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群慧
黨的十九大指出，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這是黨中央全面分析形勢和任務得出的重要結論。
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
我國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的內涵發生瞭重大變化。從外部環境看，我們處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度變革期，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加速拓展期，具體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生產和貿易的實體經濟面臨重大變局。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霸權主義來勢兇猛，全球化遭遇強勢逆流，全球生產分工的內化趨勢明顯，全球價值鏈呈現出區域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中美貿易摩擦、疫情等外部沖擊正在重塑全球產業鏈，一方面在縱向分工上趨於縮短，另一方面在橫向分工上趨於區域化集聚，各國更多開始強調自主可控，選擇轉向“內循環經濟模式”，全球產業鏈面臨重構的巨大風險。
二是全球金融和宏觀經濟治理出現嚴重困局。從金融和宏觀經濟治理方面看，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債務問題一直是宏觀經濟研究的最核心議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隨著各大經濟體不斷推出大規模財政刺激，政府部門杠桿率再創新高。根據歷史經驗，嚴重疫情的宏觀經濟後遺癥會持續數十年，利率水平會大幅下降，量化寬松會導致貧富分化加劇，全球經濟困局愈發嚴峻，全球宏觀經濟治理進入未知領域，二戰以來形成的全球宏觀經濟治理框架面臨著巨大挑戰。
三是科技和產業創新呈現出加速“革命”新局。20世紀下半葉以來，以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為基本特征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一直在孕育發展，國際金融危機後更是加速發展，從技術經濟范式角度分析，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已顯現出以下特征：以數字技術智能技術的突破性應用為主導驅動社會生產力變革；以信息（數據）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以智能制造為先導構造現代產業體系。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後，經濟社會各個方面都更加需要數字化、智能化技術的普及和應用，催生瞭大量的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
四是國際力量對比步入深刻調整格局。經濟全球化讓勞動力、資本、技術三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出現不對稱性，加劇瞭國與國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各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收益呈現出結構性差異。從主要戰略力量之間的對比看，冷戰結束後的失衡態勢發生明顯改變。美國獨自掌控地區和國際局勢的意願、決心和能力明顯下降。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多極化趨勢不斷深入，國際混亂失序因素明顯增多，不確定性和風險持續高企，大國之間的合作明顯下降、競爭明顯上升。
從我國自身發展來看，我國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傢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十四五”時期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傢新征程的開局起步期至關重要。我國在2020年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經濟社會發展的各方面都將達到新的水平。一方面，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綜合國力已居世界前列，還具有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水平群體，為形成超大規模的內需奠定瞭基礎，是我國“十四五”時期經濟增長的巨大潛力所在。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也日趨成熟，形成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傢治理體系，具備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堅實基礎條件，形成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傢治理體系的制度基礎優勢。
在看到顯著成績的同時，必須認識到中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依然突出。中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但是國傢發展面臨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可以歸結為快速推進瞭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但是中國工業化和城城鎮化存在諸多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工業化與信息化融合發展還不充分，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質量水平有待提升，農業現代化成為制約我國現代化進程的短板。
另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市場體系和市場競爭規則、政府宏觀調控制度等各方面都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面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目標，當前最為突出的問題是科技和產業創新能力還相對薄弱，與發達國傢相比依然存在較大差距，尤其是原始創新能力還比較低，一些重大核心關鍵技術有待突破，新興技術和產業領域全球競爭的制高點掌控不足，產業基礎能力還有待提升，制造業中的關鍵裝備、核心零部件和基礎軟件嚴重依賴進口和外資企業。
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發展行動最終確立新發展格局
“十四五”規劃建議的最大亮點和新意在於：深刻把握新發展階段，牢牢堅持新發展理念，努力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國正處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時代，這是中國發展的新的歷史方位。縱觀國內國際環境，“十四五”時期正處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傢的開局起步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度變革期，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的加速拓展期。
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呈現出新趨勢新機遇和新矛盾新挑戰，必須確立新的發展理念，用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行動。這個新的發展理念就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既是“十三五”，也是“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反映出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科學把握新發展理念，必須堅持辯證統一的觀點。
一方面，新發展理念以問題為導向，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如創新發展註重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協調發展註重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綠色發展註重解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問題、開放發展註重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共享發展註重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另一方面，五大發展理念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相互聯系、相互貫通、相互促進，需要一體堅持、一體貫徹，不能顧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處於國傢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是應對發展環境變化、增強發展動力、把握發展主動權，更好引領新發展階段的根本之策，是實現經濟社會各領域全面發展的基石。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既是發展手段又是發展目標，還是評價發展的標準、尺度。綠色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實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前提。離開瞭綠色發展的支撐，則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將失去承載基礎。開放是國傢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以開放帶動創新、促進發展是我國不斷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法寶。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發展的最終目標指向。
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需要重點把握以下三方面內涵。
一是新發展格局立足國內大循環主體、以國內大循環促進國際循環、國內國際大循環相互促進。這實質意味著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以我為主開新局。正確處理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關系是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關鍵，面對國際環境不確定性以及“兩頭在外”國際循環帶來的問題，以及我國國內經濟規模、發展階段和各類條件的變化，必須審時度勢、積極求變，堅持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但是，也必須認識到，這並不意味著不重視國際循環，更不意味著主動“脫鉤”、閉關鎖國、經濟內卷化等，而是在更高水平開放基礎上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局”。
二是新發展格局以“經濟循環”為描述維度、根本視角和關鍵詞，而非供給、需求、生產、消費、分配、交換的經濟活動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環節，不能拋開經濟循環這個動態系統的視角而單獨從經濟活動的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環節來談新發展格局。這決定瞭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更具有協同性和動態性的思維。也就是說，用“經濟循環”描述新發展格局，政策關鍵是把握如何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這意味著構建新發展格局不僅僅根據供給側、需求側等單方面政策，也不單單是生產、流通、消費某單環節的戰略或者政策，而是圍繞經濟循環的系統動態的政策組合。
三是新發展格局形成需要新的經濟發展戰略，形成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新的發展戰略的目標要求。一方面，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相對於以前的發展戰略形成新發展格局需要進行戰略創新和戰略轉型，需要在拓展以前的比較優勢，尋求適應新的發展階段和內外環境的新的經濟發展優勢基礎。另一方面，由於經濟循環這個關鍵詞所決定，形成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與以前強調某類經濟主體、要素或者某方面經濟活動應該達到的目標之類戰略——例如科教興國、人才強國、鄉村振興、制造強國、區域協調、創新驅動等等不同，新發展格局要求的經濟發展戰略內涵更具有系統協同性。也就是說上述戰略是專業性戰略，形成新發展格局的發展戰略則屬於綜合性戰略。從這個意義上，形成新發展格局所要求的經濟發展戰略是類似於工業化、城鎮化之類的綜合性經濟發展戰略。
“十四五”時期關鍵是疏通國民經濟經絡
針對形成新發展格局的目標看，關鍵疏通國民經濟的經絡，不斷擴大國內經濟循環，暢通國內國際經濟循環。
從形成路徑看，需要供給和需求、國內和國際協同推動。從供給和需求協同路徑看，既要從需求側入手擴大內需，積極推進有效投資和擴大消費，這包括涉及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重大工程建設等方面投資的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建設，也包括提高居民收入擴大消費，也要從供給側發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解決我國經濟循環中的技術“卡脖子”問題和體制機制障礙，提高經濟供給質量。從國內和國際協同路徑看，既要從國內循環入手深化國內體制機制改革、擴大國內市場需求，又要從國際上著力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全球治理機制完善和引導適應新形勢下全球化。
當前，國內經濟循環不暢直接表現在我國內需體系還不完整、需要不斷完善。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就要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進一步釋放內需潛力。而完善內需體系、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必然需要更深層次改革，尤其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體而言，應該從構建現代化市場體系、現代化產業體系、收入分配體系和新型消費體系幾個方面改革入手完善內需體系、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
第一，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入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加快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化市場體系。
第二，加快完善科技和產業創新體制機制，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和高質量實體經濟供給能力，加快建設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第三，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收入分配制度，切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建立和完善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
第四，加快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挖掘國內消費潛力，在新型城鎮化中加快消費轉型升級、塑造新型消費體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