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斯蒂芬·羅奇為《中國日報》旗下中國觀察智庫獨傢撰文指出，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的根源在於國內儲蓄嚴重不足，美中貿易逆差隻是其多邊逆差中的一部分，因此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並不能解決問題。對華逆差的縮小，在很大程度上被向成本更高的外國生產商的貿易轉移所抵消。如果拜登成功入主白宮，此前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可能被推翻，中美貿易談判有望重回正軌，將註意力轉移到最重要的結構性問題上來。
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
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
如果拜登成功入主白宮（目前看這似乎是肯定的），那麼他將在上任第一天面臨一個“爛攤子”，尤其是在解決長達4年的中美沖突方面，情況更是如此。一場貿易戰迅速發展為科技戰，進而一路將形勢推向“全面冷戰”的邊緣。對中美任何一方來說，給這場愈演愈烈的糾紛降溫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為瞭防止一場政治誤判演變成經濟災難，甚至更糟，“降溫”恰是現在所需要的。美國對華貿易戰從一開始就是個大錯誤。把美國中產階級承受的痛苦歸咎於中國，或許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但是用經濟學原理分析一下不難發現，這種政治算計根本站不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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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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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經濟學傢都認為，在一個全球供應鏈將各國緊密相連、儲蓄嚴重失衡的世界裡，計較雙邊貿易逆差幾乎毫無意義。美國的貿易逆差全球第一，因為它的國內儲蓄缺口也是全球第一。今年第二季度，美國國內凈儲蓄率下降至負值，為國民收入的-1.2%；與此同時，今年第三季度，美國整體商品貿易逆差（折合成年率）創下9700億美元的新高。
這絕非巧合。美國一方面國內儲蓄不足，而另一方面又希望實現增長，因此它必須從國外進口儲蓄盈餘，並維持巨額國際收支和外貿逆差，以吸引外國資本。這就導致瞭多邊貿易逆差，也就是與許多國傢都出現貿易逆差。2019年，美國與102個國傢的商品貿易存在逆差——而美中貿易逆差隻是美國巨大的多邊貿易失衡中的一部分。
在美國總體貿易逆差中，中國所占比例確實是最大的，但這是由於中國生產成本較低的比較優勢發揮瞭作用——而更低的生產成本恰恰符合瞭美國的需求，這也是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包括iPhone手機在內的多種產品，零部件產自世界各地，但最終在中國進行組裝。由於美國的貿易統計數據是根據貨物的起運港來計算出口的全部價值，因此美國認為其對中國貿易逆差高達40%，實際是因為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的角色，把雙邊逆差嚴重誇大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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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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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當前美國政府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不僅愚蠢，而且荒謬。出於政治原因對中國窮追猛打，這種所謂的“雙邊解決方案”隻會令多邊問題更加復雜。
目前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導致聯邦預算赤字激增，美國國內儲蓄不足的狀況正日益惡化。這一問題不解決，美國多邊貿易逆差中的對華逆差部分隻能被轉移到其他國傢或地區，而這些新的國傢或地區的生產成本無疑比中國更高，其最終結果相當於對美國消費者多收瞭一重稅。
事實也確實證明瞭這一點。2019年，美國對華商品貿易逆差收窄至3452億美元，比2018年減少738億美元——這顯然是貿易戰的結果。然而，處境艱難的美國工人幾乎沒從中獲得任何好處。如果不算中國，美國2019年國際商品貿易逆差實際上擴大瞭520億美元，對華逆差減少的“窟窿”大部分又被墨西哥、越南、加拿大、瑞士和愛爾蘭等國給“填”回去瞭。
也就是說，對華雙邊貿易逆差的縮小，在很大程度上被向成本更高的外國生產商的貿易轉移所抵消。美國試圖通過雙邊方式解決多邊問題，結果事與願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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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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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這筆簡單的貿易賬，拜登團隊還是算得清的。這意味著，此前的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框架與貿易談判軌道相去甚遠，很可能被推翻；同樣的，此前美方對華施加的懲罰性關稅也可能隨之回落。在中美貿易談判桌前，有望出現一個新的美方談判團隊，將目光轉向最重要的結構性問題上來，例如創新政策、知識產權、網絡安全、國企補貼等。
特朗普政府曾在2018年3月針對中國的所謂“不公平貿易行為”發起“301調查”，在當時的報告中就指出瞭這些結構性問題，但指控中國的證據非常薄弱。如果拜登最終成功入主白宮，新政府必須提出一個與中國接觸的新框架，把重點放在兩國認為對各自未來具有決定性影響的結構性挑戰上。
貿易戰轉移瞭人們對真正最重要的事情的註意力。我們要保持冷靜的頭腦，瞄準明確的目標，中美貿易戰盡早“停火”，兩國才有機會去解決雙邊分歧中最關鍵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