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字到書法，從端午節到中國結，從祖沖之到山海經，韓國頻頻“搶劫”中國的文化遺產，在聯合國文化遺產名錄上鳩占鵲巢，甚至還為瞭一碗泡菜，舉國炮轟李子柒。
臨近春節，韓國網絡外交使節團“韓國之友”，又要求谷歌接受一項要求：
糾正搜索“LunarNewYear”（農歷新年）時，顯示“ Chinese New Year”（中國春節）的現象。
並稱：中國春節，不能代表農歷新年。
而至今，谷歌也未理睬這些韓國網友。可我們還是得問一句：韓國為什麼屢屢搶奪中國文化？
粗暴地解釋為韓國民族對華仇視，或是韓國極端民族主義盛行在文化領域的異化，某種程度來說，是種以偏概全，本質上，錯位瞭文化性格與文化行為的關系。
簡單講，包括對華仇視、搶奪文化遺產、極端民族主義盛行，都是文化行為或文化現象，而沒有觸及到韓國的文化性格。
文化性格是因，文化行為是果，我們在追索的，是這一系列文化行為產生的邏輯原點，因而著眼點還是在文化性格。
有趣的是，把這個“因”挖掘出來的，是韓國學者。
他們給出瞭系統性的解釋，甚至賦予瞭這個解釋以學術專用名詞：“恨文化。”
第一、中國的“恨”與韓國的“恨”
在中國語境中，“恨” 的基本字義為“仇恨”。
但在韓國文化裡，恨更多代表著一種“遺憾。”
中國文化裡的“恨”是外向型的，指向他者；而韓國文化的“恨”是內向型的，指向自己。
簡單說，韓國的恨是一種面對現實與期望的落差，內心生發的自我反省。再直觀地說，韓國的恨是一種怨婦心理，是被丈夫冷落後的內心憤懣：“我好恨我不夠美貌，我好恨我留不住我的丈夫。”
這樣是不是就好理解瞭？
這種恨文化的產生，與韓國漫長的附屬國歷史不無關系。
歷史上，韓國長期為中國的藩屬，打個比喻來說，韓國就像是中國的“小媳婦”，而中國威加韓國之外，還有日本、越南等其他“小媳婦”。在這種不對等的關系下，難免就讓韓國人生出瞭怨婦心理。
說得深刻些，這種對現實不滿的恨，之所以走向內裡、而不對外釋放，根本上不是不想，而是不能——韓國並無實力向其他國傢宣泄恨，也無力去扭轉身為附屬國的現實。
一句話：實力使然。
第二、從“怨婦文化”到“悍婦文化”
在甲午戰爭之前，韓國的恨文化尚是“怨婦文化”，但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侵略朝鮮，韓國徹底亡國之後，恨文化被激化為“悍婦文化”——在自我怨恨的同時，也開始尋找出口，宣泄不滿。
如果把目光聚焦在日據朝鮮的歷史，我們會發現：當時韓國人所面臨的大“恨”，已是弱肉強食環境下，國力衰微而任人宰割卻反抗不得之恨。
也正是在這一歷史時期，出現瞭金九的流亡政府、出現瞭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等註定失敗的反抗。
亡國的歷史，使得“恨”完成瞭從一種尚有些朦朧的社會認知，到一種普遍、清晰而又復雜、尖銳的民族情感的轉變。也正是在亡國之後，韓國的“恨文化”蛻變瞭，成為瞭一種“內向全面自省+外向片面反抗”的畸形文化。
我們還是放到那個小媳婦比喻裡：這時的韓國，不僅在傢埋怨自己“人老色衰、啥都不行”，還開始把“老公”身邊的“任何女性”，都當成敵人來打擊。
第三、“恨”文化的兩面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內生型的恨文化，成就瞭韓國人的漢江奇跡——
在落後的現實下，韓國人展開全民自省，激發奮進的文化心理，苦幹數十年，躋身發達國傢行列。
想想看，連韓國的問題，都是韓國學者自省而知、自己提煉專有名詞，可見恨文化在韓國的根深蒂固。
那一時期，每個韓國人都帶著“我恨我國國力疲弱”的不甘，甚至可以為瞭幫助韓國度過金融危機，毀傢紓難。
而內生型的恨文化，又限制瞭韓國的國傢格局——
對外韓國網民搶劫中國文化，在內韓國人頻繁靜坐、遊行，本質都是在宣泄內心的憤懣。
而本質上，不過是對自身歷史孱弱、當下國傢無能的憤怒，仍是一種“我恨我自己歷史上太慫、現實中太弱”的自白。
在現在的韓國，每個個體均泡置於融有多種“恨”的社會生活中，主要有4種恨——
第一、生活重壓下的經濟之“恨”；
第二、財閥寄生蟲的身份之“恨”；
第三、仍未擺脫美國附庸的民族之“恨”；
第四、自身歷史尷尬孱弱的文化之“恨”。
遺憾的是，經濟之恨、身份之恨、民族之恨，都不可更改，隻有文化之恨，可以通過發明歷史等廉價手段，得以紓解。
這才釀成瞭韓國一輪又一輪“搶劫”中國文化的鬧劇。
說到底，隻有一種“恨”——對自己無能之恨。
終究，還是那句話：實力使然！韓國從古至今沒有走出小國的歷史定位，也就隻得保持小國的格局。
來源：娃娃臉的肖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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