要求，可能會說服西方國傢同意接受中國進入這些治理制度的核心圈。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現有利益攸關方認為，崛起的發展中國傢發揮更大作用對恢復組織活力、走出使命困境至關重要。在2006年9月新加坡年會上，他們一致同意進行改革，賦予中國、墨西哥、南韓和土耳其更大的發言權。
中國逐步擺脫發展中國傢的地位（作為這些制度的救濟對象），它越來越有能力成為資助者和利益攸關方。這些組織的領導權並不僅僅反映瞭經濟規模（美國的經濟實力下降瞭，但其表決票份額依舊），但逐步改進將為中國創造重要的機會。
權力轉移與和平變革
以此觀之，中國崛起並不必然導致中美之間在全球規則和領導權上爆發惡戰。西方秩序有可能將即出現的權力轉移轉化為有利於美國的和平變革。但其前提條件卻是美國致力於加強既有秩序。美國目前專註於恐怖主義和中東戰爭，許多人士認為重建西方規則與制度的重要性甚小。佈什政府的許多官員公開反對美國塑造和領導的基於規則的多邊體系。這種惡意是愚蠢和危險的。中國將會更強大：它已經崛起瞭，美國最強大的戰略武器是決定適宜的、容納中國的國際秩序的能力。
美國必須重新投資於西方秩序，加強該秩序鼓勵接觸、融入和約束的性質。該秩序越能將資本主義國傢捆綁在一起，它就會越開放、具有協商性並建立在規則基礎上；各國也越能廣泛受益，則崛起國傢越能夠通過融入、適應而不是通過戰爭來維護自身利益。如果西方體系提供瞭各類國傢廣泛受益的規則和制度，則其秩序的主導地位幾乎是確定無疑的。
美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成為構成西方秩序基礎的全球治理體系的最大支持者。這樣做首先會促進集體問題的解決，使各國均受益。同時，其他國傢會認為，美國運用其實力鞏固既有規則和制度是合法作為，從而增強美國的權威。西方國傢更願意與美國合作而不是抵制美國權力，從而也鞏固瞭西方本身的主導地位。
……
美國還需要恢復對廣泛多邊制度的支持。在經濟領域，這包括WTO的協議和框架，以及努力推動當前陷入僵局的多哈貿易談判……這些問題略顯狹窄，但自由國際秩序的基本性質——對開放之普世原則的承諾——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人們同樣對其他一系列多邊協議——全球變暖、核不擴散等——充滿懷疑。
我提出的戰略並不僅僅是確保西方秩序的開放、建立在規則基礎上，還要確認該秩序不會分裂為一系列雙邊和“少邊”協議，從而導致美國僅與不同地區的幾個核心國傢連結在一起。在這樣的情勢下，中國將擁有建立其雙邊和“少邊”協議的機會。其結果是，世界分裂為中美相互競爭的兩大勢力范圍。在我看來，安全、經濟關系越是多邊的、包容的，則全球體系越能維系其凝聚力。
除維系西方秩序的開放性和持久性外，美國還應倍加努力，將崛起的發展中國傢納入全球制度之中。將崛起國傢納入國際秩序的治理之中，將賦予後者以新的生命力。美歐必須為中國乃至其他國傢——如巴西、印度和南非——提供協商舞臺。高盛公司關於“金磚四國”（BRICs）的報告預測，到2050年，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的經濟規模將大於西方首腦會議6個創始會員國（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每一個國際制度都面臨挑戰。聯合國安理會面臨的挑戰或許最難應對，但其改革將帶來最大回報。不那麼正式的組織——如所謂的“二十國集團”及各種政府間網絡——可以提供另外的發言機會和代表權。
自由秩序的勝利
美國領導人要做的關鍵事情是，記住中國可能超過美國，但不大可能超越西方秩序。從經濟規模的角度看，中國將在2020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但是，如果將西方體系的經驗能力考慮在內，在中國的經濟進步就不那麼顯著瞭。展望未來，中國的經濟規模會遠遠小於經合組織（OECD）24個國傢的總和。軍事實力更是如此；中國短期內不可能接近經合組織的軍事開支總額。資本主義民主世界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強大後盾，如果中國有意挑戰既有秩序，則相比面對美國一傢而言更為令人氣餒。
“單極時刻”必會過去，美國主導最終將走向終結。因此，美國的大戰略將會由一個關鍵問題所驅動：在不那麼強大的時候，美國願意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國際秩序？
這或許可以稱為當代的“新羅爾斯難題”。政治哲學傢約翰·羅爾斯（JohnRawls）認為，政治制度構想於“無知之幕”的背後，既先賢們規劃制度時，好像他們不確知自己將置身於社會經濟體系的何處。其結果是，出現一個維護所有人利益的體系，無論其貧富強弱。美國需要采取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其國際秩序領導地位。它必須通過確立制度、鞏固規則來維護其利益，且不管10年、50年、100年自己處於等級體制的哪個層面上。
值得慶幸的是，這樣的秩序已經存在瞭。現在的任務是確保其擴散和制度化，使得中國別無選擇，惟有成為正式成員一途。美國不能阻遏中國的崛起，但可以助一臂之力，確保中國在美國及其盟國精心鉤織的規則和制度內運用其實力。在將來更為擁擠的世界上，這些規則和制度能夠維護所有國傢的利益。美國的全球地位可能會衰微，但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將依舊是21世紀的主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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