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賴特: 中美終於能開誠佈公地面對彼此瞭
導讀:近日,美國學者托馬斯·賴特在美國《大西洋月刊》撰文評論中美安克雷奇會晤,指出這場罕見的公開交鋒點明瞭中國兩國關系的本質,作者還認為中美競爭是兩種體制的較量。對作者的個人觀點,觀察者網不表認同,翻譯本文謹供讀者參考。
[文/托馬斯·賴特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周四晚間,拜登政府官員與中國官員舉行瞭首次正式會晤,兩國官員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開誠佈公地進行瞭較量,這場會談看起來像是一場災難,但實際上這次交鋒是使兩國關系趨向穩定的必要一步。
在向新聞媒體開放的簡短開場白中,國務卿安東尼•佈林肯說他和國傢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將討論“我們予以深切關註的中國行為,包括其新疆、香港和臺灣政策,對美國的網絡攻擊,以及對我國盟友的經濟脅迫。這些行為都威脅到瞭維護全球穩定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所以說,這些行為不僅僅是一國內部事務,我們今天有義務在這裡提出這些問題。”
佈林肯的此番言論似乎打瞭中國人一個措手不及。上一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舉辦於奧巴馬執政時的2016年,那次對話始於時任國務卿約翰•克裡發出和解信號,終於一份確定瞭120項合作項目的共同宣言。
中國最高級別外交官楊潔篪在回應佈林肯時說,由於佈林肯“發表瞭一些極不尋常的開場白,我的開場白也會略有不同。”他整整說瞭16分鐘,突破瞭會前禮賓談判中艱難商定的兩分鐘時限。他說:“美國國內很多人其實對美國的民主缺乏信心。”他接著說道:“中國在人權方面不斷取得進步,但美國國內在人權方面存在很多問題。”他還把矛頭對準瞭美國的外交政策:“我認為問題在於美國的‘長臂管轄’和‘壓迫’,美國通過武力或金融霸權,把國傢安全的觸角伸得過長,這給正常的貿易活動制造瞭障礙,而且煽動一些國傢對中國進行攻擊。”
當各大媒體以為開場白就此結束,兩方將要開始進行閉門磋商從而準備離場之際,佈林肯和沙利文又把他們叫瞭回來,並向楊潔篪發起挑戰,告訴他“押註美國輸從來都不是一個好賭註。”楊潔篪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決心要以他們的話來收場,於是再次做出回應。楊開始不無諷刺地說:“好吧,是我想錯瞭。當我走進這個房間的時候,我本應該在我們各自的開場白中提醒美方註意它的語氣,但我沒有這樣做。”
開場白交鋒似乎沒有對會議接下來的議程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一位政府高級官員告訴我,攝像機一離開會場,中國方面就恢復如常,開始處理議程中列出的一系列問題,包括核不擴散和伊朗問題。這位官員告訴我,美國代表團認為楊潔篪的開場白是事先計劃好的,不是即興的回應。這位官員說,中國代表團原本就有向公眾傳遞信息的企圖,他們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做到瞭這一點。中國認為,在過去10年,特別是在新冠疫情期間,力量對比已經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偏轉,它希望向本國民眾展示這一點。
對於震驚的新聞界而言,目睹這次交鋒就像見證瞭一場新冷戰的到來,這似乎是美中積怨的一次總爆發。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警告說,“這次激烈的交鋒隻會導致當今世界兩個最強大國傢之間的關系繼續危險地惡化。雙方似乎都被迫要表現地更強硬。”
但這種觀點並沒有搞清楚現在美中外交到底缺什麼。如果這次會議的結果就是雙方發表一個展開合作減少競爭的普通聲明,那這就是一次失敗的會議,這不過是美國在不明瞭中國意圖情況下的一種慣常做法。考慮到一個強硬的中國和一個目中無人的美國之間的現實關系,以展開合作為最終目標去組織美中關系在理論上是可取的,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卻是不可能實現的。
去年,中國早就預料到拜登將在美國大選中獲勝,在總統權力過渡期間,它就表示希望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抗擊疫情等領域重啟合作。但拜登團隊看清瞭這些提議的真面目:這是一個陷阱,中國想要美國不再與中國展開競爭以換取永遠不會真正實現的合作。拜登政府的很多官員告訴我,任何重啟合作都隻是口頭上的;中國將繼續全線推進,包括謀求技術霸權、以經濟手段脅迫澳大利亞以及對臺灣施加壓力。
如果拜登政府接受瞭中國的提議,那麼兩方無論簽下何種協議,在北京做出實際行動和華盛頓加以反對後,這份協議最終都會失效。在盟友緊張且中國激進的不利情況下,拜登將被迫改弦更張,采取更具競爭性的措施。
拜登團隊直接跳過瞭這一步,轉而采取與中國展開競爭性接觸這一策略(與中國展開接觸但用競爭的眼光審視這種接觸),拜登團隊這麼做不但節省瞭時間,而且將北京的真實意圖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楊潔篪在講話中將他所稱的“中國式民主”與“美國式民主”進行瞭對比,他暗示美中關系現在是,而且仍將繼續是由不同政治體制之間的競爭來決定。
拜登政府明白,美國采取一種更為強硬的態度會令許多美國外交建制派人士感到不安,他們已經習慣於在高級別會議上數十年如一日地保持謹慎與合作的態度。但考慮到中國在過去幾年力爭上遊的表現,與其發生摩擦是必要的。一位想要暢所欲言因而不願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級官員說:“對中國的企圖,我們現在越來越難以裝糊塗瞭。他們一直在全力以赴。”
拜登的首要任務似乎是要與盟友聯合起來共同對付中國,尤其是在技術和經濟領域。沙利文將這種做法稱為先下手為強,這種做法與杜魯門政府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的著名表述相一致,艾奇遜曾明確表示,加強西方聯盟是與蘇聯進行任何談判的必要先決條件。美國在建立“四國機制(Quad)”方面取得瞭相當大的成功,四國機制是由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組成的非正式戰略聯盟。但美國需要有更大的想象力和雄心,要讓歐洲國傢也與其一道與中國展開競爭。
在安克雷奇會晤之後,現在的問題是,在美國應對中國的總體戰略中,中美雙邊外交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既然這場戲劇性的公開交鋒已使中美兩方以更誠實的態度去面對一個競爭的時代,那麼雙方就可以進入更加艱難的下一階段。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經終結。北京和莫斯科很早以前就得出結論,中俄默許美國領導世界(就像他們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所做的那樣)這種狀態是不能一直持續下去的。這是西方設計的陷阱,目的之一是為瞭破壞威權體制。中俄兩國的這一看法並非完全錯誤——許多美國人認為全球化和多邊主義會產生積極的副作用,即鼓勵政治自由化在全球的傳播。
事實是,美國確實威脅到瞭中國共產黨的利益。讓拜登政府承認這一點很困難,它已習慣於認為美國利益不會對別國政府構成任何威脅,而是會普遍地造福於世界各主要大國。
但承認這一點將使中美兩國展開真誠的戰略對話,探討兩國體制如何既競爭又聯系。中美體制在許多方面是不兼容的,但它們也能以多種方式聯系到一起。美中外交最初應達成一個小目標——避免無謂的挑釁並促進兩方在事關雙方利益的領域展開事務性合作。最終,如果中國行為適當且地緣政治條件有利,雙方可以探討展開更廣泛的合作,甚至有可能改善雙邊關系(全面緩和緊張局勢),但這一過程將極為漫長。
縱觀歷史,大國競爭最動蕩的階段就是競爭初始階段,想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的冷戰時期。兩方隻有在危機中展開互動才能摸清彼此的底線。而最大的風險則是一方錯估另一方的決心或意圖。中美兩國已在安克雷奇打開天窗說亮話,雙方都認清瞭兩國關系的實質,這就朝著建設更穩定的兩國關系邁出瞭重要的第一步。
(觀察者網由冠群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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