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20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巨大沖擊和復雜嚴峻的國內外環境，中國前三季度經濟增速由負轉正，國民生產總值同比增長0.7%。盡管中國交出瞭2020年世界經濟的最好成績單，但在全球經濟進入舊結構解體，新結構模糊不清的狀態下，中國經濟如何實現在“雙循環”中轉型升級，依然是個大挑戰。近日，在2020年度“JIC講堂”第一講中，北京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王躍生教授深入分析未來全球經濟形勢及產業經濟發展新動能，並解讀在此背景下我國正在推動形成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對未來經濟的推動作用。
王躍生，北京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
中國是往昔全球經濟“中心-外圍”結構的受益者
二戰以後，世界經濟結構的基本面貌就是以美國和主要發達國傢為中心、以發展中國傢為外圍的“中心—外圍”格局。在這一格局中，主要發達國傢占有世界經濟總量大部分份額，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國際規則、資源配置和全球治理中心。外圍國傢則充當自然資源、產品市場、加工制造角色，按照發達程度和與中心國傢經濟聯系緊密程度由近及遠漣漪式展開。盡管這一結構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結構顯然有利於中心國傢，但客觀上也為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發展創造瞭必要條件。自二戰以來，以“中心-外圍”結構為機制的全球經濟循環，成為全球產業轉移、GDP增長、貿易、投資發展和消費者福利改善的基礎。
中國作為“外圍”國傢的重要成員國之一，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得益於這個全球化結構之下的產業結構大轉移。在“中心-外圍”結構下，目前為止，全球共發生瞭五次國際產業大轉移。全球經濟的基本格局和中國在全球的制造業中心地位，就是在國際產業大轉移當中逐漸形成的。20世紀70、80年代，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國際產業梯次轉移”中，發達國傢將重化工業和部分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地區。亞洲四小龍國傢一手承接發達國傢的重化工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一手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和中國，中國大概就是在這時開始登上全球經濟循環的舞臺。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後，中國全面承接瞭全球產業轉移，成為世界工廠。可以說，中國整個的工業化基本上都是在這個全球經濟結構下形成的。
1944年7月，西方主要國傢的代表在聯合國國際貨幣金融會議上確立瞭佈雷頓森體系，
全球經濟失衡，呈雙邊、諸邊、區域為主的碎片化
當代世界經濟的最大結構性問題是“中心-外圍”結構解體導致的全球經濟失衡。
“中心-外圍”經濟結構的制度基礎是以美元為核心的戰後國際貨幣體制——佈雷頓森林體系，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以美國的超強經濟實力為條件。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給全球結構帶來很大破壞，以這場危機為分水嶺，全球經濟進入下行周期，美國經濟早已大大衰落，今非昔比。“中心-外圍”經濟結構矛盾在低迷的全球經濟環境中全面爆發。
在中心國傢，特別是美國，持續的基礎產業外流導致制造業衰落，隨之而來的是巨額的國際收支逆差和財政赤字。同時，在美式全球化結構下，獲益者主要是大企業和資本傢，受損者則是產業工人，這造成貧富分化加劇和社會矛盾與社會撕裂。
而“外圍”國傢的矛盾更早顯露出來。1998年的東亞經濟金融危機和更早期發生的拉美債務危機表明，外圍國傢如果不能實現自身的產業升級，則必然陷入低成本依賴、比較優勢鎖定和中等收入陷阱。二戰後全球40多個國傢經歷瞭工業化的過程，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隻有不超過5個。而近年美國對WTO的破壞又給瞭全球化結構致命一擊，“中心-外圍”結構瓦解，在短期內難以恢復，而全球經濟結構新秩序尚未形成。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世界經濟將是一個以雙邊、諸邊、區域為主體的碎片化結構。
中國發展模式不平衡與世界經濟結構改革息息相關
在全球經濟秩序失衡之下，國際經濟環境的一系列變化對中國產生巨大沖擊。由於中國經濟體量巨大，外向程度高，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很大程度上體現瞭世界經濟結構的影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也越來越不平衡、不可持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均顯疲態。經濟結構上，過度依賴低成本優勢使創新與產業升級進展緩慢，結構調整滯後，競爭力不足，進而使虛擬經濟泡沫嚴重，實體經濟失血。中國走到瞭許多發展中國傢和新型經濟體當年崩盤的關頭，能否實現轉型發展，是中國能否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不僅如此，中國在全球與區域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將成為未來全球經濟失衡狀況的重要影響因素。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的形成與世界經濟結構息息相關，因此，中國經濟轉型與世界經濟結構的變革亦息息相關。然而，如已指出，世界經濟結構變革絕非易事，現有世界經濟結構的延續將對中國經濟轉型產生制約和限制。這就是中國經濟轉型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
國內大循環，依靠自主研發和自主產業鏈的完善
在世界經濟結構短期內難於根本改變的情況下，我們也並非完全無所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所積累的財富、所取得的成就，使我們有可能利用已有的經濟基礎和條件，探索一條實現自身經濟轉型升級、促進經可持續發展，同時逐步改變世界經濟失衡結構、促進世界經濟結構轉型。事實上，經過新世紀以來十幾年的發展，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經濟調整，這一道路已初露端倪。這就是，今年兩會報告中第一次提出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過去的中國經濟是全球經濟的一個關鍵環節，但不是獨立循環的。在技術、關鍵零部件和市場等方面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國內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就是要減少甚至擺脫對外部因素的依賴，讓中國經濟獨立完成從研發、設計，到生產、銷售的全過程，這就是“國內大循環”。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在目前的全球經濟環境中，期待得到外部的配合顯得困難重重，中國所能依靠的，大多隻能是自主創新。在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的格局下，我國自主創新一定會有迅速的發展，因為巨大的競爭壓力會逼迫內部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
自主研發和自主產業鏈的完善與提升為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而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又會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和穩定的動力與基石。內循環的實現並不容易，有諸多障礙，擴大內需，延長技術，科技教育，都與內循環的形成有關。同時，國內大循環要謹防走向低水平循環，謹防內循環走到封閉的老路上去。
講座現場
“雙循環”重點是一帶一路、技術互換、市場互換
“國內大循環”當然不排除“國內國際雙循環”，但是這時的循環和過去的國際循環是不同的，過去我們是被動的、從屬的、不對等的循環，未來的“雙循環”一定是主動的、平等的、對等的循環，是與外部的技術互換和市場互換，而不是我們的技術依賴和市場依賴。未來外循環的重點是一帶一路、技術互換、市場互換等等。在國際循環中，把中國經濟轉型與對外經濟關系戰略調整和對外經濟關系發展統一起來。在穩定和不斷改善與發達國傢的經濟關系、逐步恢復全球經濟平衡的同時，大力加強與新興國傢和發展中國傢之間的經濟聯系與合作，形成發展中國傢之間的經濟循環，以此實現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與發展中國傢經濟起飛的目標。簡言之，通過以內循環為主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促進中國經濟轉型。
王躍生向聽眾推薦瞭8本觀察全球經濟新動能與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經典著作
人類已經進入瞭全球化時代，就不可能再退回到城邦時代。在我看來，當代世界經濟的理想狀態還是“全球大循環”。人為撕裂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現在無法形成“全球大循環”不是因為經濟的問題，而是政治的原因。但我相信若幹年之後，也許全球化還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
現場照片來自主辦方，其餘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