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齊美爾研究漸入佳境
格奧爾格·齊美爾是德國社會學傢、哲學傢,反實證主義社會學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20世紀50年代之前,齊美爾研究在德國學界幾乎是完全沉寂的。德國當代著名齊美爾研究專傢克勞斯·利希佈勞特認為,這種氛圍源於德國歷史的特殊性: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深刻影響瞭德國學術界,從刻意遺忘齊美爾所生活的帝國主義時代背景,到刻意遺忘齊美爾本人,皆可以被理解為是德國人對不光彩歷史的一種整體丟棄。同時,一些對於齊美爾的刻板印象,影響瞭人們對其思想成就的評價,阻礙瞭對齊美爾的重新發現。20世紀50年代後,隨著德國社會學界的自我反思及現代性研究的廣泛興起,齊美爾的思想又因其獨特性重新受到重視。今天,重審齊美爾研究在戰後德國逐步復興的階段史,有助於理解齊美爾的當代價值與意義。
搶救性發掘齊美爾文獻
瑞士籍猶太哲學傢邁克爾·蘭德曼曾向日本的齊美爾研究者北川東子坦陳,他之所以癡迷齊美爾哲學,與猶太人作為“局外人”的身份密切相關。蘭德曼的父母曾與齊美爾同為當時著名的“格奧爾格圈”成員,其母親還曾在齊美爾門下學習哲學,是當時最早接受大學教育的女性之一。20世紀五六十年代,齊美爾的名字在德國幾乎被遺忘之際,蘭德曼發表瞭一系列齊美爾研究成果,包括《傳記素材》《作為替罪羊的齊美爾》《編者導言》等,開啟瞭二戰後德國齊美爾研究的先聲。
蘭德曼認為,應更客觀地看待齊美爾難以被整合的先驗個體性思想。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他開始著眼於齊美爾的思想全局,尤其關註其與德國詩人施特凡·格奧爾格的關系,發表瞭《齊美爾:思想草圖》《齊美爾與格奧爾格及貢多爾夫的通信》等作品。從文獻學角度來看,蘭德曼的一大貢獻在於將齊美爾重新帶回人們的視野。他還利用傢人曾與齊美爾有過交往的便利條件,獲得瞭許多第一手材料,包括齊美爾的信件、齊美爾同時代人對他的回憶等,編寫瞭《致謝齊美爾》,留下瞭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
不僅如此,蘭德曼還積極地將齊美爾的生命哲學方法應用到自己的哲學人類學研究中,開啟瞭齊美爾思想進入哲學人類學研究的可能路徑。蘭德曼認為,隻有文化人類學可以研究完整的人,而這種人與文化辯證統一的觀點,主要是在齊美爾思想影響下產生的。有學者甚至認為,蘭德曼的前輩、德國哲學傢和社會學傢赫爾穆特·普萊斯納已經是齊美爾的思想後裔,這體現瞭德國哲學人類學對齊美爾思想的繼承。可以說,這一階段的齊美爾研究深受戰後德國思想界氛圍的影響,搶救性地發掘瞭齊美爾的部分文獻,但並未形成對他的總體看法。
系統編撰和研究齊美爾文獻
蘭德曼之後,活躍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德國齊美爾研究代表人物是奧丁·拉姆施泰德和漢斯-皮特·穆勒,他們都是齊美爾著作的重要編者。拉姆施泰德從1982年起著手編纂齊美爾24卷全集,整個編纂工作最終花費瞭30餘年,直到2018年全集的最後一卷才出版。在拉姆施泰德開始編撰齊美爾全集之前,德國流傳的齊美爾著作非常少,流行的隻有《社會學》《貨幣哲學》以及蘭德曼編撰的、僅出版瞭兩卷的《齊美爾全集》。24卷全集的編撰出版,為系統審視齊美爾的思想提供瞭文獻支撐,恢復瞭他社會學經典作傢的地位。此外,通過相關論文,拉姆施泰德還反思瞭齊美爾對於社會學的意義。除此之外,從1993年到2002年,拉姆施泰德一直在持續地圍繞《貨幣哲學》撰寫論文,屬於頗為正統的齊美爾研究者。拉姆施泰德的編撰工作,為齊美爾思想在德國的復興打下瞭文獻基礎。可以說,直到他編撰的這套全集出版完成後,德國齊美爾研究才進入瞭一個全新的階段。
穆勒是柏林洪堡大學齊美爾跨學科講座客座教授,他繼承瞭齊美爾形式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專註於個體性與社會分化、生活風格等研究論題。他的論文《社會分化與個體性:齊美爾的社會與時代診斷》解釋瞭齊美爾的社會學研究與時代診斷之間的聯系。穆勒認為,齊美爾一方面是具有理論體系的社會學傢,另一方面又是具有時代感的文化歷史診斷專傢,其社會分化與個體性論題展現瞭既討論橫向社會緯度,又涉及縱向歷史經度的雙重視角。穆勒後來撰寫瞭《危機與批判:經典社會學的時代診斷》一書,標志著其對上述思考的深化和系統化。
拉姆施泰德與穆勒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瞭戰後德國社會學界對齊美爾的研究路徑和方法。戰後德國社會學界重點關註的是齊美爾對社會結構問題的研究,強調其對“形式社會學”的首創之功,重視個體與群體、社會互動、界限、交換等社會學核心論題。此外,由於齊美爾社會學理論的風格與其他經典社會學傢明顯不同,許多研究者都將其視為反思和補充經典社會學的重要理論來源,將他與其他社會學傢進行瞭廣泛比較。在這個基本導向下,許多社會學方向的齊美爾研究者也同時研究其他社會學傢。
齊美爾美學及藝術理論再發現
在德國當代齊美爾研究中,對齊美爾藝術理論、美學理論的研究也十分引人註目。齊美爾自1883年到1914年發表瞭一系列與美學有關的論文,內容囊括風景美學、社會美學、生活美學、藝術評論、抽象的美學研究以及對思想傢美學理論的討論等。盡管在其生活的年代,德國現代藝術還處於萌芽期,但齊美爾已經窺探到瞭現代藝術的特異之處並對其進行瞭深入論述,是最早從事現代藝術理論研究的思想傢之一。因此,藝術理論可以說是齊美爾思想中最具現代學術研究潛力的部分,也最能與當下方興未艾的藝術理論研究接軌。
20世紀80年代以後,對齊美爾藝術理論的研究逐漸興起。漢斯·伯林格是最早從美學理論角度對齊美爾進行研究的德國學者之一。他從美學理論角度思考齊美爾的《貨幣哲學》,提出正如貨幣可以作為替換符號,現代社會已經使每個物品都成為一種個體的美學符號,作為“個體神話堅不可摧的密碼”。伯林格認為,貨幣可以成為現代藝術的一個類比,蘊含於現代藝術中的概念比實際內涵更重要,引發瞭對“真實”的冷漠。在他看來,齊美爾於美學理論的開創貢獻頗多,是阿多諾美學理論的先驅。
伯林格之後,英戈·邁爾(Ingo Meyer)是德國較為重要的齊美爾美學研究者。其研究的獨特之處在於,他信服齊美爾“雖沒有學術繼承人,但有許多遺產使用者”的說法,致力於尋找使用瞭齊美爾“學術遺產”的人,也就是那些繼承瞭齊美爾研究方法或價值取向的學者。邁爾在此領域頗有建樹,出版瞭專著《一位“隱匿的國王”?論齊美爾與埃貢·弗裡德爾及馬克思·拉斐爾的關系》,認為正如倫勃朗或莎士比亞一樣,齊美爾作為時代“隱匿的國王”,將人生完全隱藏在作品背後,具有瞭獨特的“匿名性”。此外,在《齊美爾美學》一書中,邁爾將這種研究進一步深化,把齊美爾的繼承人分成瞭三個方向:藝術史、保守主義、批判理論。
總體而言,戰後德國齊美爾研究經歷瞭重新進入公眾視野、文獻清理、開拓新方向這三個階段。齊美爾是最早研究現代性的思想傢之一,在現代性研究如火如荼的今天,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尤其是他在現代藝術誕生之前,已經在經典藝術傢那裡預知到現代藝術的萌芽,顯示瞭其思想的敏銳性。從這個角度來說,齊美爾的美學及藝術理論研究越來越成為當代齊美爾研究中最具潛力的部分。可以說,24卷本《齊美爾全集》最後一卷的出版,標志著德國齊美爾研究的春天才剛剛開始。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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