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一方面，加快居民收入增長，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為瞭使得低收入人群成為穩定的潛在中等收入群體，需要破除戶籍制度制約、取消一切歧視性的就業政策。另一方面，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還要註意防范一些中等收入人群落入低收入人群行列。
●近年來我們在調節收入差距方面確實取得瞭一定的進展。不過，對於經營性的高收入還是缺少有效的調節手段。在十四五期間，應該把構建收入分配與再分配的政策體系作為重中之重的任務。
●城市中的流動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潛在的中等收入人群，但受制於戶籍制度，受制於城市中不合理的歧視外來人口的就業政策，他們又是不穩定的潛在中等收入者。為瞭使得這個人群成為穩定的潛在中等收入群體，我們需要破除戶籍制度對他們的制約，需要取消一切歧視性的就業政策，給他們更多的公平的發展機會，讓他們真正融入城市社會。
近期公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到二〇三五年，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臺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傢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等。如何實現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的這些目標？十四五期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有哪些突破？新京報圍繞這些問題采訪瞭三次孫冶方獎獲得者、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李實。在李實看來，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一方面，加快居民收入增長，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為瞭使得低收入人群成為穩定的潛在中等收入群體，需要破除戶籍制度制約、取消一切歧視性的就業政策。另一方面，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還要註意防范一些中等收入人群落入低收入人群行列。
“疫情有很大可能會擴大收入差距”
新京報：疫情沖擊之下，消費的恢復緩慢。除瞭受疫情影響，消費不振的原因還有哪些？如何讓大傢有錢花、敢花錢？
李實：今年受到瞭疫情的影響, 消費增長有所下降, 這是預料之中的。消費增速的下降除瞭受疫情的影響外，還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首先，消費增速的下降和近幾年收入增速下降有關。從2013年以來，居民收入增速開始下降，如從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又進一步下降到2019年的5.8%。居民收入增長畢竟還是決定消費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收入增速的下降勢必帶來消費增速的降低。今年在疫情的影響下，居民收入會有更大幅度的下降，它會導致今年消費增速的進一步下降。
第二，由於疫情和國際市場帶來的不確定性，人們對未來就業和收入增長缺少一定的信心，擔心自己的就業和收入會受到影響，這也會影響到消費增長。
另外，我們還應該看到，過大的收入差距也是導致消費增速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平均消費水平下，收入差距越大，社會的平均消費率就會越低，而收入差距的擴大必然會帶來消費增速的下降。今年的疫情是否起到縮小收入差距還是擴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對此還沒有可靠的研究結論。從一些不完全的信息來看，疫情有很大可能會擴大收入差距。這是因為低收入群體的就業和收入受到疫情的影響更大一些。當然，這也是疫情對消費的一種間接影響，是疫情通過影響收入差距而影響到消費增速。
“當前對經營性的高收入還是缺少有效的調節手段”
新京報：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等。”在你看來，十四五期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有哪些突破來縮小收入差距？
李實：我們一直在遵從著“提低、擴中、調高、除非”的調節收入差距的方針，近期確實取得瞭一定的進展。特別在“提低”方面，消除農村絕對貧困取得瞭巨大的進展。幾年的反腐運動也取得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瞭非法收入。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方面，也有不小的進展。合理調節高收入方面主要是利用個人所得稅，對工薪人群的高收入起到調節作用，但是對於經營性的高收入還是缺少有效的調節手段。
在十四五期間，應該把構建收入分配與再分配的政策體系作為重中之重的任務。我們現在有分配和再分配政策，但不是很系統。構建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體系的目的是為瞭將現有政策進行系統化和優化，對現有政策的作用和效果進行研究和評估，對不同政策之間的聯系和相互作用進行研究並進行調整以發揮政策的總體功能，還將補充一些新的政策以強化政策的綜合效果。從現有研究結果來看，財產分配差距變得越來越大，它對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因此，我們還需要一些調節財產差距的政策措施，與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共同發生作用，才能有效地縮小收入差距，使得我們在2035年在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取得實質性的明顯進展。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要破除戶籍制約、取消歧視性就業政策”
新京報：消費的一個重要基礎是中等收入群體。十四五期間一個重要的目標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傢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你如何看待十四五期間的這一目標，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李實：隻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到2035年，我們經濟水平有望達到中等發達國傢的水平。疫情結束後，我國經濟能夠保持5%-6%的增長率，到2035年中國人均GDP可以達到2.5萬美元。如果我們能夠再提高一下經濟增長速度，那麼人均GDP會更高一些。此外，如果我國經濟能夠保持穩健增長，人民幣會有所升值，也會進一步提升以美元計價的人均GDP水平。需要強調的是，未來15年保持經濟增長的較高速度需要進一步的改革開放，更加大膽地解放思想，破除體制障礙，創造創新的機制和環境，激發經濟發展的動力。
應該看到，一個國傢隨著經濟發展，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會不斷增加，會由一個低收入群體為主體的社會演變為一個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社會。在過去20年中，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也是在不斷增加的。根據官方采用的定義，在本世紀初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不足10%，現在超過瞭30%，增長速度是很快的。這主要是經濟增長的結果。
然而，我們還應該看到，我國現在還有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占到全國人口的60%以上。因此，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任務仍然很重。如何才能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呢？一方面，加快居民收入增長，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未來中等收入群體的增加主要靠現在的低收入人群的加入，也就是說低收入人群成為潛在的中等收入人群。當然，低收入人群的差異性很大，讓他們在未來10-15年都成為中等收入群體也是不現實的，隻是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群有機會成為中等收入人群。因此，對低收入人群需要進行分類，根據他們的收入和財產多少，根據他們收入增長的潛力分成不同類型，然後分門別類地制定相關的促進其收入增長的政策措施。特別是城市中的流動人口和農民工，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潛在的中等收入人群，都有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中等收入者。但是應該看到，受制於戶籍制度，受制於城市中不合理的歧視外來人口的就業政策，他們的就業和收入是不穩定的，因而他們又是不穩定的潛在中等收入者。為瞭使得這個人群成為穩定的潛在中等收入群體，我們需要破除戶籍制度對他們的制約，需要取消一切歧視性的就業政策，給他們更多的公平的發展機會，讓他們真正融入城市社會。在這裡，我呼籲大城市要做出表率，成為一個包容性的城市，包容外來人口，包容不同類型的人群，在解決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做出榜樣。
另一方面，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還要註意防范一些中等收入人群落入低收入人群行列。一些中等收入人群受到就業不穩定的影響，受到宏觀經濟波動和經濟衰退的沖擊，甚至受到自然災害和疾病的影響，很有可能由原來的中等收入人群轉變為低收入人群。因而，我們需要一些更加具體可行的防范他們收入下降的政策措施。從宏觀經濟層面上看，保持經濟增長和就業的穩定性是至關重要的。對於中等收入群體來說，他們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失業或就業不穩定。從社會政策方面看，我們需要更加完備的保障和保險制度，以此來抵禦外來沖擊和疾病帶來的對收入的影響。
“‘公共服務均等化’這個口號要落實到政府的公共財政支出上”
新京報：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十四五規劃建議同時提出，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對於實現這一目標，你的建議是什麼？
李實：根據我們課題組的研究，在過去十多年中我國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縮小，農村居民收入有瞭較快的增長速度，主要得益於城鎮化過程和惠農政策的實施。然而，正如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所言，我們當前的城鄉、地區收入差距仍然較高，需要進一步縮小。對此，我認為應該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來進一步縮小城鄉/地區發展差距和收入差距。
當前城鄉和地區差距，除瞭受到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差異的影響外，主要還受到人力資本差異和公共服務水平的差異影響。城鄉之間勞動力素質和能力差別是明顯的，全國高等學歷勞動力的90%以上就業於城鎮，農村勞動力的70%以上是初中及以下學歷水平。這種情況的出現除瞭與高學歷勞動力向城鎮流動有關之外，還與農村義務教育質量低有很大關系。一些相關的研究表明，城市義務教育質量大大高於農村，高水平的師資集中在城鎮，更加集中在大城市，加上教育資源，教育經費也是向城市傾斜，導致瞭城鄉之間教育資源的不平衡，導致瞭教育質量的較大差異。義務教育隻是公共服務的一種，其他的公共服務如醫療資源，養老服務資源更是嚴重地向城市傾斜，帶來瞭城鄉發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因此，進一步縮小城鄉和地區收入差距，我們一方面繼續推進城鎮化進程，不僅讓勞動力進城，而且為非勞動力人口進城創造條件。從經濟上看，對於非勞動力人口生活在農村比生活在城市要產生更高的社會成本。另一方面，我們要真正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首先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把“公共服務均等化”這個喊瞭很多年的口號落實到每一項具體政策上，落實到政府的公共財政支出上。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新京報：當前大傢很關註的一個問題是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中國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面臨哪些挑戰，如何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李實：今年大傢又開始關註“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主要是出現瞭一些不確定因素。疫情是一個，國際關系惡化也是一個，而且這兩大因素未來如何變化並不是很清楚。但不可否認的是，不確定性總是會影響到經濟增長。五年以前大部分人都認為在我國經濟保持7%增長速度不成問題。因此，到瞭2025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成為高收入國傢也不成問題。現在人們的看法有瞭變化，主要還是對未來經濟增長的判斷不是那麼樂觀瞭。
在一般情況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的條件很多，是各種有利條件綜合作用的結果。在各種條件中最重要的是三條，第一是創新。中等收入國傢經濟進一步增長不能靠生產要素數量的增加，而是靠要素質量的提高。其中，創新是關鍵。創新需要動力，從事創新工作的人群要有動力和激情，這離不開正向的激勵機制。創新還需要環境，需要解放思想，需要競爭，需要平等的機會。第二是高等教育的發展和普及化以及教育質量的提高。產業升級需要高學歷勞動力，技術進步需要高學歷勞動力，創新部門和工作更是需要高水平的高學歷勞動力。因此，高等教育進一步發展，特別是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是保持長期可持續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第三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一些中等收入國傢的經驗表明，過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不利於經濟增長，更容易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當前我國收入差距仍處在較高水平，同時存在不同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這對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會帶來一定的挑戰。因此，縮小收入差距，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必須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新京報首席記者 侯潤芳 編輯 陳莉 校對 賈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