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南強北弱”,北方怎麼辦?
隨著各大城市2020年上半年的GDP出爐,再次刷新的中國城市競爭格局表明,以秦嶺—淮河為分界線的“南強北弱”的發展趨勢進一步凸顯。
按經濟總量進行排名,進入全國前10位的北方城市隻有北京和天津兩座,天津在武漢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大幅下滑跌到第11位的情況下勉強保住瞭第十。進入前20位的還有青島和鄭州。在人均經濟總量、消費、房地產、宜居等其他指數的排名中,南北差距更為明顯,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與經濟日報社共同發佈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顯示,在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宜居競爭力、可持續競爭力和宜商競爭力等四方面,宜商城市十強中北方隻有北京、天津和青島入圍,綜合經濟競爭力和可持續競爭力十強北方隻有北京入圍,宜居競爭力十強則沒有一個北方城市。
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依靠本身的區位優勢和相關政策措施,經濟迅速崛起,並長期領先於中西部地區。近年來,隨著西部開發、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持續發力,東中西部經濟差距逐年縮小,但南北地區經濟不平衡問題卻凸顯,開始形成經濟總量南升北降、經濟增速南快北慢的新格局。
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的研究顯示,以2013年為界限,2013年以前,我國北方GDP快速增長;2013年以後,北方經濟占比大幅度下降,由最高的45.8%一度下降到38.5%。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上面,我國北方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沒有南方高,2013年以來,南北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越拉越大,我國經濟增長逐漸呈現出瞭“南快北慢”“南升北降”的趨勢。
加大開放與創新才能“彎道超車”
記者對多名在南北方都生活工作過的人士進行瞭調查,大傢普遍的認識是,與南方相比,北方部分地區人們受農耕文化、鄉土情結、小農意識等傳統思想影響深遠,傳統計劃經濟遺留下來一些吃大鍋飯、人浮於事、過度“迷信”體制、過於看重人際關系、對人才不夠重視等觀念無法適應市場經濟和科技革命時代的需求,部分城市現在仍然堅守戶口壁壘,進行嚴格的身份限制,不少人以體制內生存為榮,在擇業時不願面對市場和競爭,營商環境比南方差距明顯,民營企業往往招不到優秀的人才。
上海大學教授、區域經濟學科帶頭人陳秋玲在接受《中國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造成南北差距拉大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大量的北方城市由於主要依靠行政級別再分配獲得發展資源,在傳統重工業和農業向輕工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進程中造成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當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來源於創新與開放,市場和創新是支撐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北方從觀念到實踐都應該轉變。
近年來,長三角和珠三角特別突出創新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部署和推動的粵港澳大灣區,讓這一區域成為充滿活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長三角一體化上升到國傢戰略,長三角的G60科創走廊沿線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和城鎮化水平最高的區域之一,讓各類發展要素在區域內流動更加順暢,許多南方省市新經濟領域的發展帶動實現企業的轉型升級和質量效率的提高以及人才的集聚,形成瞭強大的產業鏈閉環,產生瞭廣闊的經濟發展前景。
南北經濟發展的區域性失衡在新經濟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萬事達卡財新BBD中國新經濟指數(NEI)顯示,前20名的新經濟城市中,南方城市占比高達75%。新經濟發展與人口流動形成良性循環,南方省份以充沛的經濟活力不斷吸引人口流入,“北雁南飛”成為中國人口流動新特征。南方的人口優勢尤其是高素質人口優勢日益突出,豐富的人才儲備和堅實的經濟基礎促進瞭南方地區科研創新的快速發展,南方省份已成為我國人才匯集和科研創新的高地。
陳秋玲認為,發展經濟的關鍵是拉動內需,而人口是決定內需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人口的流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瞭經濟發展和財富聚集的趨勢。近年來的數據表明,以深圳、杭州為代表的南方城市經濟發展勢頭迅猛,對人才和青壯年勞動力的吸引力遠比大多數北方城市要強,而相對應的是,東北、西北甚至位於華東的山東都出現人才外流的狀況。以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下復工復產為例,在疫情好轉的情況下,南方一些城市提前準備,第一時間主動出擊,“搶”到瞭大量人才和勞動力,而北方城市總體動作比較遲緩。
曾在河南生活工作多年的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吳小雲認為,在改革傳統體制機制方面,中央這些年已經推出不少政策,更需要地方政府充分理解和貫徹。同時,北方城市應借鑒南方城市的創新發展思路,整合跨區域、跨領域的科技創新資源,打造數字經濟時代科技創新驅動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培育科技創新上的後發優勢,扭轉北方資源依賴型和以再分配的方式獲得資源的城市發展動力不足的局面。同時,很多面向東北亞的北方城市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資源稟賦,若能依托國傢和區域戰略,打造出一些富有特色、面向國際的產業鏈集聚區,隻有進一步加大開放與創新,才能“彎道超車”。
北方城市圈競爭力亟待加強
2019年2月,國傢發改委發佈《關於培育發展現代都市圈的指導意見》,明確都市圈作為城市群內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范圍的城鎮化空間形態。現代都市圈建設提高中心城市的貢獻度和城市間的聯系度,促使城市競爭轉向區域協同發展。都市圈的中心城市發展會帶動副中心城市發展,進而引領圈內城市整體提升。長三角和珠三角已經形成瞭成熟的都市圈,競爭力明顯領先。
與南方相比,北方的都市圈就遜色太多,在京津冀,北京一枝獨秀,但是對周邊縣市的帶動效果並不好。2014年之前,依靠巨額投資驅動的天津曾經一度風頭無兩,大有趕超廣州之勢,但是地方債務卻迅速增長。曾經追趕浦東新區的濱海新區,2018年一下子擠出瞭3000多億元的GDP水分,天津也陷入瞭經濟增速墊底的尷尬境地,對周邊的帶動作用更為式微。在山東半島,青島、煙臺、威海各自的經濟實力都比較強,下屬的縣級市幾大都位列全國百強,但是多年來三地各自為戰,難以形成合力,更談不上都市圈經濟。
吳小雲認為,未來南北城市間的競爭是以中心城市為代表,以都市圈為主體的多維競爭:以優勢特色產業支撐經濟綜合競爭力,以科技創新能力提升可持續競爭力,以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營造宜居競爭力,以軟硬件環境、經濟要素和全球聯系等營造宜商競爭力。北方省份應抓住國傢大力培育現代都市圈的機遇,順應產業升級、人口流動和空間演進的趨勢,深化都市圈發展戰略,采取先極化後外溢的策略,壯大中心城市,帶動輻射周邊,建立都市圈內產業互補格局,未來才能緩解南北城市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想要解決現存的問題,我們必須加強我國北方中心城市建設,特別是山東、河南等人口大省,必須統一思想,圍繞青島、鄭州、西安等北方主要城市建設城市圈,帶動周邊城市發展才能吸引更多人員到北方發展。
政策應多向北方傾斜
不均衡發展帶來的問題可以通過傾斜性政策來協調解決。中央在此前改革開放的政策方面的試點,習慣性大部分地選擇基因豐富的南方,但這一做法客觀上也拉大瞭南北方經濟發展的差距。專傢們建議,今後中央相關政策試點可以更多放在北方城市,從某些層面考慮北方城市比南方城市也有更迫切的政策需求。
專傢建議,對北方城市提供財政和稅收方面的傾斜,但是必須是精準滴灌,引導地方政府把這部分資金專門用來提升城市造血功能,包括吸引高端人才、扶持優勢產業、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培育城市科技創新能力等,讓人才、資金和技術配合政策轉變為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吳小雲認為可以借鑒此前成功開展的中國東部對口支援西部經驗,推行中國南部對口支援北部項目,包括幹部、人才、項目、資金等對口支援內容。鼓勵南北城市之間幹部和人才雙向交流的政策和機制,鼓勵先進的城市治理理念和經驗在南北城市間共享,讓北方城市幹部深入學習帶回南方城市的先進經驗。事實上,很多地方政府已經走在前面,比如青島已經喊出“學深圳、趕深圳”的口號,並且派出大批幹部前往深圳和上海等地輪訓,“真抓實幹”帶回瞭很多寶貴的知識與經驗。
陳耀對記者表示,國傢區域協調方向重點向北部發展,政策向落後省份傾斜,關註企業的轉型升級和區域經濟振興其次,要適度優化產業結構,增加新興產業,改善營商環境、遏制人才嚴重流失的態勢,要從政府層面采取措施,留住人才。他還特別指出,北方能源和礦產資源豐富,歷來重工業占比較高。重工業能耗大、環境污染重,生態保護脆弱。北方城市要運用多種手段和方式,推廣綠色節能減排理念,加大數字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設,走集約化發展和綠色發展道路,。我國南北經濟差距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老舊產業和新興科技產業的對峙,我國應該加大對於北方的創新轉型投資,打破資源依賴型發展方式帶來的環境污染與生態退化等問題,最終走向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城市現代化。
陳耀指出,“南強北弱”的不平衡發展,是新時代制定區域發展戰略和政策必須考慮的國情特點,南北方要統籌發展,要把促進中國南北經濟社會協調、健康和可持續發展放在國傢戰略的層面去考量。
本文刊發於《中國報道》2020年9月刊
撰文:《中國報道》記者 王哲
圖片來源於網絡
責編: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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