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愛玲 王健 | 回看湯因比眼中的“希臘-土耳其戰爭”
但凡提及英國偉大的歷史學傢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學界眾人無不知曉其十二卷本巨著《歷史研究》。該巨著一經問世，便奠定瞭湯因比在世界文明史研究領域的翹楚地位。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湯因比的文明研究學術生涯卻起步於其在1922年出版的《文明的接觸：希臘與土耳其的西方問題》（The Western Question in Greece and Turkey:A Study in the Contact of Civilisations,張文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在書中，湯因比基於八個月的實地考察，對1919—1922年間希-土戰爭爆發的起因、責任與影響做出瞭客觀的評析。近期，希臘與土耳其在東地中海區域瀕臨擦槍走火的沖突，再次驗證瞭湯因比當年的理性觀點與警示。
出生於倫敦歷史世傢的湯因比，1902年以名列第三的高分考入著名私立貴族學校——溫切斯特公學，並獲得獎學金。一畢業即被來自牛津巴裡奧學院（Balliol College）的面試官西裡爾·貝利（Cyril Bailey）相中，並極力將其推薦到巴裡奧學院。20世紀初的牛津大學巴裡奧學院聲望極高，學生多為貴族出身，在此求學期間，湯因比深受著名古典學傢、古希臘文教授吉爾伯特·穆雷（Gilbert Murray）影響，對歷史產生瞭濃厚興趣。1911年湯因比畢業後留校任教，在正式開始教職前，進行瞭為期一年的“大遊歷”。這一教育傳統興起於18世紀的英國貴族階級，青年在大學畢業後先用一年左右時間遊歷希臘、羅馬、巴比倫等古典文明遺址，親身感受古典文明傳統。對湯因比來說，這次大遊歷體驗與別人截然不同，他感受到的不是對希臘文明的無比崇拜，而是清醒地認為“古代希臘文明未必如此輝煌”。這一觀點的形成使湯因比日後能平靜地將希臘文明視為其歸納出的26個文明樣本之一，而不是將其單獨置於崇高的文明塔尖。一戰的爆發促使湯因比開始關註現實世界，1915年他開始到英聯邦政府任職，1917年轉入新成立的“政治情報部”，專門負責搜集有關奧斯曼帝國的政治情報。1919年又離開政府部門，前往倫敦大學國王學院任職。
當時英國居住著不少富有的希臘僑民。他們對一些研究機構和大學提供大筆資金援助，以期對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影響。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就在希臘僑民的援助下設立瞭科拉伊斯拜占庭及現代希臘歷史、語言與文學教授席位，湯因比則有幸成為第一位科拉伊斯講席職位的獲得者。科拉伊斯（Adamantois Korais，1748—1833）是現代希臘民族國傢的精神導師，其在希臘的地位相當於以色列的現代希伯來語之父耶胡達。設立以其名字命名的教席，其背後的意圖不言而喻，那就是培養親希臘的知識精英。一戰的經歷使湯因比開始關註不同民族與文化之間的沖突。1919年希臘和奧斯曼帝國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民族主義陣營間爆發戰爭後，為得到第一手資料，湯因比在1921年以《曼徹斯特衛報》特約通訊員的身份親赴希臘和奧斯曼帝國安納托利亞地區，進行實地考察。
1922年，33歲的湯因比出版瞭《文明的接觸：希臘與土耳其的西方問題》。他逆流而上，拋棄當時盛行的民族國傢觀點，轉而以文明的視角來考察希臘與奧斯曼土耳其之間面臨的沖突困境，認為歐洲國傢眼中的東方問題，本質上是西方文明強烈沖擊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韋尼澤洛斯總理領導下的希臘政府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得到瞭東地中海區域的大部分島嶼（這實際上就控制瞭土耳其在東地中海區域的出海通道）後，欲望膨脹，還想進一步得到島嶼對面的大陸省份，於是在1919年5月15日貿然登陸士麥那（Smyrna，即今日土耳其境內的伊茲密爾），主動挑起戰爭，失敗而歸。由於湯因比擔任的科拉伊斯教席職位是得到富裕的希臘僑民資助的，因此其在書中明顯傾向於土耳其民族主義獨立運動的觀點引起瞭倫敦大學國王學院贊助者委員會的強烈不滿。贊助者委員會於1923年1月23日致信國王學院，指責湯因比的學術研究活動未能有效履行科拉伊斯教授席位的職責，在一定程度上出賣瞭希臘的利益。
迫於希臘僑民利益集團的巨大壓力，湯因比於1924年初辭去科拉伊斯教授席位，並到新近更名的皇傢國際事務研究所（其前身為1920年成立的英國國際事務研究所）任職。
湯因比雖因此風波被迫終結其希臘研究生涯，《文明的接觸：希臘與土耳其的西方問題》一書也遠不如《歷史研究》知名，但在不少熟諳湯因比的學者眼裡，這本書才是湯因比最好的著作。
在希土兩國圍繞東地中海油氣開發及海域劃界問題鬧得沸沸揚揚的今天，我們回過頭來閱讀湯因比的《文明的接觸：希臘與土耳其的西方問題》，就會發現某些歷史的回響與重現。
1919年為保護士麥那地區的希臘居民免遭土耳其屠殺，希臘軍隊在協約國軍隊掩護下，登陸安納托利亞西部城市士麥那，由此導致希臘與土耳其之間長達三年多的戰爭沖突，直到1922年9月9日，土耳其軍隊在穆斯塔法·凱末爾的領導下收復瞭士麥那，這場戰爭才得以結束。在大量接觸瞭希臘軍隊官兵和沖突雙方平民，尤其親隨希臘軍隊目睹瞭伊諾努戰爭後，湯因比開始以文明的視角來客觀審視雙方的矛盾沖突及其背後的西方因素，並得出瞭如下領悟。
首先，歐洲列強才是希-土戰爭的罪魁禍首。湯因比一針見血地指出，希-土戰爭是西方外交政策和思想，尤其民族主義觀念相互交織作用的結果。它本質上是一場英國和法國之間的戰爭，希臘和土耳其不過是作為兩名優秀的馬前卒，在執行著法國和英國玩傢們的遊戲。（第51頁）韋尼澤洛斯總理領導下的希臘政府在一戰初期保持中立，但經不住英法給予的誘惑：隻要加入協約國一方，就保證其獲得比《色佛爾條約》劃分給希臘的還要大得多的西安納托利亞地區，外加塞浦路斯。
在英法誘惑下，韋尼澤洛斯政府極不理智地向土耳其發起瞭挑戰。當時的希臘人，無論是奧斯曼帝國的希臘臣民，還是希臘本國人民，都認為英國政府會全力幫助自己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奪取更多的土地。正是基於這樣的盲目自信，希臘軍隊冒險登陸士麥那。實際上，一切來自外部的支持都是有限的，都是基於自己國傢的利益算計。法國和意大利不滿英國在土耳其和中東占據絕對優勢，於1921年分別放棄對希臘的支持，轉而承認凱末爾政府。隻剩英國首相勞合·喬治還有保留地支持希臘，這其中除瞭首相個人對古希臘文明的浪漫主義情感外，還有保證黑海海峽貿易通道暢通的現實考量，因為希臘在安納托利亞的戰役，可暫時為英國減輕控制黑海海峽的壓力。
其次，湯因比對起源於近代歐洲的民族主義觀念的天然毒性——政治性展開瞭批評與反思。來自歐洲的民族主義觀念具有很強的政治性，主張說同一種語言的某一類族群有權建立自己獨立的國傢，並組建與之對應的政治組織和實體。但民族主義思想產生於歐洲特定的環境中，並不具有普遍適用性，尤其不適合存在不同文明共處的區域，因為“文明永遠是要把四面八方新鮮的人口力量納入他們的視野”（第17頁），這也是為何西方以外的其他區域很少有已知的文明將語言共同體作為劃分政治實體疆域邊界的原因所在。
民族主義的政治性會導向什麼呢？典型如巴爾幹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14世紀以前，作為地域名稱的“巴爾幹”一詞並不存在。1396年奧斯曼帝國征服保加利亞後，該地區才成為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魯米利亞”（Rumeli）,意即“羅馬人的地方”（大致包括多瑙河與薩瓦河以南的歐洲地區），當時的奧斯曼帝國將征服的保加利亞劃入瞭魯米利亞帕夏管轄區，並以索菲亞為管區首府。奧斯曼帝國在14世紀征服巴爾幹地區後，也隻是將這個歐洲東南部半島上的一條山脈由羅馬人所稱呼的“赫默斯山”改稱“科賈巴爾幹”，簡稱“巴爾幹”，意為“多山、大山”。整個18—19世紀，該地區最流行的地理稱呼是“歐洲的土耳其”。1878年柏林會議後，西方遊客和記者紛紛湧到“歐洲的土耳其”地區，並頻繁使用“巴爾幹”一詞，到1912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之時，在政治變遷因素影響下，“歐洲的土耳其”很快被新的名稱“巴爾幹半島”或“巴爾幹”取代，並被賦予瞭諸如“野蠻、暴力、原始”等負面的含義。
湯因比認為民族主義觀念本身具有一定的破壞性，當它被移植到近東和中東的相異環境中、被希臘和土耳其吸納後，帶來的破壞性更大。它“使土耳其人和希臘人身上的獸性同時復蘇，使他們如野獸一樣行動”（201頁）。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1919—1922年造成瞭近200萬難民的希-土戰爭，19世紀的希臘獨立戰爭可以說是民族主義這個西方物品在近東地區的第一次嘗試。由於該地區沒有一個單一民族在絕對數量上占有優勢，因此按照西方觀念來重新安排當地的政治版圖，必然引起各種報復性的殘殺與屠戮。希臘獨立戰爭就引發瞭在摩裡亞（Morea）地區屠殺土耳其人的慘案，以及在希俄斯（Khios）地區屠殺希臘人的慘案，兩國人民“如今雙雙被嗜殺成性的民族仇恨所支配。1914年與1916年，仇恨的情緒在當地土耳其人中爆發。1919年5月，希臘軍隊登陸後，仇恨的情緒在當地希臘人中爆發。……這些慘案隻是互相無法避開的鄰居間民族鬥爭的極端形式，受到瞭上述致命性西方觀念的刺激，依靠其他一些致命的鬥爭工具不間斷地進行，如沒收、驅逐、有敵意地幹預教育與禮拜以及母語的使用、拒絕法庭正義”。（第18頁）西方國傢以古希臘神話裡“種龍牙”（意為挑撥離間）的方式來激發土耳其人和希臘人相互廝殺時，自己卻隔岸觀火。可見，近東和中東地區發生的暴行並不是地方病，民族主義思想推動下的西方化革命才是主因。
西方尊崇古代希臘輝煌文明，這種迷思導致希臘在西方人的感情中占據特殊的位置，以至於西方在評判希臘人和土耳其人的暴行時，總是假定土耳其人比希臘人更不對，甚至假定“自這兩個民族相遇以來，土耳其人對希臘人犯下的暴行，（下轉6版）要比希臘人對土耳其人犯下的暴行大得多”（第199頁）。雖然湯因比認可古希臘文明對西方文明的影響與意義，但在他心中，土耳其同樣值得欣賞：“土耳其是一個獨立的中東國傢，比波斯強大得多，比阿富汗文明得多，……她能夠接受一些西方元素並拒斥另一些。對於借鑒來的東西，她可以選擇自己的適用方式。”（第28頁）考慮到土耳其在中東地區的特殊地位，要求希臘放棄一些不相稱的特權可能是公道的。遺憾的是，西方出於對希臘的偏愛，將希臘視作向中東傳播西方文明的前哨，將土耳其視作伊斯蘭文明威脅西方社會的前鋒，西方的這種偏袒與誤知若不及時消除，希臘和土耳其就會一直處於惡性關系中。
湯因比對希-土關系的認識，無疑為西方學界關於希-土關系一邊倒的主流觀點註射瞭一針醒腦劑。
在湯因比看來，籠罩著人類其他人群的陰影是西方文明帶來的。以物質與技術為導向的西方文明對於非西方社會的公共與私人生活已經產生瞭滲透性與壓倒性的影響，在近東與中東地區，西方文明的影響力因地理上的鄰近尤顯突出。中東文明其實也包含不同的價值發展可能，因為經常處於互動接觸中的中東文明、近東文明和西方文明其實相互間是共性大於差異。一旦中東文明消失，將會是一種損失。中東的伊斯蘭元素與西方文明中的建設性元素如果不能兼容，更會帶來災難。“西方造成的陰影，在生活的每個方面深刻地影響瞭兩大當代文明（這裡湯因比指的是中東文明和近東文明），並產生瞭摧毀性的而非建設性的影響。”（第21頁）
湯因比對西方文明給近東文明和中東文明造成的深遠影響的判斷，在今天依然可以經受檢驗。今天的希臘與土耳其在海域與油氣資源方面的紛爭，美國總統特朗普避重就輕地將中東地區沖突的核心癥結——巴以問題置於一邊，力促阿聯酋、巴林等海灣國傢與以色列建交，都可以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國傢對近東和中東地區的一系列詭異舉動上找到影子。
如果我們放大歷史的視野，就會發現，當前的希-土沖突某種意義上是另一個版本的巴以沖突。希-土之間在宗教問題上存在糾葛，7月份索菲亞博物館被改為清真寺，在西方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兩國之間在土地與歷史上也有糾纏與重合，著名的特洛伊木馬發生地如今在土耳其境內，早在公元6—7世紀前，巴爾幹半島和安納托利亞地區即為古希臘文明所主導，安納托利亞的中、東部是近東文明的搖籃，也是現代希臘民族的誕生地。在日本學者林佳世子看來，巴爾幹是奧斯曼帝國的發祥地，正是對色雷斯和馬其頓的征服，才使奧斯曼侯國得以在安納托利亞地區眾多的突厥語小國中脫穎而出，並以巴爾幹為基地向四周擴張，成為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帝國。
歐洲國傢尤其法國對希臘的偏袒猶如今天的美國之於以色列，猶太利益集團在世界各國尤其美國有著強大的遊說與活動能力，殊不知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尤其在英國，希臘僑民依靠強大的經濟能力也對其僑居國的政府進行瞭廣泛的遊說。吊詭的是，希臘在與西方保持緊密關系的同時，由於曾經又是奧斯曼帝國疆域的一部分，與土耳其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奧斯曼帝國自1517年將哈裡發挾持到帝國後在其東側的阿拉伯世界享有特殊的地位，西方社會也因此將其視為瞭伊斯蘭文明向西推進的橋頭堡。有趣的是，法國在1305年也曾將新當選的羅馬教宗挾持到阿維尼翁（Avignon）長達70餘年，試圖將自己塑造成天主教的中心及代言人。說到這，大傢就不難理解法國總統馬克龍為何要在東地中海沖突中力挺希臘瞭。
作為一位受過西式教育規訓的學者，湯因比的可貴之處是能夠跳出主流的西方視野，以寬幅式的視角來冷靜評判希-土戰爭：“隻要西方大眾用粗野的侮辱或近乎粗野的喝彩鼓勵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像鬥雞一樣炫耀，並激發他們全部的憎恨和鄙夷之情，希臘和土耳其就學不會互相平等對待。西方人對於希臘人和土耳其人的情感，認識多半是片面的，表達是激烈的，影響是有害的。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顛覆性力量，是無意識和權力達成致命聯合的顯著案例，是現代西方對待其餘人類的典型態度。”（第241頁）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歐洲與亞洲、文明與野蠻，這三組錯誤的對照物深深地紮根在西方人的心中。這些錯誤的歷史和情感，造成瞭西方公眾對希臘人和土耳其人的思想偏見。要打破希-土關系的死循環，唯一正確的出路是努力消除偏見、打造不同文明間寬容的精神氛圍，否則歷史的悲劇還會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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