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1月18日報道 美國《塔佈萊特雜志》網站1月7日刊發題為《美國政權的五個危機》一文，作者為美國得克薩斯大學教授邁克爾·林德。全文摘編如下：
在過去8個月裡，發生瞭兩次“國會山陷落”事件。這兩起令人震驚的事件，象征著美國統治階級喪失權威，毫不誇張地說，這將緩慢瓦解美利堅合眾國的政權。
第一次事件發生在2020年6月8日，西雅圖警察從該市國會山區的警察局東分局撤離瞭。左翼示威者占領瞭警察局。在長達24天時間裡，西雅圖政府縱容這些自封“革命者”的人創建瞭一個無政府主義社區，實踐“廢除警察”的幻想。
2021年1月6日，美國精英階層把另一座國會山拱手讓給示威者。在唐納德·特朗普發表煽動性講話，聲稱喬·拜登竊取瞭他的總統職位後，一群右翼激進分子闖入國會大廈。當時，國會正在認證2020年11月的選舉結果。就像西雅圖領導人一樣，國會領導人也放棄瞭自己的陣地，落荒而逃。
在西雅圖國會山和華盛頓國會山發生瞭同樣的一幕：合法權威和強制命令的力量蕩然無存。
新冠大流行和隨後的封鎖所造成的經濟災難，無疑影響瞭解決當前這場美國制度危機的時機。但我認為，美國制度出現問題的真正原因是下列五種危機的共同影響。
政治危機
政治危機在於權力集中在少數野心勃勃的精英派系和集團手中。19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兩大政黨是由一些較小的、事實上的政黨組成的聯盟，是州和地方政黨組織的聯合。政黨的多元化基層聯盟性質限制瞭國傢層面政治傢的自主權，也限制瞭總統和國會領導人的權力，他們是由政黨領導人挑選出來的，必須在共識的基礎上治理國傢。
由於上世紀70年代錯誤地實施瞭黨內初選——一種適得其反的民主化改革。今天的美國政治傢往往是由少數積極參加黨內初選投票的各類狂熱分子選出來的。全國性政黨不再是有效運轉的組織，而僅僅是品牌而已。特朗普成功地抓住瞭機會，另一位獨立人士伯尼·桑德斯差一點就成功瞭。重要的機構正在發生變化，資助人、政治傢、顧問、媒體工作者和意識形態擁護者之間組成瞭千變萬化的聯盟。
在政黨隨著草根聯盟的崛起而分崩離析的同時，美國的政治卻國有化瞭，不再有保守派亞拉巴馬州民主黨人或自由派康涅狄格州共和黨人。每個政黨的路線都是由國傢領導人和他們的資助人、政治顧問、豢養的記者來決定。
這把國傢領導人從他們前任所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經驗老到的兩黨政治傢們都選擇行使膨脹的權力，設法讓另一黨的存在失去合法性，把對方定義為國傢的威脅。
身份危機
無論是美國的黨派領袖，還是他們的好戰追隨者，都不再受跨黨派團結和共同的美國愛國主義的約束。
兩黨精英的宣傳在民眾中都能找到受眾，不再有共同的美國敘事。民權革命之後，美國黑人、拉美裔人、印第安人和亞裔美國人，被從共同的美國歷史敘事中抹去，這樣的歷史敘事不再是後種族隔離社會的國傢故事。不幸的是，也沒有兩黨共同信奉的國傢故事取代它。
知識分子虛構的虛偽民族主義被富有、受過良好教育、野心勃勃的精英們自私地操縱，這些精英們彼此之間的社會共同點遠多於他們與其追隨者的共同點。一旦主流進步人士接受瞭有害的左翼言論，開始荒謬地詆毀傳統美國白人，把他們稱為“移居者”，年輕的白人男性右翼激進分子開始戴牛仔帽、穿鹿皮裝予以反擊。
社會危機
那些紮根於真實社區——大傢庭、居民區、職業協會、宗教團體——的人，在高高在上的精英階層為爭奪政府控制權所部署的黨派軍隊中，無法成為好戰士。他們有必須要做的工作，要去學校接孩子，還要去跑腿辦事。
社會反常現象的出現與社交媒體（實際上是反社會媒體）相結合，讓交戰派系可以在短時間內召集遠在全國各地的以年輕人為主的好戰分子。這種原本以娛樂為目的的快閃族，現在已經被享用豪宅或豪華辦公室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領導人當成瞭街頭戰爭的武器。
人口危機
二三十歲未婚、無子女的美國年輕人的崛起是一場更大的人口危機的一部分，這些人更有可能被左翼和右翼煽動，加入沒有下限的黨派戰爭。
從理論上講，移民可以彌補各個年齡層本土出生（和入籍移民）人口的不足。但圍繞大規模移民的政治觀點可能具有煽動性，讓蠱惑民心的政客崛起。特朗普就是一個例子，他利用瞭對移民的合理和不合理擔憂來煽風點火。如果全國生育率極低，那麼移民人口所占比例可能迅速上升，引發本土主義者的強烈反應，同時也會帶來勢不可擋的同化和經濟融合。
經濟危機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民主黨人和自由意志主義保守共和黨人一直倡導的美國商業戰略是降低美國的勞動力成本，但這不是通過用節省人工的技術替代勞動者來實現的，而是通過勞動套利——把工作盡可能地外包給其他國傢的低收入工人，在肉類加工、建築和農業勞動等部門使用願意接受低薪的低技術移民——來實現的。美國企業還通過打擊私營部門工會來壓低工資，這些私營部門的工會的成員數量比赫伯特·胡佛執政時期還要少，隻占私營部門勞動力總數的6%多一點。美國企業的另一個抑制工資策略是，用兼職承包商或零工取代全職雇員，從而降低工資，避免提供福利。
美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裡創造的大多數就業機會是低薪崗位，這種情況不會很快改變。
對於如何在已經崩潰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新美國，我曾探討過這個問題。但是，艱難的重建（如果真有的話）將是幾代人的工作，這一挑戰不是制訂一個“十點計劃”和做幾個PPT就能解決的。但首先，我們必須就美國最近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崩潰的根源達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