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1、明年中國經濟增速可以達到8.5%到9%。未來五到七年，中國經濟平均每年增速有望達到5.5%左右。
2、中小企業全面復蘇瞭，中國經濟才會全面復蘇。因此，宏觀寬松政策何時退出要看中小企業的復蘇情況，中小企業PMI過瞭榮枯線後，再考慮寬松政策退出。
3、現在看，政府在有序釋放潛在的金融風險。前些年地方政府大規模舉債，但城投債中有很多的“垃圾債”，現在一些地方政府在硬扛著。估計下一步監管部門會釋放城投債風險，用市場的方式加強對地方政府的金融約束。
國傢統計局發佈的10月份主要宏觀指標顯示，中國延續穩定恢復態勢。如何看待今年全年和2021年中國經濟的走勢？宏觀寬松政策應該何時退出？新京報圍繞這些問題采訪瞭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
在姚洋看來，全年經濟增速有望超2%，但寬松政策還沒有到退出的時候。“宏觀寬松政策何時退出要看中小企業的復蘇情況，中小企業PMI過瞭榮枯線後，再考慮寬松政策退出。”姚洋表示。
對於未來一段時間的中國經濟，姚洋認為，明年中國經濟增速可以達到8.5%到9%。未來五到七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速有望達到5.5%左右。“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仍然在5%到6%之間。同時，被疫情打斷的經濟周期會繼續延續。”姚洋解釋，他是基於這兩方面因素做出這個判斷。
對於拜登時代的中美關系，姚洋認為，中美之間還存在合作的空間，我們要利用好這些合作空間，爭取推動中美競爭朝著更加理性、有規則的方向發展。
“全年經濟增速有望超2% 但寬松政策還沒有到退出的時候”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今年後兩個月和全年中國經濟的表現？
姚洋：後兩個月經濟增長的問題不大，全年經濟增長估計在2%到2.5%之間。有觀點認為，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可以超過5.9%。如果能夠達到5.9%的話，今年全年經濟增速就超過2%。
新京報：隨著經濟的復蘇，很多人在討論宏觀寬松政策退出的問題。在你看來，宏觀政策應該何時邊際轉向？
姚洋：現在宏觀寬松政策還不能退出，但具體什麼時候可以退出，我很難去預測。
當前中國經濟復蘇中的一大問題是大企業和小企業的復蘇不平衡的問題。我們經濟好轉主要依靠投資、房地產等拉動，主要是大企業在復蘇。但是中小企業的復蘇情況並不好，10月小型企業PMI為49.4%，較上月下降0.7個百分點，再次陷入收縮區間，這個現象我們要警惕。當前中小企業還在緩慢的復蘇之中，也正是需要流動性的時候。如果此時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話，中小企業的復蘇就會受到打擊，甚至生存狀況會有危險。
從我們的金融體制來看，我們的金融系統存在著“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水少小河幹”的問題。如果市場上流動性不足，大企業的流動性收緊，中小企業就會受到影響。繼續保持一定的貨幣增長速度，中小企業就有望得到一些流動性。
中小企業全面復蘇瞭，中國經濟才會全面復蘇。因此，宏觀寬松政策何時退出要看中小企業的復蘇情況，中小企業PMI過瞭榮枯線後，再考慮寬松政策退出。
“提升居民收入要繼續發展服務業 但不能丟棄瞭制造業”
新京報：除瞭你剛提到的大企業和小企業的復蘇不平衡，我們的經濟復蘇還有哪些隱憂？
姚洋：消費的復蘇沒有跟上。我們的經濟復蘇主要是因為出口、房地產投資等表現不錯，但是消費的復蘇遠遠低於供給面的復蘇。從未來一段時間看，預計明年下半年開始全球經濟就開始復蘇，到時中國出口就會受到影響，明年下半年中國出口很難再有今年這樣大幅的增長。因此，提振消費對於中國經濟非常重要。
新京報：中等收入群體是消費的重要基礎。十四五規劃期間的一個重要目標是，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在目前6億人月收入1000元的背景下，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姚洋：居民收入的增長、特別是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的收入分配存在一定的問題，主要是因為2010年之前，在中國快速的工業化過程中，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向工業領域轉移，而工業領域給勞動者的報酬相對來說比較低。2010年之後，隨著服務業的發展，中國收入分配格局有所好轉。這是因為服務業工人工資在增加值中的占比較高，很多勞動力開始進入、從事服務行業。未來要提升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要繼續發展服務業，把勞動力轉移到服務業中去。
不過，我們在發展服務業的過程中，不能丟棄瞭制造業。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那麼，在發展服務業的同時，制造業如何不被丟棄？我認為制造業加大資本投入、提高自動化的程度、進行轉型升級是一個方向。實際上，我們國傢制造業的生產率是全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的三倍，這一比例是高於很多國傢的。我們應該沿著這個趨勢走下去，既能夠提高制造業工人的工資，也可以保證制造業的比重不會下降。
“未來五到七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速有望達到5.5%左右”
新京報：你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中國將在明年迎來一個新的經濟周期，將持續一段時間的中高速增長。這裡的“中高增速”是多高的增速？你做出中國經濟將保持中高速增長這個判斷的依據是什麼？
姚洋：未來五到七年，中國經濟平均每年增速有望達到5.5%左右。如果在未來五到七年或者說十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濟可以保持這個經濟增速，我們就可以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我做出這個樂觀的判斷主要有兩個依據：第一，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仍然在5%到6%之間。在過去的五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還在6%以上，不可能一下子下降特別多。從全要素生產率的表現看，有人認為中國全要素生產率下降非常快，但如果從工資的增長和資本回報率的變動來看，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並不低。全要素生產率對中國經濟的貢獻超過瞭40%，這個水平接近發達國傢的水平。我相信未來全要素生產率對GDP的貢獻率還會保持在這樣一個水平，這是因為我們的技術在不斷進步、投資還有可挖掘的空間。
第二，被疫情打斷的經濟周期會繼續延續。經濟有波動，有高峰有低谷。從2010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走低，2016年中國經濟開始上行。但是2018年、2019年推行的去杠桿政策打斷瞭經濟周期的進程，今年疫情繼續打斷這一經濟周期的延續。我相信疫情結束後，被打斷的經濟周期完全有可能得以延續。在新的經濟周期到來後，我們的實際經濟增速會略快於潛在的經濟增長率。
新京報：今年的經濟增速的基數較低，疊加經濟周期，明年經濟增速大概在多少？
姚洋：如果明年能夠把今年中國經濟的損失補上，同時經濟增速可以達到我們的潛在增長率，兩者疊加，明年中國經濟增速可以達到8.5% – 9%。明年經濟增速能否達到8.5%，關鍵看能否把今年中國經濟被疫情損失的部分補回來。
“自主創新一定要建立在開放的前提下”
新京報：除瞭樂觀的增長前景，在你看來，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姚洋：我覺得最大的挑戰是，我們如何處理好自主創新和開放之間的關系。現在有關部門一方面提出要自主創新，甚至重新提出進口替代。另一方面，又提出內外循環相結合，不主動和世界脫鉤。但是有一個問題是我們不能回避的，就是國外會不會認為，我們會通過行政手段來設立壁壘，以實現進口替代。比如，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可以通過提高關稅實現進口替代。現在我們不能再使用關稅手段，但國外會擔心我們使用別的行政手段來實現進口替代。
在我看來，不能簡單地強調自主創新，自主創新一定要建立在開放的前提下。中國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看，中國的技術進步得益於開放，凡是技術進步快的領域一定是和國際最接軌的領域。我們雖然強調自主創新，但是一定要在開放的前提下，繼續和國際接軌。和其他國傢在一榮俱榮的發展中，我們的技術進步才會更快。
新京報：在自主創新中，也出現瞭很多的問題。比如，出現瞭一些地方政府主導的芯片項目爛尾的現象。
姚洋：我們要解決卡脖子的問題，卡脖子的問題涉及到很多的工序，並不容易突破。一些地方政府並不懂芯片產業，也解決不好卡脖子的問題，但跟風去做，一哄而上。再加上一些民間投資者忽悠地方政府，騙瞭錢就跑。最終導致一些地方的芯片項目爛尾。
我覺得在解決卡脖子的技術問題之前，還需要有一個基本的認識——不應該把所有的卡脖子問題當做我們要突破的技術瓶頸的標準，應該縮小要突破的技術瓶頸或者自主創新的范圍。我們面臨千萬個卡脖子的技術瓶頸，但每一個都要去突破解決嗎？每一個技術瓶頸都要突破的話，我們有這樣的財力和物力嗎？同時，如果我們要在所有領域進行自主創新，這就意味著其他的國傢要失去中國市場，這會增加其他國傢對中國的敵意。因此，從各方面考慮，我們應該突破的卡脖子領域主要是美國已經或可能制裁的領域，在關鍵節點上能夠擺脫美國的控制就可以瞭。
“中美之間還有合作的空間”
新京報：近期部分信用債違約風險引發關註，明年中國經濟有哪些風險要警惕？
姚洋：現在看，政府在有序釋放潛在的金融風險。前些年地方政府大規模舉債，但城投債中有很多的“垃圾債”，現在一些地方政府在硬扛著。估計下一步監管部門會釋放城投債風險，用市場的方式加強對地方政府的金融約束。
新京報：有哪些外部風險需要關註，如何應對？
姚洋：外部主要還是要關註中美關系後續的走向，這不隻是取決於美國，也取決於中國。
目前看，中美之間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領域還有合作空間。比如，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上。中方已經釋放出瞭積極的信號，近日宣佈中國在這場全球行動中積極作為,向國際社會承諾:在2030年前實現碳排放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而拜登在正式當選總統後，要恢復美國作為世界大國的領導地位，會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有所作為，作為自己的政治遺產。此外，中美在公共衛生上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間。目前中美兩國在疫苗研發上的進展位居世界前列，未來可以進行合作應對這場疫情。同時，拜登正式上臺後，會首先控制疫情，也需要和中國合作。
未來中美之間仍是競爭的關系，但中美之間還存在合作的空間，這就為談判奠定瞭基礎。未來我們要利用好這些合作空間，爭取推動中美競爭朝著更加理性、有規則的方向發展。比如，我們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實現外企和國內企業的國民待遇等。
新京報首席記者 侯潤芳 編輯 陳莉 校對 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