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帶來壓力和焦慮, 日本上月死於自殺的人數比全年死於新冠的人數還多!

除瞭要與“第三波”新冠疫情作鬥爭,日本近日飆升的自殺率,成為又一個困擾社會的棘手問題。日本厚生勞動省近日發佈數據顯示,該國10月自殺人數為2158人,同比增加40.2%,女性增幅尤為嚴重。這一數字甚至超過瞭日本全年因疫情病亡的人數——截至28日,日本累計病亡2110人。

厚生勞動省分析,自殺死亡率上升原因之一可能關聯新冠疫情。失業、減薪以及育兒和看護老人負擔加重生活壓力。外媒指出,疫情引發經濟困境,加劇孤獨感和焦慮感,導致部分民眾心理防線失守,自殺率重新走高。

女性受影響尤為嚴重

日本是全球自殺死亡率最高的國傢之一。但在政府采取應對措施後,截至2018年,日本自殺死亡率已連續9年降低。日本2019年版自殺對策白皮書數據顯示,2018年每10萬人中自殺死亡人數下降至16.5人。

然而,疫情大流行似乎正在扭轉這一趨勢,日本女性所受影響尤為嚴重。上月,女性自殺率同比增長近83%,高於男性的近22%。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聚焦瞭幾位逆境之下的女性。在受訪群體中,43歲的小林惠理子(Eriko Kobayashi)曾四次試圖自殺。第一次嘗試發生在20多年前,當時她無力支付東京的房租和食雜費,選擇輕生。獲救後,22歲的姑娘在醫院昏迷瞭三天:“我當時真的很窮”。

如今,小林寫瞭不少關於心理健康的書,並在一傢非政府組織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不過,疫情讓她重新感受到壓力:“我的薪水被削減瞭,我看不到隧道盡頭的光明。我經常有一種危機感,覺得會再次陷入貧困。”

CNN說,像小林這樣燃不起鬥志的人還有很多。疫情之下,女性自殺率飆升有幾大潛在原因。首先,在裁員嚴重的酒店、旅遊、餐飲和零售行業,女性在兼職員工中所占比例更高。

“許多女性失去瞭工作,或者收入大幅下滑。”早稻田大學研究自殺學和自殺預防的教授上田美智子(Michiko Ueda)說。小林也表示,自己的很多朋友被解雇瞭:“日本一直忽視女性,它是這樣一個社會——當壞事發生時,最弱小的人首先被切斷聯系。”

難念的“育兒經”

讓女性感到心力交瘁的,還有增大的育兒壓力,以及更嚴重的傢暴風險。

CNN說,當學校、托兒所等機構因疫情而關閉、孩子被送回傢時,通常需要母親承擔責任。這給職業女性增添瞭額外負擔,引發精神危機。

開設心理健康熱線的小野幸紀(Koki Ozora)說,平均每天接聽200多個電話,絕大多數是女性。今年4月,最常見的求助來自那些對撫養孩子感到壓力的母親,一些人承認曾想過殺死孩子。而最近一段時間,女性更多反映的問題是:失業和經濟困難,以及傢庭暴力。

“幾乎每天都有女性發送這類求助短信。”小野說,“信息的激增源於疫情大流行。疫情前,女性尚且有地方可‘逃離’,比如學校、辦公室或朋友傢。”

35歲的星野(Akari,化名)說,今年她早產的兒子住院六周以來,“整宿整宿都在擔心”。“我以前沒有任何精神病史,但現在發現自己始終異常焦慮。”

隨著疫情加劇,星野的情緒變得更糟,她擔心兒子會感染新冠。“我覺得沒希望瞭,我總是考慮最壞的情況。”後來,她求助瞭心理醫生。

在橫濱工作的精神病學傢上田千代子(Chiyoko Ueda)說,疫情引發的精神健康困擾是顯而易見的。病人的抱怨包括:“我缺乏尊嚴感,因為我擔心沒錢”“呆在傢裡打亂瞭我的生活”“我和孩子們相處不好”等等。

疫情讓社會更窒息

在日本,受到疫情影響而走上不歸路的,不僅包括女性弱勢群體。近幾個月來,接連有幾位名人自殺。

其中,22歲的職業女摔跤手、日本真人秀節目《二層公寓》明星木村花,在社交媒體上遭仇恨信息轟炸後,於今年夏天自殺身亡。

木村的母親說,女兒找到自己作為職業摔跤手生存下去的理由,這是她人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疫情來襲後,她處境艱難,無法摔跤,這讓她花更多時間閱讀“有毒”的社交媒體信息,最終成為網絡霸凌的受害者。“病毒大流行讓社會更加窒息。”

日本兒童的自殺率也比較高。彭博社稱,盡管日本過去10年的自殺率總體上有所下降,但20歲以下的年輕人是自殺率上升的唯一人群。隨著疫情限制措施使兒童停課和脫離社會環境,他們面臨遭受虐待、作業積壓,以及緊張的傢庭生活帶來的壓力。從心理熱線接到的求助信息看,一些求助者的年齡才五歲。

日本國傢兒童健康與發展中心最近對8700多名傢長和兒童進行一項互聯網調查,發現75%的日本學齡兒童受訪者因疫情產生心理壓力。

專傢們說,在新冠疫情結束後,急需對心理健康基礎設施進行撥款和投資,以便為脆弱群體提供服務。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傢澤田康幸說:“政府的財政支持很重要,但認識到心理健康是個問題也很重要。解決心理健康問題的措施也應該成為公共衛生政策的一個支柱。”

小林惠理子認為,僅僅依靠政府還遠遠不夠。降低自殺率需要日本社會做出改變。她認為,日本的恥感文化根深蒂固——讓別人知道你的弱點是很丟臉的,所以要把一切隱藏起來,忍耐下去。“我們需要創造一種文化,讓民眾可以展示弱點和痛苦。我公開對別人說,我有精神疾病,患有抑鬱癥,希望能鼓勵其他人也這樣說……”

Da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