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近日，一則有關漢服和韓服的社會文化新聞引起瞭不少媒體的關註。韓國人說中國人竊取瞭韓服的設計，漢服實際起源於韓服。其實，這一類“什麼都是韓國的”新聞，早已見怪不怪，以至於有這樣的段子：“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韓國人的。”
有意思的是，韓國人宣稱所有權的東西，大多都和中國有關系，就連中國人要放假旅遊的法定節假日都不肯放過。似乎韓國才是真正的“大國”。那麼，歷史上半島政權究竟有多大？和中國的關系如何？如今總是想從中國“搶”傳統，到底是出於什麼心理？筆者嘗試就這些問題，談一談自己的看法。
高句麗不是高麗，半島外沒有朝鮮
《尚書》等文獻記載，周武王滅商之後，封箕子於朝鮮，可能就在今天的朝鮮半島。不過，也有研究者結合考古材料認為，箕子政權最初在遼河流域，戰國末年才在燕國軍事壓力下被迫遷入朝鮮半島。
在朝鮮半島，則流傳著檀君朝鮮的傳說，聲稱早在公元前兩千多年，也就是傳說中大禹治水的年代，朝鮮就已經建立瞭政權。不過，這個具有濃烈佛教色彩的傳說直到13世紀才形成，又是僧侶所做，所以長期以來並不為史傢所相信。
西漢初年，漢高帝剪滅異性諸侯，燕王盧綰的部下衛滿帶著人馬逃亡朝鮮半島，建立瞭衛滿朝鮮。漢武帝時，朝鮮與漢朝交惡，漢軍滅掉瞭衛滿朝鮮，在其故地設置瞭樂浪、真番、臨屯、玄菟四郡。所謂“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就是這件事情。
樂浪等四郡的設置，標志著中央王朝對半島的直接統轄。但四郡並沒有覆蓋整個朝鮮半島，南部長期活躍著土著力量。久而久之，形成瞭辰韓、馬韓、弁韓三個部落聯盟，統稱“三韓”。
三國時期，魏曾經武力平定三韓，但隨著西晉滅亡、天下大亂，樂浪等郡內遷，中原王朝對半島的直接管理就此終結。待到隋朝再造大一統帝國時，朝鮮半島上的三個政權分別是高句麗、新羅和百濟，稱作“海東三國”。
三國以高句麗疆域最廣，不僅占據半島北部，還控制瞭遼東，高句麗王陵就在今天吉林、遼寧兩省。然而，疆域最大的高句麗和後來的高麗、朝鮮並沒有直接的繼承關系。反而是偏居半島一隅的新羅，先和唐朝結盟，一起滅掉瞭百濟和高句麗。然後又擺瞭唐朝一道，迫使設在今天平壤的唐朝安東都護府內遷。最終，唐朝與新羅的邊界劃在瞭大同江，也就是今天流經平壤的那條江。
公元九世紀末，新羅內亂，分裂成三個政權，結束這場分裂的政權國號“高麗”。趁著五代十國的亂世，高麗向北擴展，到達瞭清川江流域。契丹興起後，高麗又以臣服換賞賜的方式，獲得瞭鴨綠江以南的地區。1388年，李成桂取代高麗政權，後經明朝恩準，改國號為“朝鮮”，兩國的疆界仍劃定在鴨綠江，一直延續至今。
因此，就政權追溯而言，從新羅到朝鮮，鴨綠江是其幾經擴張獲得的最北疆界，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是“賺到瞭”。至於更北方，半島之外的土地，與新羅之後的半島政權向來沒有什麼關系。
“事大以精誠”的選擇
從歷史不難看出，自漢代以來，半島政權的生長與擴張，多是趁著中原帝國分裂的大亂世。蒙元以後，這樣的機會不再有瞭，半島上的政權要想生存下去，必須首先理順自己與中國的關系。
在威震歐亞的蒙古人面前，高麗毫無選擇地當瞭藩屬，國王必須娶元朝公主當王後。蒙古人對這個“駙馬國”很不客氣，特別是忽必烈時期東征日本，在高麗設瞭“征東行省”，調用的錢糧、人馬不計其數。直至今日，這段歷史還經常被搬上銀幕。
有趣的是，盡管被蒙古人呼來喚去，但高麗似乎對“駙馬國”的身份還有那麼點留戀。明朝一統河山，推進到瞭遼東半島，高麗國王居然想和剛剛揍完蒙古鐵騎的明軍比劃比劃。統兵大將李成桂不是傻瓜，他沒有帶兵過鴨綠江，而是掉回頭去，廢掉瞭高麗王國，而後建立瞭自己的統治，也就是朝鮮。
李成桂推翻瞭想和明朝比劃拳腳的高麗國王，新的朝鮮國號是明太祖賜予的。然而，朱元璋對李成桂的態度並不友善。在朱元璋頒佈的《皇明祖訓》中，有十五個國傢是“不征之國”，朝鮮就名列其中。
不過，當朝鮮使臣得知此事，他們非但沒有感激涕零，反而大為惶恐。因為朱元璋的原話是這麼說的：“朝鮮國，即高麗。其李仁人，其子李成桂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弒王氏四王，姑待之。”雖然朱元璋搞錯瞭李成桂的親屬關系，但“姑待之”這三個字隱含的殺意卻讓朝鮮君臣不寒而栗。
原來，早在洪武二年，高麗國王王顓就向明朝表示瞭臣服，並且得到瞭朱元璋的冊封。五年後，權相李仁人弒殺王顓，擁戴王禑。洪武二十一年，李成桂發動病變，囚禁瞭王禑，先後擁戴瞭王昌、王瑤兩個傀儡，最後自己上位。明朝方面沒有搞清楚李仁人和李成桂的關系，把這一系列弒殺君主的悖逆罪行，全都扣在瞭李成桂的頭上。
朱元璋對朝鮮的不滿，可不止是這句“姑待之”。李成桂掌權之後，明朝使臣的指責與恐嚇幾乎沒停過。洪武二十六年，火氣不順的朱元璋接連派瞭兩撥使臣責罵朝鮮，第二封詔書是這麼寫的：
“朕起自南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舟師，水陸畢備……百戰之兵，豪傑精銳，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舶舫千裡，水拜渤懈，陸道遼陽，區區朝鮮，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當之？”。
如此強烈的威脅，讓李成桂有些受不瞭，他對朝鮮大臣抱怨道：“乃屢責我小邦，誅求無厭，今又責我以非罪，而脅我以動兵，是何恐嚇小兒哉！”
抱怨歸抱怨，李成桂終歸是個現實的人，他的做法是“事大以精誠”。無論朱元璋如何責罵、是否有理，朝鮮方面都恭恭敬敬認錯，一絲不茍辦事。明朝說什麼就是什麼，明朝讓幹什麼就幹什麼，隻要不挨打，顏面上就沒有過不去的事情。
這樣的態度盡管沒能完全消除朱元璋的怒火，但總歸讓朝鮮平平安安過完瞭洪武時代。到瞭永樂年間，朱棣提高瞭赴朝使臣的級別，讓朝鮮君臣看到瞭希望，他們“事大之禮益恭”，得到瞭積極地回報，史稱“朝廷亦待以加禮，他國不敢望也”。
從此，朝鮮成為大明帝國名正言順的頭號藩屬國。萬歷年間壬辰之亂，明軍入朝作戰，保全瞭朝鮮江山社稷，朝鮮對明朝的謙恭與感激達到瞭極致。
朝鮮對明朝的恭順一直持續到滿清的興起。公元1627年和1637年，滿清兩次征伐朝鮮，史稱丁卯胡亂和丙子胡亂。朝鮮兵敗如山倒，明朝也無力救援，隻得倒向新興的滿清。不過，李朝上下對清朝口服心不服，不僅私下稱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在明朝滅亡之前，除瞭對清朝的公文賀表之外，朝鮮的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祭享祝文，仍用崇禎年號，就連官方編修的《仁祖實錄》也是如此。
明朝徹底滅亡之後，朝鮮孝宗還琢磨過北伐清朝，並且真的像模像樣擴充軍隊、訓練兵馬。不過，想歸想，敢不敢做又是另一回事。面對清朝使臣的詰責，朝鮮方面該認慫就認慫，還在順治年間按照清廷的命令，兩次派兵前往黑龍江流域協助清軍與入侵的哥薩克作戰，史稱“羅禪征伐”。
在《燕行錄》等史料中，我們能看到朝鮮使臣偶爾流露出的“文化優越感”，比如笑話中原百姓剃發易服，不識明朝衣冠。但在國傢關系層面，朝鮮對清朝依然秉持“事大”的態度，與明朝時期沒有太大的差別。以至於在晚清時代朝鮮半島的動蕩政局中，還出現瞭一大批主張繼續效忠清朝的“事大黨”。
事大主義的後遺癥
在長達五百多年的時間裡，朝鮮王國恭順“事大”，近乎無條件的遵從明清帝國，漫長的歷史過程對半島的文化心理產生瞭重要的影響。最為突出的是對中華文化近乎於無條件的吸收，即“慕華”。從唐代開始，朝鮮就已經大規模學習中原文化，後因遼金蒙元，在地理上一度疏離於中華文化區。
到明朝時期，學習中國達到瞭新的高潮。隨著朱子理學在朝鮮朝的傳播與發展，許多朝鮮士人認為“朝鮮乃大明之朝鮮也”，換言之，朝鮮是屬於中華的一個分支。基於此種文化觀念，當朝鮮王朝準備創造自己的文字時，竟然遭到瞭國內知識分子的強烈反對，認為這將把朝鮮從“中華”的大概念中區分出去。
用今天的眼光看，這種不要“朝鮮”，隻求“中國”的做法，頗有些損傷民族自尊。但在“慕華”的格局下，朝鮮君臣並不這麼認為，他們以自己更親近於中國為榮。
在韓劇裡露臉頻率頗高的朝鮮宣祖有這麼一句名言：“中國父母也，我國與日本同是外國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於子，則我國孝子也，日本賊子也。”不僅樂於當兒子，而且為自己更孝順而沾沾自喜，引以為豪。
在這樣的思維下，當時的朝鮮幾乎全盤模仿明朝。連文字都不要有自己的，更何況衣服呢？這些早在唐朝時就已經學過的東西，在明朝時期得到瞭空前強化。漢服與韓服的關系，自然也就不用多說瞭。
朝鮮希望成為中華文化的一枝，但異族入主中原的滿清顯然不是這麼認為的，也算是因禍得福，朝鮮倒是不用剃發易服。相較之下，割據臺灣的明鄭勢力就不同瞭，康熙帝認定明鄭是中國的部分，拒絕其遵循朝鮮之例。
然而，正所謂物極必反，朝鮮長期以中國為大，對與中國有關的各種細微小事給予瞭過度的重視。比如在接待明朝使臣的時候，朝鮮君臣對朱元璋的各項祖訓，記得比明朝人還清楚，並且引以為榮。自尊心太強，又總是緊盯著一絲一毫的小事，容易形成瞭睚眥必報的心理特點，甚至於一言不合就能引發激烈的沖突。
進入近代，隨著民族意識的覺醒，長期“事大”的負面效應集中爆發。1897年，朝鮮高宗離開俄國公使館，在國內的一片呼聲中自稱皇帝，改國號為大韓帝國，正式要求結束“事大”於中國的歷史。
然而，脫離瞭大清帝國這個宗主國，朝鮮又迎來瞭更兇惡的新宗主：日本。1905年，日本將朝鮮完全納入勢力范圍，剝奪瞭韓國的外交權。1910年簽訂《日韓合並條約》，短命的大韓帝國滅亡，半島徹底淪為日本殖民地。看起來與中、日平起平坐的大韓帝國，隻是一場虛幻的夢罷瞭。
此種或許可以稱作“反事大”的心態，事實上一直持續到瞭現代。一邊是激進的民族自尊心，受不得半點挫傷；而在另一邊，許多民族傳統又的的確確來自曾經的天朝。在此種復雜的情緒下，韓國人開始瞭歷史的建構，有的為傳統換個“起源”，有的則幹脆讓自傢成為“源頭”，種種操作雖然花樣繁多，卻也不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