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如今，中美關系似乎在加速下沉，美國民調裡對中國的好感度也一路走低。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恐怕與現實相差甚遠，這背後究竟有怎樣的歷史源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方至上主義”的影響？ 鐘雪萍教授以一本上世紀50年代末的舊書《我們頭腦裡的抓痕：美國人對中國和印度的看法》為切入點，展現瞭當年美國有識之士的反思，以及跨越時空的偏見及其自身的內在邏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鐘雪萍]
1958年，《我們頭腦裡的抓痕：美國人對中國和印度的看法》（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在美國出版。作者Harold Isaacs，哈羅德·艾薩克斯（1910-1986）。
艾薩克斯1929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1930年，作為記者來到中國，結識瞭史沫特萊等左翼人士。二戰爆發回到美國。之後加入《新聞周刊》(Newsweek)，作為戰時記者被派到中緬邊境。1953年加入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成為該中心的研究員。著有9本專著，大都與中國和南亞有關。1986年，去世不久，《紐約雜志》發表瞭一篇關於他的“逝者傳略”(obituary)。這說明作者屬於對美國社會產生過一定影響的人，否則《紐約時報》的“逝者傳略”一欄，不可能給他一字之地。
中文網絡上，盡管少有關於此書的記錄，但還是發現一條，將書名的正標題翻成“心影錄”。這標題反映出國人的詩化能力。但原版書名的直接瞭當，以及書的立意、內容和觀點，真的跟詩意沒有任何關系。
在國內近幾十年來大量翻譯出版的的各類書籍裡，沒有這本書的中譯本，讓我有點意外。所以想到，盡管是一本出版至今已經六十年有餘的老書，還是值得介紹一下。因為六十年來，那些美國人頭腦裡的“抓痕”不但從未癒合消失，反而如作者所示，會不斷隨著美國政治的需求，一次一次走馬燈式地顯現出來。
當然，在西方眾多“中國研究”的出版物和課堂裡，該書也似乎少有被提及。隻是，至今仍未脫銷。說明在某些角落，還是有人在閱讀它，比如20多年來，我那一批又一批為數不多的學生。
“我們頭腦裡的抓痕”是書名的直譯，下面簡稱《抓痕》，全長400多頁，關於美國人——“我們”——對中國和印度的印象。前一半關於中國，後一半關於印度。在此介紹前面那部分。
作者開卷明義，指出：任何“印象”成為普遍，都跟文化傳播有關。（在網絡媒體出現以前，）有傳播能力的往往是精英，即，那些有地位、有資歷、有資源、因而能影響民眾的人群。隻有把這些精英們腦子裡關於中國（和印度）的印象，放在美國自身的歷史當中考察，才能真正認識那些普遍存在、時隱時現的“印象”的內在邏輯，它們對民眾造成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又如何反過來強化那些印象。作者把這類印象形象地叫做 “scratches”，被“抓”後留下的“痕”跡。
書的重點在於思考：這些印象——抓痕——來自哪裡？跟美國自身的歷史關系如何？又因此留下哪些難以抹掉的印痕？為什麼需要予以反思？
1953年到1957年期間，作者采訪瞭181人。大都是當時政府和社會各領域裡的領軍人物，也都是美國教育、宗教和政治的產物。用作者的話說，是一群具“代表性”的人物。稍帶提一句，作者同時提到，這些人大都住在美國東北部，美國精英政治文化中心。
因為自己曾經的工作（記者），他認識其中絕大部分人。也正因為這一層關系，外加作者保證所有的例子，在書裡都匿名處理，使得這些精英人物同意被采訪，並接受作者那種特殊形式的采訪。這一特點，很難被復制，也是《抓痕》的特有之處。
作者說他一般登門采訪，根據事先設定好的一系列問題，采訪時按序提問，不進行討論，無一例外。如果必須，他至多加問：你這個想法基於什麼？
然後，作者在采訪材料的基礎上，整理出被訪者對“中國人”（和“印度人”）的看法。在書裡，在隱去姓名的基礎上，按比例列出他們的族群、宗教、工作等背景，包括生活或者工作是否跟中國有關。把來自被訪者的各種回答和解釋，按照提問的類型，給出其中一些例子。一方面點出，各種回答跟被訪者的具體身份背景有怎樣的關聯，另一方面也點出，盡管很多人背景不同，他們之間相同的共性又有哪些，等等。
《抓痕》一書的結構比較特殊。最先的60頁由“前言”(Introduction) 和打上引號的“‘亞洲’”(“Asia”)兩部分組成。之後的150頁左右，題為“中國人”(The Chinese)，跟著的是130頁左右，題為“印度人”(The Indians)。完瞭最後還有30頁左右，題為“一些感想”(Some Reflections)。關於“中國人”的150頁，由另一個“前言”和10個部分組成。關於印度人的部分，由“前言”和8個部分組成。
“大前言”和“小前言”重復一些作者緣何寫這本書的想法，並給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解釋。之後的組成部分，每一次，都以被訪者的總體情況和他們的各種回應開頭。然後，作者把被訪者的答復，與美國人對“中國人”（或“印度人”）不斷變化的看法，再跟美國與中國（或印度）接觸的不同歷史階段相結合，進一步討論。
關於“中國人”的10個章節，分別以美國人對“中國人”不同的“看法”做為標題：
“優於（我們的）人”(The Superior People)
“次於（我們的）人” (The Inferior People)
“中國赤佬”(Chink, Chink, Chinaman) （這部分關於在美國的華人。在美國語境裡，“chink” 這個詞，被認為其侮辱含義跟辱罵黑人的 “N word” 相等）
“需受（我們）監護的未成年人”(The Wards)
“讓人喜歡的人”(The Attractive People)
“崛起的英雄”(The Heroes Risen)
“倒下的英雄”(The Heroes Fallen)
“不知感恩的卑鄙者”(The Ungrateful Wretches)
“醒來的龍”(The Awakened Dragon)
與這些具體對“中國人”看法相對應的，盡管不完全一對一，是西方/美國跟中國300多年的接觸史。分別如下，具體的年代標註，也來自原文：
“尊重的年代”(The Age of Respect，18世紀)
“蔑視的年代”(The Age of Contempt, 1840-1905) （其中包括對在美華人的“印象”）
“予以善意包容的年代”(The Age of Benevolence, 1905-1937)
“欽佩的年代”(The Age of Admiration, 1937-1944)
“幻滅的年代”(The Age of Disenchantment, 1944-1949)
“敵對的年代”(The Age of Hostility, 1949-)
不言而喻， 這些年代的每一個定詞，跟上面所列的“看法”一樣，反映的都是西方/美國人的態度——他們頭腦裡的抓痕，跟同段歷史的中國/中國人本身關系不大。
艾薩克斯認為隻有進入歷史，從18世紀，到19世紀，到20世紀，才能看清各種看似矛盾的“抓痕”的來龍去脈，及其時隱時現的歷史原因。盡管作者沒有提及這段長歷史的性質，但它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性質，毋庸置疑。包括內在其中的種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形成。
就美國而言，18世紀是否真是對中國人的“尊重的年代”其實並不很清楚。但當時經由貿易，從茶葉，到瓷器，包括把一箱箱茶葉倒入波士頓海灣，作為當時來自英國的開拓民對英國王室的反抗，引發美國獨立戰爭，必然多少會產生某種印象。不過，從18世紀到19世紀，強權之爭以歐洲各國在世界各地的紛爭為主，中國/中國人在大多數情況下，基本作為遠遠的背景存在著。而且，即使當時有間接的“被好感”，也阻擋不瞭之後成為“弱肉強食”對象的命運。
19世紀中期，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美國緊隨英國和法國，跟中國簽定不平等條約（《望夏條約》1844）。對“中國人”的蔑視，基本也緊隨歐洲老牌殖民主義的邏輯。而且還與19世紀中葉去到美國的中國勞工，及其國傢內部對華人產生的種族歧視，有關。1882年美國聯邦政府出臺的排華案，是此類“蔑視”的極致表現之一。
跟英法老牌殖民國傢不同的是，19世紀下半葉，上升時期的美國，以一種新興帝國的姿態“發現”瞭亞洲，開始在那裡跟老牌殖民國傢一起爭奪、瓜分。作為八國聯軍的戰勝國之一，不但瓜分到大出其“損害”多得多的賠款，以及其它特權，而且還真正開始超越英法等國，把中國視為要按照自己的意願加以改造的國傢：基督教和潛在的市場，兩個基本點，但美其名曰是“民主”和“自由”。代表瞭美國向全球擴張的主要願景之一，屬於一種超越領土擴張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同步的擴張願景。
回到上面列出的艾薩克斯劃分的年代。它們走馬燈式的，對中國反反復復的紅臉變黑臉，均與此願景相關。
1905年以後，進入中國的“基督教傳教輸出國”，以美國為主。《辛醜條約》讓傳教士們在中國享受特權。1911的庚子賠款留學項目，旨在培養親美精英。1927年以後，認準蔣介石，尤其在他成為基督徒以後，在美國媒體上廣泛正面宣傳，說這位委員長將是民主中國最理想的領導人。1937年後，盡管美國表面中立實則繼續向侵略中國的日本出售武器，以宗教組織為主體的各類社會組織，包括媒體，則積極把“中國人”宣傳為跟美國人差不多，重視傢庭，重視土地，愛好民主，等等。所以這個可憐的“他者”，本質上是“自己人”，需要美國的幫助。1941年珍珠港事變以後，更是把“中國人”視為盟友，把帶有種族歧視的攻擊性宣傳，指向日本人。1945年以後，對蔣介石集團腐敗的報道，引發對中國人的“幻滅期”。1949年，“失去”瞭的中國，成為敵對者。
盡管作者沒有直接強調，但可以看出，在那些走馬燈式的“抓痕”裡，真正的中國和中國人本身並不重要。中國國內究竟發生著什麼，怎樣發生著，為什麼發生，中國人自己的主體性，能動性，等等，美國的媒體、教會、學校，以及各類機構，基本不關心。民眾更無從瞭解。即，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印象，一般都跟中國自身的歷史和中國人自己的歷史命運和主體意願無關。因此，有時看似正面的印象，隻要美國自身的角度改變，立馬就會成為負面的。
比如小到“講禮貌”。正面看，中國文化講究禮貌，所以中國人都很有禮貌；讓別人先說話，不隨便插嘴，等等，都是有禮貌的表現。負面看，同樣的禮貌之舉，則被理解為難以琢磨，狡猾，不直言自己的想法，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看似文化層面的正負印象，實則都與美國自身利益和政治的“大願景”直接相關。任何一次的正負“變臉”，基本萬變不離其宗。
因此，作者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跟中國的“敵對年代”開始，曾經針對日本人的種族性的歧視，便不假思索地轉移到“中國人”身上。
歷史，確實骨感。艾薩克斯所呈現的，透視出一段被人忽視，但至關結構性原因的歷史。
無論在方法和內容安排上，這都是一本比較特別的書，類歷史，類人類學，類國際研究，類口述訪談，類美國華裔研究，甚至類後殖民主義理論，但又不是簡單的“專業”、“理論”研究。
相比1978年出版的《東方主義》，這本1958年出版的書， 提早20年就強調，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對“他者”的印象問題，而是權力關系的問題。跟歷史有關，跟這一歷史中的霸權關系有關，跟內在其中的種族歧視有關。
唯一不同的是，這位1950年代的作者，對當時世界范圍內的反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及其對西方至上主義 (Western superiority) 的沖擊和改變，稍微樂觀瞭一點。
但同時，他通過書的最後一段，指出：
“在這一改變中，會仍然存有過去的印象和經驗。它們不會真正消失，而是在新的設計中被吸收被重新調整。其中很多會進入博物館，進入記憶，進入爭論歷史的著作裡去，但更大一部分會在改變的過程中，起著負面興風作浪 (bedeviled) 的作用。所有的喧囂，無論新舊，都會繼續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裡。所有的形象 (images)，無論新舊，都會繼續在我們身邊閃爍，走馬燈似的，在我們的生活世界裡和每個個體的腦海中，繼續存在。無論是中國人，印度人，還是美國人，關鍵的問題在於是否試圖瞭解這些（歷史）過程的性質，學會分清各種聲音，辨析各種印象，進而弄明白這些聲音和印象對他個人以及其他人的影響是什麼。如果真能如此，至少對產生新的關系，新的認識，以及不那麼負面的形象，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這本書，就是一次這樣的努力，意在歷史地分析那些深藏在美國人腦溝裡的印痕。如果這樣的分析，能夠幫助讀者，讓他們意識到那些呈現在眼前的印象是什麼，就很好。如果讀者能夠進一步去探問這些印象的來同去脈，就更好”。
60多年後的今天，最後那兩句話所希望的，仍然基本還是希望。
作者梳理到20世紀中期為止的現實，也不幸仍然是21世紀即將開始的第三個10年的現實：
沒有對歷史的瞭解和反思，包括對自己腦子裡各種“印象”及其來源的反思，美國人腦子裡對中國人的印象，時好時壞，不但萬變不離其宗，而且會因其自身的內在邏輯，繼續延續，甚至還會變本加厲。各種歧視各種偏見各種攻擊，盡管以不同的道德名義出現，仍然與艾薩克斯所說的“西方至上主義”邏輯有關，仍然跟“中國人”本身無關，仍然隻跟攻擊者的自身利益及其政治願景有關，跟看似損人不利己，實則損人就是利己的帝國主義邏輯有關。
當然，作者的善良願望，也許跟“後殖民理論”具有相同的局限性。因為問題的關鍵，在別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