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士臣: 小心! 不要掉進“美國大選陷阱”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士臣]
自今年4月份以來,筆者多次組織和參與各領域中美關系對話,交流對象既有來自學界的專傢,也有經驗豐富的實務工作者。因為筆者不是中美關系問題專傢,借用法學邏輯思維對這些對話會上與外方交流的情況進行分析,感覺當下對中美關系的認知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誤區。
比較突出的是以大選結果作為標準評判中美關系定性和走向,用大選結果捆綁中美關系的各個方面,這恰恰就會形成“美國總統大選”陷阱(presidential election trap)。尤其中美大國競爭關系及其對中國戰略安全環境的影響,很多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形成的跨黨派共識的結果,與美國大選並無直接關系。
這裡,我願意和大傢分享幾點認識思考:
一、用冷戰的慣性思維認識看待中美博弈,沒有認識到當前中美博弈的獨特性、復雜性、全新性。
由於我們當前所經歷的最為熟悉的大國博弈就是美蘇冷戰,慣性思維使得很多學者會以冷戰的標準去判斷當前的中美對抗,認同和不認同中美進入新冷戰的兩派都會講出一大堆理由,也都有道理。
但是,如果以發展的視角去看待當前中美關系,其實完全可以把這種全面對抗的中美關系,定性為一種全新的國際關系狀態和模式,它有其獨特的特征和表現,其表象就是在熱戰門檻以下的各領域全面對抗,本質是美方以保持科技、金融和軍事等領域霸權和絕對優勢為目的,堅決打壓中國科技優勢和主導權的博弈對抗。如果在冷戰和熱戰之間非要起個名字的話,可以叫美國強加的、以全領域全面對抗為特征的大國競爭。之所以要突出美國強加,是因為客觀上中方不想要這個對抗,目前的全面對抗就是美方強加給中國的。
二、大國競爭直接影響中國戰略安全環境,對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有待重新研究。
長期以來,中國基於外部戰略安全環境做出瞭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世界總體處於和平狀態,中國面臨維護、塑造和有效利用戰略機遇期的判斷。世界形勢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在當前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這個判斷需要基於不斷發展變化的外部環境做出重新定性。
在美國強勢打壓遏制下,筆者認為目前戰略機遇期已經演變為戰略防禦期,在此之後會進入戰略防禦與相持期。戰略防禦期的特點要求中方調整戰略和策略。一是對外采取守勢,保存有生力量和實力,避其鋒芒不與美方做正面對抗。二是集中力量發展自己,練好內功,為將來的戰略相持做好準備。用一個形象的比喻,目前中國所處的狀態有點像《教父》裡面老教父維托·唐·柯裡昂時代結束、其三子邁克蓄積力量接班的那種狀態。三是對戰略防禦期的理解應當是辯證的、動態的積極防禦,而非直線的、僵化的被動接招。
舉個例子,盡管美國將大國競爭定位為自己的新戰略,這恰恰是美國進行戰略收縮的結果。因為從反恐等領域退出、在全球戰略收縮,恰恰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對付中國。中方也是一樣,盡管總體處在戰略防禦態勢,戰略機遇來臨的情況下不影響在某一點或某個方向集中突破——比如臺海方向,也不影響內線和外線的靈活互動轉移,而且更應當主動作為和設置議程,促進戰略安全環境向利我方向調整變化。
三、中美大國競爭下的全面對抗已經成為跨黨派共識,並非短期競選策略或極右翼的看法。
這方面有兩個誤區。一是認為特朗普全面對抗反華是出於競選策略。打中國牌確實是一種競選策略,但對華采取全面對抗的戰略不是競選策略,這是久已形成的跨黨派共識。二是認為如果拜登上臺,中美關系會改善和回到原來的狀態。由於與中國全面對抗是跨黨派共識,即使拜登上臺以後,全面與中國對抗的政策也不會改變,但在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上,拜登會更陰柔和守規則,確定性會增加。而且,由於特朗普政府在對華競爭中已經拓展很大空間,實際上很大程度上解除或減輕瞭對拜登的束縛。
之所以說是跨黨派共識,一是特朗普政府分別於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上臺不久,即出臺國傢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明確提出國傢戰略轉向大國競爭,這一戰略調整是有政策延續性的。對美國明確的戰略轉向和調整,出於慣性思維和對其執行的誤解,導致相當長時間會轉不過味兒來。
二是作為更基礎的實證,特朗普執政期間通過瞭許多反華的議案。在之前,按照美國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議會通常會對行政部門的政策踩剎車和制造障礙。但是,目前應對中國對美國利益的挑戰已經形成為兩黨共識,這樣就導致議會和政府在反華這一點上完全一致,政府推動的議程很容易借助兩黨共識形成為法律,議會通過的反華議案也很容易為行政部門簽署成為可以執行的法令。
這種政府和議會在反華議程設置上的融合又得到瞭民意的支持,尤其在新冠疫情影響下,許多美國人受信息欺騙影響,就是認為疫情是中國人制造的,這種民意又通過美國國內政治影響其外交政策。引用一位美國學者的原話:“美國政府決心使用國傢力量來施加國際影響,采取廣泛措施對抗中國挑戰。”(It is placed with a determined American government effort to build a national power that expand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wide ranging efforts to counter Chinese challenges)
四、美國以全面對抗為特征的針對中國的大國競爭戰略調整,並非短期策略,而是有組織、有系統的長期戰略調整,政策部門人員需要盡快跳出中美關系的舒適區。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美關系有過大開大合,這次美方強加的大國競爭同樣又是一次大的戰略調整,不是短期的臨時政策調整或競選策略,一旦調整完畢也會持續很長時期。
說這種戰略調整有組織、由系統,一方面是因為有國傢安全戰略、國防戰略等戰略文件指導,另一方面,從總統、國務卿等高級官員到各級執行層在統一文件指導下,投入國傢力量和資源在落地執行。在任何歷史時期,對於這種大的戰略調整,政策制定和執行者的第一反應大概都會是期待恢復和回到過去,從一種狀態調整到另一種狀態自然會有不適和排斥,這是很難擺脫的慣性思維制約。這種調整期和反應期都會需要一段時間,但應當盡早結束,並在新的戰略博弈中形成新的戰略平衡。
五、考慮中美博弈是全面對抗而非個別領域的對抗,中國需要建立跨部門國傢安全決策機制。
目前美國向中美大國競爭的戰略調整是全領域、全方位的,在美國的國安決策體制下,涉及這些跨領域的重大國傢安全事項,都是通過國傢安全委員會實現跨部門會商決策,由總統拍板兒後分別按職責分工由各部門落實。
在中國,基於職能分工和條塊分割,以一個主管部門決策為主、各自為政的居多,比如涉及商務的以商務部為主,涉及外交的以外交部為主。尤其在國傢安全事權沒有明確的情況下,囿於目前並沒有一個國安集體決策會商機制,事實上由於習慣上對外交事務的敏感性和重視(外事無小事),國傢安全事務與外交問題常常混淆在一起不好分割,用外交思維通過外交渠道和措施處理國傢安全事務的很多。
無論是政治、外交、軍事還是經濟領域的對華競爭,這些因素通常都是互動和有緊密聯系的,需要在決策的時候就實現會商和同步。建立一個綜合的跨部門國安決策機制的優勢在於,可以實現集體決策、綜合施策、集約優化資源(互補而非重復)、提高效率,也有利於站在國傢安全和發展的高度,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縱深中去思考問題。
六、透過紛擾的亂象去認識中美競爭的本質,直面中美大國競爭的困難挑戰。
正是由於中美大國競爭的全面性、復雜性,認識中美大國競爭本質的時候很容易誤入以點蓋面、以偏概全的誤區。美國執行全面對抗政策在初期也是在各個領域一張牌一張牌打的,當在不同時間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等此起彼伏的時候,很容易誘使從某一個點位去認識中美關系的競爭。
當在以蓬佩奧為首的美國政府高官強調意識形態對抗的時候,學者又會傾向於從文明的沖突和意識形態領域去分析判斷。這些都容易導致以偏概全。即使確實存在意識形態領域競爭,文明和意識形態也是借口之一,對美方來講也是全面對抗中國的一張牌,並非真正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與共產(社會)主義你死我活的道路之爭。
綜合分析美方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美國強加給中國的大國競爭,在本質上是以維持絕對優勢為特征的主導權之爭,在美國學者的學術語言中用的詞匯是dominance、effective control等等。說白瞭,美國無法容忍在任一領域中國超越美國,競爭的目的就是把這種苗頭消滅在萌芽或發展狀態,實現競爭目的的方式就是采取熱戰門檻以下的全領域全方位對抗措施。
此外在這些全領域競爭中,相對於軍事、經濟等領域競爭,美國視科技競爭為根基和重中之重,認為科技領域的競爭決定和影響其他領域的競爭。對此,中國隻能直面這種戰略調整期帶來的困難和挑戰,針對中國已經在美國已經成為跨黨派的國傢政治。
這種應對有幾個層面:一個是仍然在兩國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加強合作。中美關系發展到現在,無論降低到何種冰點,存在共同利益的領域仍然大有存在,並引導美國正視雙方的共同利益。二是正如熱戰也有交戰規則,和平時期的全方位競爭也應當形成和發展適用於兩國之間的競爭規則,這是接下來中美兩國在相互探摸戰略底線後需要去做的。三是在熱戰領域加強危機管控,這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最後引用一段美國學者的話結束本文的討論(由於規定瞭查塔姆討論規則,美國學者的名字在此不予披露):
“美國認為北京決心通過采取在現行國際地區秩序中,違反美國利益的政治、經濟、軍事舉措來實現大國崛起。總的來說,中國的做法構成瞭自冷戰開始以來,對美國最為直接的威脅和最為嚴重的危險。
中國目前所處的位勢被認為具有潛在的主導權。它可以是傳統安全困境領域的主導權,比如從軍事角度來講在臺灣或南海。但是,這一點已經被另一個事實所超越,那就是中國看起來已經處於在高科技領域可以擁有主導權的位置,這就不再簡簡單單是經濟利益競爭瞭。這種競爭就構成瞭絕對控制權的競爭。如果中國控制瞭未來的工業領域,那就勢必會在軍事領域也形成控制,那樣中國就成為具有絕對優勢的大國。
目前中國就是被視為這種威脅,這種威脅說白瞭就是高科技領域以及與此相關領域的控制權。中國所有經濟部門的活動、政治舉措等等,都被視為維持中國力量和幫助他們實現這種主導權的努力之一。但無論如何怎麼說,我理解這才是最關鍵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這種情況的持續時間會超過特朗普執政的時間,這種情況將伴隨我們很長時間。”
(Beijing was viewed as resolved to rise as a great power employ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practices contrary to a wide range of major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prevailing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Collectively, the Chinese practices pose an urgent threat and the most serious danger to America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old War.
China is now at a point where it’s seen as having the potential to dominate. It could dominate in the classic security dilemma sense, in the military sense in Taiw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that’s been overtaken by the fact that China seems to be in a position where it could dominate high technology. It’s not just a race for commercial interest. This is a race for control. If you control those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you will control the future economy. If you control the future economy, you will control the futur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You will be the dominant power.
Now, it’s seen as that threat. And the threat is dominance in these high technology areas and all aspects of China that feed into this, all the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apparatus, all the activities of political actions and so forth are seen as part of this effort that will sustain Chinese power and allow them to do this. I know China sees itself as defensive in this area. But nonetheless, this is the key issue to me. This is why this is going to last a lot more than Mr. Trump. It says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be with us for a long 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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