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徐劍梅 瞭望智庫駐華盛頓研究員
進入11月，美國第三波疫情愈發洶湧，比春夏兩波疫情規模更大、范圍更廣。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23日7時26分許，美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超1221萬例，累計死亡超25萬例。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2日援引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數據，美國過去20天每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數均超過10萬例。此外，截至美東時間11月22日下午13時，美國11月新增確診病例超300萬，達3002082例，約占迄今為止總病例數的25%。
《大西洋月刊》特約科技撰稿人埃德·楊(Ed Yong)9月中旬發表長篇報道——《美國陷入疫情大流行螺旋》（America Is Trapped in a Pandemic Spiral），盤點瞭妨礙美國抗疫的9個思維誤區。
這些也是世界其他國傢和地區應深以為戒的陷阱。
那麼，美國抗疫有哪9個思維誤區呢？
1.“萬靈藥”式解決方案
美國人常傾向於為復雜社會問題尋求簡單的技術解決方案：
3月疫情初起時，以為大量生產防護用品可以解決疫情；
4月，全美為是否戴口罩激辯；
5月，開始追蹤密切接觸者；
9月，又在大談通風問題。
這就使得美國民眾孤立地看待疫情解決方案，把“不完美”與“沒有用”混為一談。
但是，無法阻斷疫情傳播不是拒絕采取某種措施的理由。正如系安全帶不能防止所有致命車禍，但在很多情況下能保障你的安全，戴口罩也是如此。
佛羅裡達大學生物統計學傢娜塔莉·迪恩說，成功的抗疫方案“永遠不會是把一件事做得完美……而是把很多不同的事情做得足夠好”。
2.錯誤的二元對立思維
在美國，新冠病毒感染起初被描述成一種多數患者隻出現輕微癥狀並能迅速康復的疾病，僅偶爾會出現導致住院和死亡的嚴重癥狀。但是，這種“要麼嚴重、要麼輕微”的二元圖景沒有反映疫情全貌。實際上，有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患病後居傢治療，默默承受著疫情折磨。
圍繞抗疫與經濟，關閉與開放、封鎖或放任病毒傳播，美國也深陷二元對立的思維誤區。哈佛大學政治學傢丹妮爾·艾倫(Danielle Allen)說，“在拯救生命和拯救經濟之間要進行權衡”，這是一種極其愚蠢的行為。兩個目標實際上是一致的——在疫情肆虐的情況下，經濟不可能反彈。
封鎖或任由病毒傳播也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選擇。抗疫有中間道路可尋，“封鎖”的力度可以調整。例如，一個城市可以關閉酒吧和夜總會等高風險場所，同時允許零售店鋪等低風險場所營業。但是，如美利堅大學教授林賽·威利(Lindsay Wiley)所言，當人們把優先事項的選擇想象成摁動電燈開關時，就“很難進行對話”。
3.華而不實的安慰
新冠病毒主要通過空氣而不是受污染物體表面傳播。居傢令為國傢加強公共防疫贏得時間，但不能視之為終結疫情的策略。
例如，企業為重新開業而大搞衛生和消毒，無法檢測出無癥狀感染者的大規模體溫檢查，漏洞百出、效率低下的旅行禁令，這些措施雖對抗疫會有一些好處，但如果它們取代瞭更有力的抗疫措施，反而會傷害抗疫努力的效果。
華而不實的抗疫措施會滋生自滿；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可能加劇政策偏差。
4.對制度性問題的個人追責
疫情加劇瞭美國的種族和社會不平等。
在人滿為患的監獄、人手不足的養老院和醫院、公共衛生資金不足的社區，在非洲裔、拉美裔和印第安人聚居地區，新冠病毒迅速傳播。
對於沒有帶薪病假或底薪的勞工來說，手停口停的居傢生活是無法承受的。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社會流行病學傢惠特尼·羅賓遜說：“我為保證安全所能做的事情，他們卻沒有這個選項。”
根植於清教的美國文化往往將個人享受與不負責任聯系在一起，“這種羞恥感變成瞭糟糕的政策”。例如，戶外活動是一種低風險的享受方式，但在疫情中，美國很多地方關閉海灘和公園，卻允許風險更高的室內商業場所開放。
實際上，與擁擠的酒吧相比，美國社會保障網絡的問題未必那麼引人註目；錯位的道德主義可能為糟糕的政策提供掩護。
5.回歸正常的陷阱
疫情持續越久，人們越渴望回歸熟悉的、可預測的生活。但是，回歸正常生活的強烈渴望，可能使為抗疫而進行的必要取舍受到忽略。例如，任由高風險的室內企業繼續營業，勢將助長病毒傳播，使重新開放學校變得更加困難。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學者莫妮卡·斯科-斯帕納(Monica Schoch-Spana)說，坍塌的建築或洶湧的洪水，能讓人們直接看到世界已經改變。但是，新冠致死人數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見的。並且，抗疫與反恐不同，恐怖分子試圖煽動恐懼，因此人們應該努力保持正常生活，但病毒不會在乎你的觀感。
6.指望疫情自動化解的魔幻思維
今年3、4月間，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設想疫情會“奇跡般消失”，“也許它會隨著光和熱消失。”
許多美國人曾期望炎熱的夏季天氣能抑制新冠病毒的傳播；
其後又傳說20%到50%的人因接觸過更溫和的、引發普通感冒的同類病毒而擁有能識別新冠病毒的防禦細胞；
一些模型研究還聲稱隻有20%的人被感染時，就會帶來群體性免疫——因足夠多的人有免疫力，病毒難以找到新的宿主；
……
認為某種因素可以自然化解疫情，這種思維帶有魔幻色彩，已經成為部分美國人面對疫情不作為的方便借口。
7.缺乏經驗的自滿心態
相比東亞，相比有疫情應對經驗的撒哈拉以南一些非洲國傢，美國對疫情的反應始終不夠迅速、有力。
由於缺乏第一手經驗，加上“美國例外論”觀念，美國對疫情的最初反應尤其草率。在疫情波谷期也未采取充分預防措施。哈佛醫學院內科醫生亞伯拉爾·卡蘭(Abraar Karan)說：“我的一位同事2月份去盧旺達，一到機場就被詢問癥狀和測量體溫，並留下電話號碼……在美國，我7月份坐飛機，走出機場時沒有人問我任何問題。”
不僅如此，在美國，起初沒有受到疫情襲擊的地區特別難以感同身受。卡蘭說：“今年4月，我每天都在急診部接治新冠患者……在得克薩斯州，我朋友說‘這裡沒人相信疫情，因為我們沒有病例。’在洛杉磯，同行醫生說‘你確定這比流感還嚴重嗎?我們什麼也沒看到。’”現在，得克薩斯和加州的確診病例都已超過一百萬例。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教授霍華德•高（Howard Koh）說，公共衛生部門之所以長期資金不足，是因為他們所預防的痛苦難以被看見。人們總以為沒有染病死亡是理所當然的，但擁有正常健康的一天才是奇跡。
8.滯後的被動應對轍跡
今年3月，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要快，不要後悔……如果不迅速行動，病毒總會找上你。”但美國無視這一警告，一再發現自己一步又一步地落後於新冠病毒。
決策者采取行動時，卻為時已晚。對疫情的被動應對也使美國領導人缺乏長遠眼光，妨礙瞭長期性的抗疫規劃。
在4月美國第一波疫情暴發期間，明尼蘇達大學流行病學傢邁克爾·奧斯特霍爾姆(Michael Osterholm)就說：“人們不懂，(疫情)不是未來幾周的事，而是未來兩年內的事。”
美國被動應對的滯後，還包括以下幾個重要原因：
首先，如西北大學社會學傢貝絲·雷德伯德(Beth Redbird)所說，疫情的指數級增長違反人類直覺，“在事情變糟之前，我們不知道它隻是看起來很好。”
其次，新冠病毒感染數日後才出現癥狀，加上檢查和住院治療需要時間，因而疫情數據就像遙遠恒星的光，記錄的是過去發生瞭什麼，而不是現在正在發生的。這種“滯後”打破人們對疫情與抗疫措施因果關系的直覺。
再次，新冠病毒在美傳播具有“既快又慢”的雙重特性。
一方面，傳播之快足以在幾個月內顛覆現狀。另一方面，傳播之慢往往令尚未出現疫情的地區放松警惕。最終，新冠肺炎疫情像打補丁和做拼貼那樣席卷全美，沖擊美國社會方方面方面，使美國“應付復雜問題的能力達到極限”。
內佈拉斯加大學奧馬哈分校教授恩約基•姆瓦倫巴(Njoki Mwarumba)說：“人們在看不到所有齒輪時，很難做出理性的決定…… 由於這種病毒如此之新，他們反而陷入更多的困惑和不確定性。”
埃德·楊在文中說：“特朗普體現並放大瞭這些直覺思維的死亡螺旋。”對特朗普的指責包括（但不限於）：
缺乏協調一致的詳細抗疫計劃；
依賴旅行禁令等華而不實的手段；
不斷從過度宣傳一種萬靈藥方轉向另一種；
忽略不公平現象和制度性失敗；
一再甩鍋給中國、世界衛生組織、美國各州州長、公共衛生專傢安東尼•福奇博士和前總統奧巴馬；
經常在推特上放大關閉和開放兩者之間的錯誤對立；
……
舊金山州立大學學者瑪莎·林肯說，在缺乏強有力的聯邦政府來應對疫情的情況下，美國人“隻能洗洗手，期待最好的結果”，這讓美國人更容易受到魔幻思維的影響。她說，如果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將會固化一種宿命論心理，即認為我們必須接受任何風險，以便繼續日常生活。”
9.對恐怖的疫情狀況習以為常
西北大學社會學傢雷德伯德說，許多美國人“已經不再看太多疫情新聞，也不再跟朋友談論它……我想我們都累壞瞭。樂觀地說，這可能意味著人們變得不那麼焦慮，更有適應能力。令人擔憂的是，這也可能意味著人們已經習慣瞭悲劇”。
美國可能會停止把新冠肺炎疫情作為緊急事態處理。
“每天發生的悲劇可能變成環境噪音，（回歸）常態的渴望可能會讓難以想象的事情變得正常。就像貧困和種族主義、校園槍擊和警察暴力、大規模監禁和性騷擾、大范圍物種滅絕和氣候變化一樣，新冠病毒可能會成為美國不得不接受的又一件不可接受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