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月1日，美國媒體相繼收到巴黎來信，得知時任總統威爾遜的愛女瑪格麗特·威爾遜在美國駐佈魯塞爾使館內感染瞭流感。就在4個月前，1918大流感席卷美國，給新大陸民眾帶去瞭難以抹去的巨大傷痛。也許是見怪不怪，瑪格麗特·威爾遜罹患流感的消息迅速被各類“後一戰時代”政治要聞覆蓋。她的慈父、美利堅合眾國第28任總統威爾遜也未曾就此發表任何評論。
那時，威爾遜在歐洲就“一戰”後新國際秩序建立問題忙得不可開交。1918至1919年威爾遜歐洲行的高潮自然是到法國首都參加象征他心中“新世界起點”的巴黎和會。1919年3月，美國媒體對威爾遜巴黎之行大為期待，字裡行間都是“禮兵和樂隊會在巴黎站歡迎總統”的歡快氣氛。可誰曾想，幾天後，當威爾遜踏上巴黎土地，真正迎接他的，卻是臭名昭著的1918大流感——那個他長期不屑一顧的“隱身”大敵。
巴黎和會巨頭病倒瞭
威爾遜總統對1918大流感不甚重視，因而當年美國政府抗疫行動的實際掌控者是公共衛生部門。就連“黑色十月”期間，威爾遜總統都對來勢洶洶的流感疫情無暇、無願操心。威爾遜本人在政治造勢與防疫管理間毫不猶豫地偏向前者：1918年11月大流感席卷美國時，他帶領民眾大搞“勝利遊行”狂歡，1919年2月27日，威爾遜又高擎星條旗走在漫長隊伍最前端，與百姓一道“歡迎凱旋”大遊行。而這一切，均違背瞭各國公共衛生專傢特別強調的“避免擁擠”流感防疫策略。威爾遜或許無法預料，在他為“一戰”結束後國際新格局奔走，為自己政治偉業驕傲慶祝之際，1918大流感已然找上門來。
1919年4月3日，美國總統威爾遜與“巴黎和會三巨頭”的其他兩位領袖——法國總理克裡孟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相聚會談。對於習慣奔波的威爾遜而言，這不過是一場“例行公事”的討論，對於整場巴黎和會來說，三位實際操控者的碰面已是屢見不鮮。不過，所有人包括克裡孟梭、勞合·喬治均未曾意料到會前還生龍活虎的老夥伴威爾遜，居然在會議中突發嚴重癥狀——短短幾個小時內，威爾遜猛地變得聲音嘶啞，至當晚六點全然無法說話，並出現瞭明顯的發熱。
1919年4月5日《比斯比每日評論報》給威爾遜患病新聞配發瞭大圖總統肖像威爾遜發病十分急促，這與1918大流感的特征高度吻合。美聯社記者4月4日自巴黎發回美國的報道稱“起初威爾遜以為病不嚴重，但很快他就說不出話來瞭”。總統是怎麼感染上流感惡疾的呢？有媒體綜合各方信息推測，威爾遜總統接觸到的感染源或許就來自他貼身親信豪斯。就在威爾遜確診前幾天，豪斯代表美方與盟友舉行磋商，而在那個密閉的會議地點裡，豪斯距一位流感病人隻有不到20碼（約18米）距離。
威爾遜的病程發展很快，在出現明顯喉部灼痛後不久，他的體溫也在開始飆升。有美國記者從巴黎駐地“小道消息”中得知，總統在被封鎖的私密房間病情加重，出現瞭“持續的劇烈咳嗽”。患病後，威爾遜的食欲明顯萎靡。在一次有媒體到場的午餐會上，記者察覺到這位身型高大的美國總統“隻喝瞭些牡蠣湯，吃瞭一小份清淡主菜”。
格雷森醫生在總統發病後聯系各方推遲瞭一切可以延後的既定議程，以此保證威爾遜有足夠時間休息養病。不過病痛纏身的威爾遜不願放下籌劃已久的巴黎和會談判，他約請四國代表轉移至其住處繼續會議，議事地點就在他臥室旁邊，這樣“一旦確有必要，就可以同他進行簡短磋商”。顯然如此操勞將令他本就脆弱的病體雪上加霜，不過有一點威爾遜總統不必擔憂：身邊親信早已支起“信息穹罩”，努力確保他的病情不會走漏風聲，從而影響到他在美國政壇、世界舞臺上的關鍵表演。
“積勞成疾”的總統“很快便可康復”
如何化解總統染病帶來的輿論危機？最上乘的做法是“借力打力”——不否認總統患病，但是將總統的疾病敘事納入偉人形象“生產”流程。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病倒後，部分美國媒體積極維護其形象，將之描述為“積勞成疾”的好總統。《威斯康星煙業通訊報》就在報道威爾遜病情時如此解釋病因：
“自從四國會議設立以來，總統一直日以繼夜地工作。他很少沒有放松機會，運動量也極有限。總統一直受到海軍少將格雷森的專業照料。作為總統私人醫生，格雷森希望能保護長官免受流感侵襲。最近巴黎天氣寒冷多雨，這種感冒流行明顯加劇。”
其他一些大同小異的通訊稿也競相描繪總統在巴黎如何勤政，談到他“完全放棄瞭打高爾夫的愛好，隻有很有限的室外活動時間”。
為總統突發疾病“找到合適理由”僅是安撫輿論的第一步。在全世界聚焦威爾遜病情時，真正的“定心丸”終歸還是“總統康復”。就此，以“禦醫”格雷森為首的威爾遜親信、白宮相關部門密切協調，在威爾遜病倒後開啟瞭一場“新聞阻擊戰”。
威爾遜病倒後第24個小時，也即4月4日晚六點，總統團隊首次在巴黎向世界介紹有關情況。第一篇總統健康聲明言簡意賅：“威爾遜總統的身體狀況幾乎沒有什麼變化，他度過瞭舒適的一天，並得到瞭必要的休息。”針對各方極為關切的總統體溫，格雷森等知情者未予任何形式回答。
“巴黎白宮”，1919年4月罹患流感的威爾遜總統在這裡休養並適當處理政務4月5日，格雷森下令封鎖總統房間，任何人無要務不得入內打擾。當時在總統病房內持續看護威爾遜的是他夫人，連其他專業護士都無法踏進總統房間，這足見格雷森等總統親信對其病情保密之嚴格。同一天晚間，在緊急新聞通氣會上，格雷森醫生被媒體追問“如何評價在巴黎和會工作的美方人員將威爾遜病癥稱為流感”，格雷森憤怒且果斷地回應道：“什麼時候他也變成醫生瞭？”此後又有記者問格雷森，總統團隊是否會建立威爾遜健康每日通報機制，對此格雷森幹脆地否定道“應該不會這麼做”。
針對巴黎城內四處散播的“威爾遜病危謠言”，格雷森以總統醫生特殊身份向齊聚巴黎的各國政要們保證“威爾遜並未感染流感”，同時格雷森也提醒東道主“必須盡最大努力防止事態惡化”。美國國內也立即強化瞭對威爾遜總統染病報道的輿情管理，有記者接到命令，要求他們“不對外報道總統的輕微癥狀”。為滿足各傢新聞報道所需，總統團隊在格雷森醫生授意下以其名義宣佈：“經格雷森醫生研究，總統並未染上流感。但是感冒較為嚴重，這樣的病人需要仔細觀察、照料。”通覽後來幾日美國報紙，威爾遜總統團隊給出的消息的確占據瞭主流，可見在危機公關方面格雷森等人著實能力超人。
大西洋對岸的白宮方面也緊急展開輿論公關。白宮官員向蜂擁而至的記者們表示：“總統以往總能快速戰勝嚴重感冒，我們堅信總統在和平會議上的積極工作最多中斷一兩天。”兩天後的4月7日，美國各大媒體又接踵刊出“統稿”改寫新聞，告知翹首以望的民眾“總統恢復不錯”，“不過今日仍需在房間內靜養，不會出席任何會議活動”。兩次新聞輸出的時間點完美銜接，提示我們這些內容應當是“有意安排”的，白宮方面對淡化威爾遜病情所做的多重努力可見一斑。
4月10日，格雷森醫生對外宣佈：“總統的情況並不嚴重。他今天和明天都得臥床休息。不過自從他星期一晚生病以來，並沒有出現任何流感癥狀。”同日，巴黎和會的各方代表聯合表示“對威爾遜缺席談判感到遺憾，然而在重感冒狀態下（交流）恐怕難以取得進展，我們相信如果條件允許，他會在下周一回到和平會議的談判桌上來”。
1919年5月16日，威爾遜（左一）罹患流感後首張新照片在同僚、下屬、盟友的多次“遮羞”之後，威爾遜總統的身體狀況在4月中旬略有好轉，他開始逐步回歸正常工作。然而正如某些巴黎和會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中招”流感後威爾遜的判斷力、意志力均明顯下滑，在一些重大決策上屢現漏洞。或是由於“為尊者諱”，今日我們能讀到的史料中，罕有直接描述罹患流感後威爾遜精神狀態的記述。不過1919年5月16日，威爾遜罹患流感後拍的首張照片就此給出瞭暗示：照片中威爾遜神情憂鬱，眼神僵滯，與身邊其他領袖形成鮮明對照，也一反早先神氣十足的影姿態。必須承認，不論各方如何掩蓋，威爾遜總統在遭受流感打擊後身體“江河日下”已是不爭事實。
流感之後“江河日下”
1919年4月威爾遜在巴黎經歷的流感襲擊雖不致命，但實屬重創。當年10月，參與救治威爾遜的醫療專傢一致認為，當時總統表現出的虛弱、失眠癥狀與“流感襲擊後遺癥有很大關系”。梳理罹患大流感之後的威爾遜健康歷史，這位偉人的“江河日下”令人唏噓。
1919年7月下旬，威爾遜在波托馬克河周末遊船活動期間，因患痢疾而提前返航。抵達白宮後，格雷森要求總統即刻休息，“未來幾日無法接聽來電”，甚至連他極度關心的，與共和黨參議員討論和平條約、國際聯盟之事也被迫取消。9月底，正在巡回演講旅行中的威爾遜緊急返回華盛頓。貼身醫生察覺他“已然有瞭患病跡象，雖然可以完成巡回演講，但那樣做會使總統真的發病”。折返華盛頓後，威爾遜以個人身份發表瞭一份致歉聲明：
“我深感遺憾，很抱歉我無法會見威奇托和堪薩斯的優秀人民，向他們介紹有關和平條約、國際聯盟的有關情況。我知道他們多麼認真地對待這件要緊事，我信任他們對事件的判斷。真的很失望，但我必須離開堪薩斯州，沒有機會與堪薩斯人民再次親切交流。”
1919年10月9日，《樂土每日晨報》登出照片：“威爾遜，在病痛中微笑”10月3日，格雷森在一份簡報中披露，威爾遜總統已患“神經衰弱並伴有消化器官長期衰弱”，而其他接診過威爾遜的醫生，亦對他嚴重的失眠癥憂心忡忡。一個淹沒在新聞潮湧裡的細節值得我們註意：費城著名神經醫生德庫姆受格雷森之邀到白宮參與總統會診，在首次診療結束後沒幾日，他再次赴約——這說明獨掌威爾遜健康管理“大權”的格雷森已無力招架惡化的總統健康，不得不冒著信息泄露風險反復延請專科醫生來白宮幫忙。
威爾遜每況愈下的身體讓國內頻傳流言。其健康問題也成為瞭謠言制造者鐘愛素材。1919年11月23日深夜，一通匿名電話打入各大報社，冒充副總統代理名義，向記者們宣佈“威爾遜總統逝世”的重磅消息。美國政府旋即辟謠，但顯然這一假新聞已散播很遠。
一些對威爾遜政府不甚友好的議員要求威爾遜盡快公佈詳細健康聲明，以“安撫國傢”。不過據10月14日《首都晚報》消息，至那時能接近威爾遜總統的僅有四位近侍醫生、護士，其他人對他病情概不知悉。為維系威爾遜地位，他身邊政治友人紛紛向媒體爆料他精神狀態良好。當被問及威爾遜近期“神志是否清楚”時，一位不具名朋友稱“總統的腦子像你一樣清楚”。
到十月底，美國輿論已開始揣測白宮權力變數。受此影響，時任國務卿羅伯特·蘭辛逐漸為各路報道聚焦，他代行威爾遜部分總統職責的舉動也被媒體輪番“解讀”：
“威爾遜總統的病使國務卿承擔瞭許多新職責，因此他可能是當今華盛頓最忙碌的人。國務卿要在沒有總統建議的情況下處理所有外交事務，甚至還要分擔不少內政問題。”
1919年平安夜，坐在輪椅上的威爾遜總統沒有召集任何公共慶祝活動，而是由女兒陪伴享用瞭簡單晚餐。頗得信任的格雷森醫生“一天內大部分時間都和威爾遜一傢待在一塊”，總統的健康危機已經到瞭不得不時刻有專業醫護陪伴的境地。
此後，威爾遜一直抗拒媒體為他拍個人形象照。直至1920年3月27日，才有影師在威爾遜總統乘車出行的一瞬間抓拍到瞭“總統患病後的首張照片”。據圖註說法，威爾遜總統瞄見影師將相機對準瞭他，他下意識地抬手壓低帽簷。這個“微動作”即可能如影師所言是紳士致禮，也可能是病態滄桑的威爾遜試圖遮住面容，避免再度“負面曝光”。
1920年2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楊博士對外公開瞭一封神秘信件，詳細描述瞭威爾遜總統的病情並聲稱“白宮方面長期隱瞞總統健康問題”。隨後，威爾遜總統首次公開承認他的左腿、左臂嚴重受損。這一消息迅速引發美國輿論熱議：所有人都在觀望“總統是否適合繼續承擔公共職責”。就此問題，美國政界內部分歧巨大。在激烈抨擊威爾遜“帶病拖垮美國”的聲浪外，“有些人極力捍衛白宮的沉默政策”，認為“雖然總統正處於病情嚴重的階段，但如果把拖延行動的杠桿交給威爾遜政治對手，必然會引發一場政治災難”。
巴黎和會期間面帶倦容的威爾遜（左）向圍觀者揮帽打招呼，也像是在“道別”在鋪天蓋地的爭議聲中，1921年，第28任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政治生涯走到瞭終點。1921年3月，已經成為前總統的威爾遜再次遭受消化系統紊亂病苦。在他離任後繼續陪伴他的格雷森醫生積極用藥、配置特別餐食，但這一切精細護理都無法緩解“國聯之父”威爾遜在政治光環之下切膚的身體之痛。最終，1924年2月3日，威爾遜在傢中永遠合上瞭雙眼。這位前總統的疾病體驗也給美國留下一筆政治遺產：他因痼疾而喪失總統履職能力的情況直接推動瞭《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二十五條修正案在1967年問世生效。而這一有益於美國民主政治行穩致遠的法案，恰恰是1919年威爾遜罹患流感以後所最為恐懼的。
2020年10月2日凌晨，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發表推特帖子，宣佈自己和夫人均已感染新冠病毒。一石激起千層浪，各種關於美國大選“驚奇拐點”、美國新冠肺炎防治、美國社會未來走向的議論漫天飛舞。事實上，1919年的“流感”威爾遜，與2020年的“新冠”特朗普這對“百年難友”並非巧合——他們之所以染病，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兩人忽視科學建議，輕視防疫措施，為快速積聚政治影響，冒險參加安全系數較低的公共活動；同樣，威爾遜與特朗普患病後，支持者的“總統一切安好”輿論造勢也隔空呼應，如出一轍。正是這種建築在美國權力架構、領袖文化、政治-科學關系之上的相似性，使我們隱約從“流感”威爾遜身上看到“新冠”特朗普的未來。這一切已無關醫學，是民主美國的原生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