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中美關系日益緊張之際，美國哈佛商學院學者澤萊克在日本“外交學者”網站撰文，呼籲兩國建立暫時機制，穩定雙邊關系。作者認為，美國應“接受中國最終成為世界最大，並可能是最強大的經濟體”，“從根本上尊重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主權國傢和超級大國，尊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經濟學模式。”但作者在分析中，仍站在西方立場，要求對中國施行遏制加聯盟政策，並認為中國對現有國際秩序發起瞭挑戰，甚至聲稱中國“欺凌”周邊國傢，還有“領土野心”等等。對他的這些片面觀點，觀察者網不予認同，翻譯本文謹供讀者參考。
[文/安迪·澤萊克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從根本上說，美國曾向中國提出過什麼“可接受的提議”嗎？鑒於美中關系已處於自由落體狀態，已故談判大師羅傑·費舍爾（Roger Fisher）今天可能會問出這樣的問題。為瞭避免新冷戰造成巨大損失和錯失相關機會——更不用說災難性的熱戰瞭——有沒有一個可以讓華盛頓和北京都感到滿意的未來願景？或者，能否在備選方案中找到至少一種方案最低限度地滿足兩方要求？或者無論明示還是默許，鬥爭雙方能接受一個穩定平衡狀態？
拜登將承擔起制訂美國對華政策的責任，並將擁有這項政策所要達成的目標。除瞭新總統應該放棄的許多東西，他的前任還將留下兩塊中國政策的基石，拜登在做出重大調整後，應該保留這些基石：遏制與聯盟。
遏制與聯盟
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更為寬泛的中國政策中，遏制戰略占據著顯著位置，其具體表現是在南海展開的航行自由行動、形成印太戰區概念，以及日益加強瞭美國與其非條約同盟臺灣的關系。他還試圖通過發動一場並無把握的貿易戰來遏制中國經濟實力的發展，遏制其主導5G基礎設施等戰略性技術的野心。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特朗普前任奠定的基礎上。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特朗普團隊添加瞭一些說辭，能讓人回想起冷戰版的遏制措施，有時這些說辭還暗示其對華政策的終極目標是推翻中國政權。
特朗普認識到建立聯盟以支持其遏制戰略的價值。他的努力集中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在這，他幫助成立瞭包括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在內的“四國集團”安全機制，該機制主要針對中國。在特朗普的中國戰略中，歐洲和北約的地位遠沒有四國機制那麼突出。不過，值得註意的是，盡管他聲稱“美國優先”、嘲諷北約以及在與歐洲領導人打交道時保持瞭一種不敬的作風，但他似乎在將華為排除出歐洲5G網絡建設方面取得瞭一些勝利。
拜登將渴望與北京就解決氣候變化、新冠疫情和核擴散等全球緊急問題展開富有成效的合作。但他將認識到，在這一政策領域隻能做加法——而不是替代——中國正謀求在經濟、技術以及最終的地緣政治和軍事領域獲得主導地位，美國應對這種努力做出有力的政策回應。因此，他的遏制方案（以及支持該方案的政策措施）應在軍事、經濟和技術領域保持穩健性。其目標應該是在東亞、更廣泛的印度-太平洋地區以及全球范圍內保持相對中國的有利力量平衡，並將中國的經濟和技術力量控制在令美國及其盟國滿意的水平上。考慮到中國的規模、其多領域迅猛發展的實力以及它的遠大抱負，這種反應是恰當的。
然而，拜登應該堅決並明確地拒絕任何如下觀點，即遏制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發展，其最終目標是使中國共產黨失去其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喬治·凱南最初對遏制政策的表述明確表明瞭該政策所追求的終極目標：蘇聯共產主義的內部崩潰。尤其是在特朗普下臺後，拜登應該非常清楚一點，他要承認中國選擇怎樣的政治制度是其內政。
在聯盟方面，主要是在經濟和技術領域，拜登有機會讓有意願的歐洲國傢更堅定地參與遏制行動。在這方面拜登應比特朗普走的更遠，他應該致力於組織一個志同道合的經濟大國聯盟，願意根據需要協調它們與中國的商業關系並保護它們的共同利益，其途徑是（1）集體行動，確保其成員國不會因關鍵技術、產品、資源或供應鏈問題而受到過度威脅；以及（2）中國近年來對澳大利亞、韓國、挪威、菲律賓、日本和其它國傢實施瞭地緣經濟“欺凌”行為，聯盟要對類似行為作出懲罰性回應。更廣泛地說，這個聯盟應該認識到中國的經濟技術綜合實力必然是一個涉及聯盟共同利益的問題，聯盟應監督這種力量以防止它破壞聯盟的整體實力平衡。
平衡態：遏制的終局
拜登應該努力為美中關系的發展謀劃出一個有吸引力的構想。盡管在可預見的未來可能存在遏制和結盟的現實，但他應該思考出一條可以讓北京滿意的權宜之計。
盡管美國分析傢們出謀劃策，贊成對中國實施某種形式的遏制，但很少有人能詳細闡述這一戰略所要達到的“最終狀態”是什麼。有些人甚至認為沒有必要擬定最終狀態。但是，一個戰略應該拴定一個預期目標，哪怕隻是要達到一個暫時的平衡狀態。美國的中國戰略——以遏制為核心——需要闡明其預期目標，以此作為其成功的前提。例如，在對華盛頓的有限目標放心後，歐洲國傢就可能會更願意加入由美國領導的聯盟。
如果北京和華盛頓能各自得出如下結論，那持續數年甚至數十年的一個平衡狀態就可能出現：（1）沒有國傢能在所有關鍵領域都一直保持領先地位；（2）如果不能經過談判達到平衡狀態，那可能出現的情形就是，即使兩國可以避免打一場更加悲劇的熱戰，那兩國在持續數年或數十年的冷戰中也都會筋疲力盡並浪費大量資源——基本上就是天量的稅收；（3）為實現平衡狀態而達成的實質條款雖然遠遠沒有達到理想狀態，但卻也是可以接受的；（4）這一解決方案可以使兩國保持互相尊重，並不會使兩國政府在本國民眾面前丟臉或失去他們的信任；（5）它為兩國展開合作應對共同關心和全球關切的緊迫挑戰創造瞭機會，例如在應對核擴散、氣候變化和新冠疫情方面。
兩個超級大國都會出於一種特有的緊迫感而達成這項協議：美國是擔心出現可能有利於北京的權力轉移——特別是經濟權力的轉移；而中國則擔心焦慮的華盛頓可能會選擇盡快主動挑起一場沖突。美中兩國基本上都會長期奉行一條自我約束的路線，用自己的克制換取對方的克制。
要實現一個合理的美中平衡狀態，其條件可能是什麼？下面是一個可能的過渡方案應具有的幾個關鍵要素，包括美國可能堅持遏制中國的領土野心，並通過建立聯盟來保持於己有利的力量平衡（軍事、地緣政治、經濟和技術）。
可接受的力量平衡要有利於美國領導的聯盟。對華盛頓而言，這幾乎是任何平衡都必須具有的毫無回旋餘地的特征。美國目前受益於自己擁有大量強大的盟友和夥伴；盡管特朗普采取瞭“美國優先”政策，但鑒於中國最近顯得越來越咄咄逼人，美國與很多盟國的關系已經或能夠獲得進一步加強。隻要美國致力於並有能力維持一個“志同道合”的高層次聯盟，那北京就將別無選擇，隻能接受這種力量平衡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接受中國最終成為世界最大，並可能是最強大的經濟體（就其單獨一國而言）。拜登應修復被特朗普破壞的跨大西洋關系，並在歐洲最近開始將中國視為“體制性競爭對手”後，利用這種形勢。正如我所指出的，拜登應該致力於組建一個聯盟（包括歐洲各大國），專註於維護美歐在經濟和技術領域的共同利益。不過，在這些前提下，這個聯盟應該歡迎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包括中國幾乎肯定會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或許聯盟該為中國的經濟發展留出一定空間。
從根本上尊重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主權國傢和超級大國，尊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經濟學模式。華盛頓將完全承認，中國采用什麼樣的政體取決於中國和中國人民。中國采用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學模式也同樣由中國和中國人民決定，隻要中國遵守北京為瞭建立更多經濟聯系而已經和即將做出的明確承諾。華盛頓很可能會同意，它將隻會私下批評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
兩國共同致力於建設穩定的雙邊關系，緩和競爭，並展開例行對話。兩國將共同致力於建設廣泛穩定的關系，並限定競爭的烈度和方式。
兩國致力於共同應對最緊迫的全球性挑戰。兩國達成廣泛共識解決爭霸問題將使兩國把更多的註意力集中到應對全球威脅和挑戰方面。現在，兩國都忙於爭霸而無法在這些領域展開有意義的合作。確定一個新權宜之計的大致輪廓可以為有效解決這些全球性挑戰創造機會。
毫無疑問，北京方面會認為實現這個平衡狀態的條件過於苛刻。但形成一個有能力且有凝聚力的聯盟將造成既成事實，很有可能迫使北京最終必須接受這些條件。
（觀察者網由冠群譯自日本”外交學者“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