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蘇寧金融研究院”原創，作者為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
如果把躋身“萬億俱樂部”的城市界定為明星城市，那麼GDP突破2萬億大關的，一定算得上是城市中的超級明星。
而今，這樣的超級明星又多瞭一個，那就是蘇州。
1月19日，蘇州市市長在做政府工作報告時宣佈，整個“十三五”時期，蘇州GDP年均增長速度預計將達到6.1%，現已邁上2萬億元的新臺階。
2萬億是個什麼概念？
根據最新的統計結果，2020年貴州省GDP為1.78萬億元，山西省1.765萬億元，黑龍江1.37萬億元……換句話說，蘇州的經濟體量比很多省份都要大。
排在蘇州前面的城市都有誰呢？答案是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和廣州——這五個城市當中，上北深廣都是笑傲群雄多年的老大哥，直轄市重慶則是西部的龍頭。
反觀蘇州，既不是直轄市，也不是省會，更不是計劃單列市，相比之下少瞭很多政策光環的照耀。然而，即便是沒有太多的仰仗，蘇州依然從全國數百個城市裡脫穎而出，將杭州、武漢、成都、天津等一眾明星城市都甩在身後，無愧於“地表最強地級市”的美譽。
蘇州憑什麼能有今天的成就？我們不妨來做一番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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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是省會城市，但在江蘇，蘇州的風頭一點都不遜於南京。
早在300多年前，蘇州和南京就開始暗暗較勁瞭：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江蘇”一稱問世，其名源於“江寧府”與“蘇州府”的首字，江寧府是南京的古稱，可見彼時的南京和蘇州一字齊肩、攜手並進；時至今日，南京雖然貴為省會，但江蘇的簡稱“蘇”，仿佛又在不斷提醒著人們，蘇州的地位舉足輕重。
論經濟實力，蘇州放眼全國都鮮逢敵手：論總量，蘇州GDP於2011年突破萬億大關，成為第六個“萬億俱樂部”成員，隻在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和天津之後，2020年再度成為第六個“兩萬億俱樂部”成員；論人口，蘇州早在2010年就突破瞭千萬大關；論人均，蘇州2019年人均GDP高達 17.9萬元，遙遙領先於全國的7.1萬元（見圖1），如果按照國際標準，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即為初等發達國傢，超過3萬美元即為中等發達國傢，那麼蘇州的人均GDP（約合2.6萬美元）已相當於初等發達國傢水準。
蘇州經濟體量之所以如此龐大，其發達的縣域經濟可謂居功至偉。2019年，由蘇州市代管的昆山、張傢港、常熟和太倉四個縣級市，聯手貢獻瞭蘇州1.92萬億GDP中的1.02萬億，占比高達53%；而根據蘇州各區最新的政府報告測算，四個縣級市在2020年均實現瞭可觀的增長，並仍將貢獻整個蘇州GDP的53%左右（見下表）。另外，在賽迪顧問發佈的《縣域經濟100強（2020年）榜單》之中，這四個縣級市悉數位列前十名；其中，昆山已是連續多年高居榜首，而張傢港和常熟也分列第三、五名，足見蘇州各區域經濟發展之全面，蘇州“地級市之王”的江湖地位也得以成就。
除此之外，蘇州的產業結構也在不斷優化，現已實現瞭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轉變，服務業對GDP的貢獻達到瞭52%，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占比分別達到51%和55.7%，這樣的成績在全國難逢敵手。
在如此特殊的2020年能取得這樣的成績，疫情防控的到位自然是直接因素。公開信息顯示，蘇州是中國十大經濟城市中疫情最輕的，雖然常住人口達1000多萬，但蘇州確診病例低於90個，治愈率為100%，其他同等人口量級的城市恐怕都做不到這一點。得益於此，蘇州經濟在短時間內重啟，並迅速回暖，這也是蘇州2020年多個經濟指標能實現逆勢上揚的原因。
不過正如前文所說，蘇州隻是一個地級市，既沒有深圳那樣的特區優勢，也沒有南京杭州那樣的省級首府的地位，但依舊能穩紮穩打地走出一條頗具特色的“蘇州模式”，這才是更深層次的原因。
這種缺乏先天稟賦、更多依靠後天努力而崛起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於我國其他城市更具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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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起來，“蘇州模式”的精髓主要有三：
一是擁有以工業為核心的強大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是社會生產力的集中體現，也是綜合國力與社會財富最為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命脈，擁有發達的實體經濟，對於任何國傢和地區緩解經濟下行壓力、抵禦各種風險、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來說，都具有深遠意義；其中，工業又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蘇州，正是這樣一個工業大市。改革開放以來，依托自身的區位優勢與上海浦東開發的契機，蘇州大力吸引外資和臺資入駐，以包括蘇州工業園區、昆山經濟開發區在內的多個產業園區為支點，不斷致力於工業和制造業的發展。
現如今，蘇州已經擁有瞭35個工業大類，涉及167個工業中類、489個工業小類、16萬傢工業企業，是我國工業體系最完備的城市之一。從最新發佈的數據來看，2020年實現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3.48萬億元，穩居全國前三名；其中，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納米技術、人工智能四大先導產業產值達到瞭8718億元。而這些，也成為瞭蘇州經濟穩健發展的根基。
二是註重提升科技創新能力。
科技創新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它不僅可以直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且可以通過科技的滲透作用放大各生產要素的生產水平，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與資源的進一步優化配置，進而提高社會整體產出實力，並帶動整個經濟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蘇州的科技創新能力不可小覷，前文提到的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占比分別達到51%和55.7%，就是最有力的佐證。此外，蘇州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為驚人的3.7%，顯著高於全國2.23%的整體水平（2019年數據），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6.5%，登陸科創板的企業數量位列全國大中城市第三名，無不彰顯出蘇州的科技創新能力之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蘇州工業園區，在僅僅278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創造出瞭蘇州近1/8的GDP，截至2019年底，這裡擁有國傢高新技術企業超1400傢，累計培育獨角獸及獨角獸（培育）企業50傢，科技創新型企業6000多傢，“國字號”科研院所15傢；通過學習新加坡的先進管理經驗並持續改進完善，現已形成瞭“以註重規劃先行、突出先行先試、堅持開放創新、強化親商服務、創新社會治理”為主要內涵的園區經驗，以及“引進高層次人才、創辦高科技企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鏈式效應，更是連續數年在商務部公佈的國傢級經開區綜合考評中位列第一，並躋身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行列，成為瞭我國改革開放的典范案例之一。而這一“園區經驗”，與“昆山之路”和“張傢港精神”並稱為蘇州現代化建設的三大法寶，共同為蘇州工業乃至整體經濟發展貢獻著力量。
三是形成瞭發達的民營經濟。
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是拉動經濟增長、推動轉型升級、促進市場化改革、吸納城鄉居民就業的關鍵力量。而組成民營經濟的眾多民營企業，又是市場經濟中最為活躍的主體，它們經營靈活，效率更高，擁有較強的市場應變能力，追逐利潤的動機也極為強烈，對提升區域市場活力來說至關重要。
蘇州民營經濟的發達，可以從以下數據裡得到佐證：
（1）2020年上市公司數量144傢，穩居全國前五名，僅次於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其中有3傢入圍世界500強；
（2）共有26傢企業入圍“2020中國民營企業500強”，28傢企業入圍“2020中國制造業民營企業500強”，上榜企業數雙雙位居江蘇省第一，上榜民營企業500強企業數僅次於杭州，與深圳、無錫並列第二；
（3）在“萬傢民營企業評營商環境”活動中，蘇州得分位居全國第三。
除此之外，蘇州發達的民營經濟以及眾多民營企業還提供瞭更為靈便、包容、廣闊的就業機會，不僅解決瞭720多萬戶籍人口的就業問題，還吸納瞭350多萬外來人口來此謀生，這也反映出，蘇州對於外來人口具有極強的吸引力。恒大研究院和智聯招聘發佈的《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0》顯示，全國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強中，蘇州高居第九位。
實體經濟+科技創新+民營經濟，共同為蘇州的經濟發展註入瞭強大的內生動力，也為其他城市和地區的發展提供瞭很好的參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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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蘇州經濟並非一點問題都沒有。被詬病得最多的地方，莫過於蘇州對於外貿的過度依賴。
回顧歷史，外向型經濟的崛起和騰飛，在整個蘇州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扮演瞭極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蘇州從國外引入先進的資本、技術和管理來為本土經濟發展註入動力，另一方面，蘇州又積極拓展出口市場，充分發揮自身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制造環節的比較優勢。
事實證明，外向型經濟給蘇州帶來瞭巨大的經濟效益，不但加速瞭蘇州的工業化進程、形成瞭完備齊全的工業體系，還大大提升瞭本土產業的技術基礎和創新能力。典型如蘇州工業園區，就是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間的重要合作項目，還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和“國際合作的成功范例”。
然而，外向型經濟蒸蒸日上的另一面，卻是蘇州對於外貿和外資形成瞭較強的依賴，而且愈演愈烈。數據顯示，近些年蘇州對外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都超過瞭100%（見圖2）。
要知道，外向型經濟的弊端，恰恰在於受海外政策環境變化的影響太大，如果過度依賴於此，那麼經濟增長的主動權很難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僅如此，由於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方面的比較優勢，長此以往難免會導致本地低附加值行業的不斷擴容，既不利於本土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又增加瞭自己提高外貿競爭優勢、搶占全球價值鏈上遊的難度，甚至還會威脅到自身經濟安全。
事實上，這一弊端已經有所顯露。近年來，關於“外資撤離蘇州”的討論時常出現在網絡之上，從數據上看，自2011年起蘇州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累計同比呈現出明顯的下滑之勢，其中2013~2017年更是表現為負增長（見圖3）。雖然2018年以後有復蘇跡象，但鑒於當前復雜的國際環境，一旦發生貿易摩擦或是單邊制裁行為，難免會產生極大的負面沖擊。這對蘇州來說，是個不可忽視的隱患。
正因為如此，經濟體量邁上新臺階的蘇州，未來更應該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步伐，盡快擺脫過去以外貿外資為主體的發展階段，並進一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實施進口替代和外資替代，同時推動外貿結構的優化升級，繼而打造經濟更高質量發展的全新局面。在此過程中，既需要夯實實體經濟、增強抵禦外部風險的能力，又需要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不斷提升經濟發展韌性。
而這些，不正是“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精髓所在嗎？
蘇州，真的是觀察和反思中國經濟的最好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