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觀看特朗普和拜登的第一場總統競選辯論時，腦海中突然閃現出一種幻覺：中國人一定也聚集在一起觀看這場辯論，每當特朗普說瞭一些不靠譜的話，中國人都會大笑著喝一杯威士忌。不用半小時，看辯論的中國人都喝的酩酊大醉瞭。
怎麼會沒有這種可能呢？中國人看到瞭一些他們之前從未見過的東西——一個語無倫次的美國總統，在鏡頭裡不斷失控的滑稽動作。特朗普把自己急於留任的心態表現的一覽無餘，因為未能連任可能意味著對他的起訴、羞辱和清算。
也難怪中國人幸災樂禍！一場始於武漢、已在中國得到遏制的疫情，目前仍在美國民眾中肆虐。這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
新冠疫情本應該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事件，最後卻變成瞭是西方國傢的“滑鐵盧”。這就是約翰·米克爾斯瓦特和阿德裡安·伍爾德裡奇在他們的新書《警醒：為什麼疫情暴露瞭西方的弱點以及如何修復它》中提出的論點。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美國每10萬人中就有65.74人死於新冠病毒，截止目前總計死亡人數約為21.6萬人。而中國每10萬人中僅有0.34人死於新冠病毒，總計死亡4750人。你可以懷疑中國的數據，但是中國的死亡數據即使翻幾倍，中國在保護人民方面還是做的遠遠比比美國好得多。
事實上，本月初，在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白宮成為超級傳播場所、數百萬美國人不敢送孩子上學的之際，中國的本地傳播幾乎為零，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湧向汽車站、火車站和機場，前往全國各地歡度國慶假日。
與此同時，人民幣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勁勢頭。10月1日，彭博社報道稱，“人民幣在經歷瞭12年來最好的季度後，正作為一個避風港受到全球關註。”而中國9月份的進出口額雙雙飆升。
這種經濟發展的大好局面本應該出現在美國！
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News）總編輯米克勒特瓦特（Micklethwait）告訴我：“我們認為，至少相對而言，西方政府的巔峰時期是20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正忙著將人送上月球，中國人還在溫飽線上掙紮。”另外，“那是最後一次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信任他們的政府。”
但是，《經濟學人》的政治編輯伍爾德裡奇補充道，今天我們將走向“歷史的全面逆轉，這段歷史始於500年前，當時中國同樣遙遙領先——占世界經濟總量的四分之一，那時的中國政府也是迄今為止最成熟的政府。我們忘記瞭中國以前的輝煌，但是中國沒有。今年可能是亞洲重獲500年前領先地位的關鍵一年，除非西方國傢醒悟過來。”
面對當下的疫情，美國如果真的要想恢復元氣，就需要制定一項應對新冠疫情的國傢計劃。中國就做的很好：它部署瞭它的威權監控系統的所有工具，用來追蹤感染冠狀病毒的人，並控制其傳播。中國的一些面部識別技術非常好，你甚至不用摘下口罩，掃描你的眼睛和上鼻子就可以瞭。
美國無法采用這種策略，美國的政府系統和中國不一樣。但是我們的民主系統卻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達到和中國一樣的疫情管控效果。
這才是令人沮喪的！
美國在近代史上曾與一些國傢對峙——二戰中的日本和德國，冷戰時期的朝鮮和蘇聯。戰爭開始時他們總是有一個優勢：他們可以通過強大的政府系統，命令他們的社會自上而下做事。但從長遠來看，美國總是勝利的，因為雖然我們通常對戰爭毫無準備，起步緩慢，但我們總是很快適應，並團結起來獲得最後的勝利。
但是這次，美國卻未能齊心協力應對新冠疫情的挑戰。
今年3月28日，面對新冠疫情在美國的擴散，特朗普宣佈“我們的國傢正與一個看不見的敵人交戰”，他發誓要召喚“美國民族的全部力量”來擊敗它。但他卻沒有這樣去做。除瞭衛生工作者之外，公眾團結和戰時願意犧牲的行為很少或很快就消失瞭。
為什麼？這並不是因為民主國傢沒有能力有效管控疫情——韓國、日本、新西蘭的表現都比我們好得多。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美國有著獨特的個人主義文化、高度分散的地方-州-聯邦權力分享系統、脆弱的公共衛生系統、分裂的政治體、一直致力於削弱華盛頓政府力量的共和黨；同時很多人美國人熱衷於從社交網絡上得到消息，社交媒體的傳播放大瞭陰謀論，破壞瞭真相和信任。
最要命的是，我們現在有一位總統，他連任的政治策略是分裂我們，摧毀信任，摧毀真相，並宣佈任何與他的目標不符的新聞都是“假的”。沒有對疫情真相和科學管控的信任，才導致美國今天的局面。
美國上一次流行病大爆發實在1918年，當時許多美國人並不介意戴口罩——你去看看以前的照片就知道——因為當時的美國領導人要求民眾這樣做，並以身作則。但這一次，美國總統沒有用事實為根基獲得美國人的信任，同時還無視病毒的威脅並嘲笑戴口罩的人。所以，很多美國人都不信任他。
作為結果，在我們這樣的民主國傢，居然無法理性地討論如何應對新冠疫情。
公共衛生專傢大衛·卡茨博士在《泰晤士報》的一篇專欄文章和三月份對我的采訪中指出，我們需要一個平衡挽救大多數患者生命和維護大多數人日常生活的國傢計劃。如果我們隻專註於拯救每一個人的生命，我們將因此失去工作、儲蓄和企業，造成數百萬人的絕望境地。如果我們隻專註於保住每一份工作而不顧疫情，那會無情地造成很多人被新冠疫情感染而死亡。
卡茨博士主張采取“最大限度地減少傷害”的策略來保護老年人和最易受傷害的人。當年輕和健康的人逐漸回到工作崗位上時，他們很可能會逐漸或輕微地感染冠狀病毒，並讓他們保持經濟活力，在我們等待疫苗的時候建立一些自然的群體免疫力。
不幸的是，我們永遠無法對這種策略進行理智、冷靜的討論。卡茨博士說，從右翼分子來看，我們甚至因為做瞭最簡單的事情——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而受到蔑視。美國左派的社會擔當似乎要大得多，但卻將疫情中有關經濟權衡的任何討論視為不道德的行為，“把任何允許任何死亡的政策視為一種社會病態行為”。這就是美國當下的分裂局面。
今天困擾美國的種種並不是靠新冠疫苗能夠解決的。我們失去瞭對彼此和我們政府的信任，失去瞭對真相的基本認識——所有這些都是共同應對公共健康危機所必需的。這種信任我們在以前的戰爭中有過，但今天面對新冠疫情卻蕩然無存。
我相信喬·拜登是由民主黨提名的，而且很有可能獲勝，因為大量美國人直覺認為，我們對不團結的現狀感到厭惡，拜登可能會開始扭轉這種局面。拜登的勝利不足以使美國在政治上和實際上恢復到健康生態，但這是必要的。
同時，希望俄羅斯、中國等國傢，不要現在趁機攻打我們，美國已經不是以前的美國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