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越界的尷尬與沖動
生活中,我們總能聽到很多日本人“講規則”的故事。
其中最有名的一個,可能是傳聞1964年東京奧運會結束時,全場10萬多日本人離場後,現場居然沒有一片紙屑。日本人的規則意識常常被認為受到天皇崇拜的形塑。不過,除瞭仰視天皇的權威,日本人的規則意識還來源於許多悠久的風俗習慣和社群意識。這種對“邊界”的嚴格恪守讓日本人的行動仿佛戴上瞭一副“面具”,規則內外,公私分明。
然而這也難免帶來日本人對自我的壓抑,他們於是用藝術作為精神的出口。日本的很多藝術作品中都帶有某種暴力、病態、去道德化的色彩。這些作品釋放著“越界”的沖動,也代表著日本人對現實中遭遇的種種恐懼的超越。
2020年11月7日《新京報書評周刊》
異域同天: 中國的日本觀
「主題」B04丨 在日本,越界的尷尬與沖動
撰文 |陳言
陳言,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後。現為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員。主要研究東亞殖民地文學、戰爭時期中日文學關系等。
01
重視規則的日本人
兩年前我和先生去伊豆旅行。痛快地玩瞭四天之後,我們在臨走的當天上午一直在旅館磨蹭。我的原本想法是,在十一點退房前有充足的時間放松和收拾行李,完全不必著急。結果十點剛過,就見清潔工粗暴地敲瞭敲門,直接闖瞭進來。我先生還在洗澡,我趕緊把衛生間的門關緊,問她發生瞭什麼。她很生氣地嚷嚷說:你們已經過瞭退房時間,必須馬上離開!我這才突然意識到自己把退房時間搞錯瞭,於是馬上打電話跟前臺聯系,先道歉,並且希望能再給十五分鐘的時間辦理退房手續。雖然前臺勉強答應,清潔工還是一個勁兒地往裡沖,行為莽撞,一反前幾日的禮貌熱情。那次倉促離開之後很久,我才平復內心的驚慌。錯誤固然首先在我,但是面對規則內外的他者,日本人的表現如此極端和戲劇化,是我至今在感情上難以消化的地方。
還有一次是很多年前的八月末,國內的六位完全不會日語的朋友約我給他們當導遊,去京都旅行。 一位深諳日本文化的老師告訴我: 如果想在你的朋友面前表現出你特別懂京都、懂日本,可以去鴨川先鬥町的納涼床,邊納涼,邊喝酒,邊發呆。 雖然貴一點,但這說明你走入瞭京都人的日常,而不是走馬觀花的匆匆過客。 我於是委托京都的朋友預約。 朋友問,預約的價格有八千到一萬五千日元不等,要哪一種。 我選瞭個中間價。 但是能夠預約到的時間是晚上8點到10點。 我以為那個時間段消費的一萬日元是少量精致的酒菜、點心,供大傢酒足飯飽之後納涼聊天用,所以跟朋友約晚飯時間先去下館子飽餐一頓。 晚飯後到瞭納涼床才發現,原來是每個人消費一萬日元! 我於是想取消訂單,老板拿出計算器,又打出清單說: 如果取消,要付84300日元; 如果按原計劃進行,是82000日元,態度十分冷漠。 無奈,我們幾個抱著已經吃得滾圓的肚皮坐到納涼席上,店員轉而露出親切的微笑,生魚片、汆鍋、牛排、壽喜燒、天婦羅、飲料、甜點一道一道地上,而我們完全沒有品嘗的興趣。 那一個晚上,我們人均消費1.6萬日元,相當於我留學時半個月的夥食費。 那晚不合時宜的嗖嗖的涼風吹得我們身心拔涼,鴨川古樸、清幽,風情萬種,但風情是京都人的,與我們無關。
日本的規則之狠,還有出入於規則內外日本人表情變化之迅速,像傷疤和謎一樣烙在我心裡。 但隨即我也能理解: 如此有特色的地方,食材都需要提前準備,一旦取消,那些食材浪費瞭將是一筆不小的損失; 且每個鴨川邊上每個納涼席都受店鋪面積限制,餐位很難得。 爽約者輕則罰款,重則屬於“業務妨礙罪”。 隻要涉及規則、制度,非人情、不通融的特質馬上齊刷刷地顯露瞭出來,那種同一性、相互協調性,就像是個規模龐大的交響樂團,每個人都嚴格地按照曲譜,演奏著屬於自己的那一部分,最後成就整個樂章的完美。 日本人如此註重規則與秩序,以至於有西方人以“無殼蛋”來形容日本人,說他們沒有硬質邊界,不把自己視為獨立的個體,傾向於用與傢庭、村落、所屬部門的關系或者上下級關系來界定自身。
02
“面具”一般的笑容
說到日本人的社群意識,我們不要簡單地聯想到明治維新到二戰期間日本人仰視天皇權威的集團意識。歷經戰後民主化的進程,伴隨著市民社會的不斷成熟,為瞭排除一切破壞規則制度的可能,他們照樣敢對權力說“不”。他們深知,放縱瞭權力,每個人的合法權益都得不到保障,所以一定要對越界的權力進行反擊!官員因為貪污公款幾百塊、幾千塊錢而葬送瞭仕途的並不鮮見。而權力機構的成員也會自覺地約束自己。比如1980年代,有一個警察因為久久破不瞭一樁危害性極大的綁架事件 (後人稱“格力高·森永事件”) 而自殺。歷史上那些有名的沒名的武士,因為沒能盡到義務剖腹自殺的故事,我們也都耳熟能詳。即使是曾經的首相,一旦離開那個位子,他的權利也就與普通人沒有什麼大的差別。記得2011年東日本發生地震、海嘯繼而引發核泄漏,這讓日本人走上街頭,高喊廢核,那呼聲中就有前首相小泉純一郎。隻不過作為名人,有人願意為他多舉辦幾場記者招待會而已。
與嚴苛的法律制度相比,風俗習慣、社群意識對他們更有約束力,能夠讓他們無礙地排除人情的幹擾,建構一個非人情的社會,彼此和諧共處、相安無事。 比如日本大震災之後幾乎零犯罪率,秩序井然,這在中國人看來簡直就是奇跡。 一旦進入社會規范之內,日本式的微笑則恢復如常。 雖然有外國人經常指責日本人笑容的假、是經過培訓的,但我以為,不管經過多少道培訓工序,不管真假,那笑容大多是舒展自然的,它總比一張冷臉、一張充滿戾氣的臉讓人舒服。 記得我先生第一次去日本期間,他獨自去找美術館,當拿著導航在路中間不知如何是好時,一個日本女生微笑著走上前主動詢問,並且一直把他送到美術館門口。 他後來多次描述那個場面,我提醒他,日本人指點和帶路是常態,他不信,偏得意地以為那個女生喜歡他; 後來他才發現,名古屋如此,京都如此,東京也如此。
《面具下的日本人:解讀日本文化的真相》,作者:[荷]伊恩·佈魯瑪,譯者:林錚顗,版本:金城出版社2010年4月
一百年前,到日本旅行的法國畫傢雷加梅就說日本式微笑是“所有禮儀的基礎”,它關乎他者,關乎社群意識,但不一定關乎情感。 他們似乎在決定選擇非人情的方式安身立命之後,就放棄瞭隨便將內心掛在臉上。 他們的內心真正藏著什麼,我們無法得知。 日本人有把公共生活與私生活分得涇渭分明的強烈意志和本事。 在公共生活中,他們戴著面具,穿著八寸高的高跟鞋優雅地舞著,把最清雅最撩人的一面展示出來,等回到私人場域,脫下高跟鞋,抱著疼得站不起來的起瞭泡的腳流淚撫摸。 這種特征如此鮮明,以至於在汗牛充棟的日本人論中,以《面具下的日本人》為書名的巨著,就有藍眼睛的伊恩·佈魯瑪和黃皮膚的在日韓人金兩基。 關於史上最難解、最不可信任的日本人的笑容,金兩基說,那笑“既不是極力抑制的笑,也不是掩飾輕蔑人的笑。 他們隻是一味地露出毫無理由的笑容,這笑容簡直同‘能樂’假面具的微笑一致”,於是他也配合日本人毫無理由地笑,這樣彼此之間就能“以心傳心”瞭。 雖說如此,至於雙方是否真正地領會自己的心境並不要緊,隻要自己認為對方瞭解瞭,達到“暗中瞭解”就夠瞭。
03
作為精神出口的日本藝術
強烈的社群意識和對排斥超越性價值的尊崇,必然滋生個人過度的克己心和自我壓抑性,內心壓抑久瞭,終將爆發。僵化的壓制性社會體系中,反抗的方式表現為性、暴力與死亡,以及將性和暴力升華為藝術的努力,它體現在代際轉換之時,如取代幕府的明治初期和二戰結束後的日本,暴力、色情泛濫。二戰後有人指責日本黑市交易和女性賣淫的種種亂象,無賴派作傢坂口安吾則吶喊:“人類要墮落,義士和聖女也都要墮落,不可阻擋!……因為是人,所以墮落;因為活著,所以墮落。”呼籲社會允許人性回歸自然。它還體現在同時代的藝術對社會規范、權力的反抗,比如日本豐茂的亞文化中隨處可見的猥瑣、暴力、荒唐和病態。AV產業甚至被當作日本的軟實力向外推廣並且引以為豪。
日本藝術中的美,也不一定非要站在道德的一方,就像谷崎潤一郎筆下的那些“病態”人物,被文瞭身反而在痛苦中獲得瞭超級快感並且享受其中的那個姑娘 (《刺青》) 、要吃富美子用腳夾著棉花蘸著肉汁喂自己的封翁 (《富美子的腳》) ,以及慮及春琴不願讓他看到自己被毀的容貌,用針刺瞎瞭自己的雙眼的佐助 (《春琴抄》) ……谷崎創造的,真真一個惡魔世界!但我們也不應忘記,在這個惡魔世界的頂部,沖擊和壓迫著谷崎的,是1911年的大逆事件,是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是近代日本發動的一場又一場戰爭。藝術世界空想的暴力和去道德化,卸掉瞭像谷崎那樣的日本人的社會壓抑,讓他們近乎變態地宣泄著情緒和情感。那個世界是病態的、扭曲的,但又是美好的、健康的、崇高的,它豐富瞭日本人的視覺和覺知,讓人從恐懼中擺脫出來 (雖然也許是暫時的) ,悲傷、憤怒得以宣泄,並且從那裡發現真理。
本文原載於11月7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4版。撰文:陳言;編 輯:羅東;走走 ;校對:薛京寧。 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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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1版~B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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