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斌: 應對中美關系變局, 中國的經濟策略儲備有哪些
文|王晉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常務副書記兼副院長、國傢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此次美國總統大選已近尾聲。
此次大選後,對中美經濟關系會有哪些影響?目前,有研究者用“脫鉤”、“規制”或“競合”等詞語來形容,這本身就說明瞭中美經貿關系的復雜性。
這種復雜性體現在,一方面中美經貿、金融關系存在相互依存的現實;另一方面美國把中國視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中美經濟競爭的強度已經達到瞭歷史高點。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美經濟關系不可能完全脫鉤,但又不可能完全實現真誠的分工合作。因此,在經貿關系上,中美之間已經很難存在戰略上的完全互信。即使美國大選後總統更迭,這一基本面應該不會改變。
在經貿關系上中美很難恢復到之前水平
2001年,經過艱苦的談判,最終在美國的同意下,中國加入瞭WTO。中國經濟開始瞭擁抱全球化的新旅程。
中國按照國際規則參加全球經貿,逐漸融入世界生產和消費體系。但中國的發展速度超出瞭美國人的預期,出口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GDP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雖然這一高速增長的進程被2008年次貸危機打斷,但經濟增長的黃金十年使中國的GDP基本翻瞭兩番,至今依然保持瞭較合意的增長速度。
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和快速的技術進步使美國人感到瞭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中美之間經濟和技術力量的對比發生瞭實質性的變化,中國逐步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今年以來,中國成為進出口、進口和出口世界第一大國。
這種差距的縮小,使得美國認為中國是美國霸權地位的直接挑戰者,從而使得美國不論誰上臺都會對中國整體上采取打壓的態勢。
特朗普任期中,憑借美國的實力,在經貿、科技領域對中國采取瞭赤裸裸的打壓或者掠奪性的方法。比如,使用關稅、實體名單、強迫出售等辦法對待中國企業,尤其是對高科技企業造成傷害。特朗普拋棄瞭貿易多邊主義,致使WTO的運作步履維艱。他采用單邊主義來強硬處理中美經貿關系。
美國大選後,如果拜登上臺,整體打壓中國的態勢應該不會變。
作為建制派的總統,拜登會采取與特朗普不同的方式來處理中美經貿關系。這種不同可能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拜登會重返多邊主義,努力修復被特朗普破壞的美國盟友關系,聯合美國的盟友改造WTO,重構全球貿易規則。這種貿易規則對中國可能會有較強的針對性。
其次,美國可能會重返被特朗普拋棄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在貿易上形成以美國為核心的跨太平洋區域化貿易組織,重塑美國在跨太平區域貿易規則上的主導權,通過集體影響力來制衡中國。
再次,拜登會與盟友一起商討,制定強化打擊所謂不公平貿易的規則,包括補貼、傾銷、匯率等等,並且會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對技術轉讓的限制等。因此,未來中美經貿關系將面臨一系列的制度重塑壓力。
中美之間的技術競爭將越發嚴酷
如果拜登上臺,會繼續以強硬措施阻止中國主導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國目前已經是全球專利申請和專利授權第一大國,但在基礎研發領域存在明顯短板,“卡脖子”技術的突破已經成為中國技術創新的發力點。
拜登曾表示,不允許中國在美國建設能源、金融服務、通訊等關鍵性的基礎設施。拜登可能會聯合盟友制定高新技術的行業標準,加大美國科技的基礎研發,並保護高新技術行業的通行準則,希望美國繼續引領全球核心技術的創新。
今後美國政府對於高科技技術出口的管制可能會采取實用主義的分類管理策略,具有戰略意義的頂尖技術出口依然會嚴格管制,但次高新技術的出口管制會放松。
這種分類管理策略,一方面使美國繼續占據技術創新的高點,另一方面讓美國的高新技術行業能夠獲取全球利潤,而不是一味的“禁售”高新技術企業的產品銷售,避免中美技術完全“脫鉤”。
對於移民和人文交流,預計會延續民主黨支持移民的政策,幾乎斷裂的人文技術交流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因此,拜登更傾向於聯合盟友,使用新規則來抑制中國的技術創新,而不會采用單純的技術“脫鉤”。
中美在金融領域競爭會逐步展開但有合作空間
美國當前面臨的問題之一是疫情沖擊帶來的巨額財政赤字。
年初至今,依據美國財政部網站公佈的數據,2019年年底至今,美國政府債務增量高達4.1萬億美元,其中美聯儲資產負債表上新增買進瞭2.22萬億美元國債。可見,美聯儲靠印鈔解決瞭年初至今美國政府赤字融資安排的54.1%。
財政的進一步融資問題成為美國政府必須要關切的問題,因為這涉及美元國際貨幣體系的信用是否會出現衰減以及衰減的速度問題。拜登可能會就中國繼續大規模持有美國國債的問題進行討論,以保持全球美元體系下全球金融體系的平衡。
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全球第一,制造業在全球有顯著的影響力。而中國金融服務業出口在全球金融服務業出口中的占比很低,是金融大國,而非金融強國。通過金融更大的開放,讓中國金融更多走向世界,去平衡中國經濟和中國金融在全球的影響力是中國未來的發展戰略。
今年以來,中國的金融開放取得瞭實質性進展。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步伐在明顯加快,目前允許外資按照規定設立基金、設立證券公司等。深圳先行示范區的建設也已經展開,打造國際標準的新開放高地,完善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制提上日程。金融中心和示范區的建設將有力推進中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改變中國金融服務業出口占全球金融服務業出口占比過低的局面。這也是中國從一個金融大國走向金融強國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金融的進一步開放,中美在金融監管上強化溝通的機遇就越多,雙方在尋求金融合作上就有空間可循。處理中美金融之間的競爭和合作關系會成為未來中美經濟戰略關系的重點內容之一。
中國在中美經濟關系上可以采取的策略
美國大選後,中美經貿關系依然很復雜。客觀分析雙方訴求,在中美經貿關系上,我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采取策略可供參考。
首先,堅定維持多邊體制。
維護多邊體制是世界經濟多極化的內生要求。今天的世界,尤其是疫情後的世界,中國與美國的經濟體量和技術對比將進一步發生變化,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總量也會發生變化。不管美國如何改革WTO,中國應積極參與WTO改革的方案,要努力保留WTO中關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差別優惠條款,力求WTO主要規則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其次,積極推進區域經濟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使得全球產業鏈安全受到瞭沖擊,除瞭自我創新來完善產業鏈外,還要積極推進亞洲區域的經濟合作。
亞洲區域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增長極,形成亞洲區域的經濟合作對於亞洲的穩定發展至關重要。近期REC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的簽署是區域自由貿易的重大成果。今後,基於區域化基礎上的全球化將更有基礎和力量,在全球經貿關系中也會有更大的發言權。
再次,把中國的技術創新與美國的科技“爭霸”分離開來。
在美國技術封鎖的背景下,中國加大技術創新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需要完成的,“卡脖子”技術不解決,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增長就存在困難,高技術產業鏈的風險就會暴露在外,一旦出現貿易摩擦,產業鏈的安全就會受到危害。
另一方面,中國實施有利於推進全球再平衡發展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也要求更高的技術創新,以符合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不論是從高質量內生發展的要求,還是從產業鏈安全角度,中國都需要形成創新型經濟體,形成自己的技術優勢。
此次大選後,中美應該強化雙邊交流機制的對話,讓美國理解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努力,目的是為瞭經濟高質量的發展,不是為瞭和美國科技“爭霸”,而是為瞭更好參與全球技術創新的分工。隻有自己有核心技術,才能提高自己在核心技術產業鏈上的安全性。
最後,把穩定美元體系和人民幣國際化結合起來。
美國希望中國持有大規模的美國國債,但美國無約束地使用美元體系,過多地發放貨幣必然引起世界對美元資產的擔憂。中國可以在平衡全球金融體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人民幣國際化不是要和美元爭奪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權,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內生要求。
因此,中美有機會通過穩定雙邊金融合作機制,在金融領域努力達成戰略互信。在當前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前提下,發揮中國平衡全球金融體系的能力和作用,同時擁有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的內生要求和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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