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付一夫
美國大選之日越來越近瞭。
作為舉世矚目的重大政治事件，美國總統選舉歷來牽動著億萬人的心。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自上任以來，不僅推翻瞭奧巴馬的政治遺產，還幾乎全方位地破壞瞭戰後歷經數十年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坊間對其評價褒貶不一。而今，美國正面臨著新冠疫情侵襲、經濟衰退、失業率陡增、社會動蕩不安等諸多困境，如此復雜的形勢又給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增添瞭幾分神秘感。不少人認為，這將是近幾十年來最為特殊的一次大選，其結果必定會對美國國內各方面政策走向與全球局勢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特朗普和拜登，究竟誰將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關心這一問題的人，都把目光投向瞭美國的民意調查——這是實時觀測選情變化與預測最終選舉結果的重要窗口。整體上看，今年以來拜登的民調支持率一直遙遙領先於特朗普，仿佛早已勝利在望；可是最近幾天，特朗普似乎又有逆勢而上的跡象。
可能有人會問：民調的可信度高嗎？它真能成功預測最終的選舉結果嗎？在本文中，我們就來好好扒一扒民調那些事兒。
01
民調，就是一種基於統計學、心理學、社會學手段的社會調查，通過隨機采樣、問卷調查與數據整理等環節，將部分民眾對於某個社會問題的態度傾向直觀地反映出來。
關於民調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827年的美國，當時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傢報社派出記者在民眾中間進行瞭一次總統選舉模擬投票，結果顯示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得票數量最多，這和三個月後的總統大選結果完全一致，模擬投票就此名聲大振，而該報社開創的“草根民調”方式也開始逐漸流行起來。
隨後，當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再次降臨時，各州的報紙都開始刊登自己的民意調查，並對選情進行報道和預測。順便提一句，由於民調相關的新聞報道都兼具戲劇性和客觀性，十分符合讀者的胃口，故而組織民調成為瞭各傢報刊的發力重點，這也為報刊帶來瞭大量的讀者和可觀的廣告收入。
不過，彼時的民調主要是美國的新聞媒體在做，調查對象大多是地方報紙的讀者或是在大街上隨機訪問選民，受客觀條件所限，調查樣本常常因缺乏代表性而造成不少的失誤，典型案例便是《文學文摘》雜志在1936年預測總統選舉結果時的慘敗。
此前，該雜志因連續對於五屆大選結果的準確預測而頗受民眾信任和贊譽，1932年，時任民主黨主席詹姆斯•法利贊不絕口地聲稱：“大眾民意包含在《文學文摘》的模擬投票中，我把這種結論性的證據視為人民改變全國政府的希望，這種調查是公平的、誠實的。”
到瞭1936年大選前夕，《文學文摘》在民調中發放瞭1000萬份問卷，回收230萬份，預測共和黨的蘭登會擊敗民主黨的羅斯福當選總統。怎料實際的結果卻是羅斯福拿下瞭46個州合計523張選票，以60.8%的超高得票率壓倒性地擊敗蘭登而大獲全勝。此後，《文學文摘》聲譽掃地，短短幾個月後就倒閉瞭。而在同一時期，以蓋洛普（Gallup）為代表的新型調查機構，事先根據人口分佈特點設計瞭抽樣方案，並準確預測羅斯福當選，由此沖破瞭“草根民調”的狹小范圍，以更加科學的調查方法成為瞭新的民調引領者。
此後經過多年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主體參與到民調中來，除瞭媒體和企業之外，還包括很多智庫機構及參選人團隊，民調內容也越來越豐富細致，早已不是當年隻問“你會給誰投票”這麼簡單。
比如說，民主、共和兩黨都有各自投票選民資料的數據庫，他們完全可以就某些具體的議題來征集選民的意見，從而更準確地把握選情；而在選取樣本、發放問卷及數據整理的過程中，民調機構還會充分考量樣本與登記選民的族裔、性別、居住地區、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從事行業等方面的差異，並適當地對民調結果進行調整，以此來更好地反映選民整體的意願。
從結果上看，2012年以前的民調預測大體上都是比較準確的，直到2016年的來臨。
02
2016年11月8日，美國第58屆總統大選投票結果揭曉，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裡，成功當選並入主白宮。
消息一出，美國國內乃至國際社會皆是一片嘩然。在此前的總統競選過程中，無論是全國民調還是各州民調，均顯示希拉裡的支持率要遙遙領先於特朗普，特別是競選的最後階段，幾乎所有的民調機構都預測希拉裡勝出（見下表），有的機構甚至高調聲稱，“希拉裡當選的幾率就跟NBA球員的罰球命中率一樣”——要知道，80%~90%的罰球命中率對於相當一部分NBA球員來說可是傢常便飯。這樣的選舉結果，無異於一個驚天大冷門，著實讓所有主流媒體與民調機構紛紛遭遇“滑鐵盧”，各種質疑和批評的聲浪奔湧而來，而民調也隨之遭受著前所未有的輿論危機，似乎它並不能真正地反映“民意”。
為什麼會這樣？隻因民調本身有著如下四點不可回避的局限性：
（1）樣本容易出現偏差
民調結果是基於“以樣本來推斷總體”的統計學思維實現的，故而樣本是否具有代表性，便成為瞭民調結果是否準確的前提。盡管民調機構已想方設法力保樣本的質量，但在實踐中，仍有很多因素會導致樣本結構出現偏差，從而造成系統性失準。
其一，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工作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越來越不願意把有限的時間“浪費”在接受民調上，由此導致民調拒訪率逐日增高，受訪率持續走低。根據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美國民調回復率1997年為36%，2000年為28%，2006年為15%，2013年為9%，2015年隻有7%。通常情況下，受訪率在30%左右時民調是相對有效的，但在2016年大選期間，民調拒訪率普遍都在90%以上。換句話說，正因為那群“沉默的大多數”沒有被納入到輿情預測的樣本中來，才引發瞭民調預測結果的嚴重失準。
其二，民調的渠道、時間選擇都可能導致樣本出現偏誤。參考平安證券的研究報告，在電話渠道方面，固定電話一般是中年以上人群的偏好，而移動電話則是年輕一代所青睞的聯系方式，由於中老年人普遍更傾向於共和黨，而年輕人更傾向於民主黨，所以機構所選取的聯系方式會影響民調樣本的無偏性；而在網絡平臺方面，由於不同人群對於各大網站的偏好大相徑庭，在哪些門戶、平臺網站上進行民調同樣是值得考量的，因為這意味著民調問卷將觸達哪類用戶。至於時間上，工作日期間開展的民調可能更偏向於失業人群，工作日晚上與周末進行民調則會相對中性一些。
其三，民調的樣本往往從固定的選民庫中選取，而選民庫的樣本同樣面臨更新受眾的問題，雖說當前美國民調機構已經在不斷調整調查樣本庫，使之能更加貼近移動互聯網與社交媒體時代的新特征，但總體上看依舊未能完成樣本庫的更新，民調預測的失真也就在所難免。
（2）揮不去的“佈萊德利效應”
上世紀80年代，時任洛杉磯市長湯姆·佈萊德利（Tom Bradley）曾兩次參與競選加州州長，在選前乃至選後的民調當中，他始終領先對手5個百分點，但最終投票結果卻落後瞭5個百分點，一進一出的誤差居然高達10個百分點。
這是怎麼回事？答案在於佈萊德利是個黑人，而很多白人選民在接受民意測驗時出於政治正確的壓力，並不願意表現出自己種族歧視的一面，於是便謊稱支持黑人候選者佈萊德利；但到瞭該投票的時候，這些選民又會將手中的票投給白人候選者。這一現象被社會學傢稱為“佈萊德利效應（Bradley effect）”。
回到“特朗普VS希拉裡”的這場選舉，很可能也發生瞭“佈萊德利效應”——口無遮攔的特朗普講瞭很多同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相關的言論，許多支持特朗普的選民為瞭不讓自己同主流社會的立場格格不入，便在民調中隱瞞瞭自己的真實立場，卻在最後大選時才亮出真實的底牌，讓所有民調機構大跌眼鏡。
（3）捉摸不定的“搖擺州”
在美國，歷來都有紅州和藍州之說，表征瞭美國近年來大選得票分佈的傾向，其中紅州基本上都支持共和黨，藍州則是民主黨的擁躉，顏色越深表明政治傾向越穩定（見下圖）。
從區域分佈和人口結構上看，紅州主要集中在美國的南部和中部，大部分居民在傳統行業工作，他們思想相對保守，奉行依靠自己白手起傢實現美國夢的理念，同時也反對大政府，認為每個人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共和黨的理念剛好對他們的胃口；藍州包括西部沿海、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地區，那裡的人口呈現出明顯的多元化態勢，既有很多來自科技界、金融界、娛樂圈的精英階層人士，也有不少依靠領取救濟生存的底層民眾，精英人士中的不少人都個性張揚，奉行自由主義，而底層民眾則是大政府與高福利的受益者，因而他們更喜歡民主黨。
值得註意的是，除瞭紅色和藍色之外，還有幾個州為紫色，這些州便是不具備穩定政治傾向的“搖擺州”——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競選者在搖擺州都沒有明顯的優勢和劣勢，那裡的選民們在歷屆大選中經常會倒向不同的政黨。需知，搖擺州的民意本身就不確定，自然會給民調預測帶來誤判。不過也正因如此，搖擺州的選票向來都是競選雙方爭奪的重點，它們的動向甚至會直接影響大選結果。2016年的特朗普正是因為贏得瞭佛羅裡達等關鍵搖擺州，才擊敗瞭希拉裡。
（4）“引導”而非“反映”民意
除瞭用於反映民意外，某些民調還能引導民意。針對普通百姓的“從眾心理”或“投勝利者票”等心態，在大選期間，一些服務於某競選團隊的民調機構會根據客戶的需求，開展“有傾向性的民意調查”，並在新聞媒體上大造獲勝聲勢：當面對支持者時，競選團隊往往會在推送民調中設置一些誘導性問題或標語來加強認同感，進而鞏固自身的票倉；當民調對象為對方支持者時，競選團隊則會在推送民調中設置一些當地人關心的議題進行交流，並給出相較競選對方提供的解決方案更為貼近選民的方案，以達到削弱競選對方票倉的目的。
仍以2016年大選為例，當時幾乎所有傳統的主流媒體都一邊倒地支持希拉裡，特朗普也多次抨擊美國主流媒體不中立，被民主黨控制。在如此強烈的輿論傾向下，民調機構便通過“精心”設置問題來左右更多選民的投票傾向，同時也給希拉裡造勢。例如，當某選民看到問題是“特朗普肆意發表種族歧視言論，你支持他嗎？”相信他即便內心支持特朗普，也不會在民調反饋中承認。此外，民調機構還通過調整受訪者的樣本結構來影響支持率，比如提高民主黨受訪者的比例等等。
盡管主流媒體都成瞭希拉裡的“背書”，但在更加自由的社交媒體上，特朗普卻表現得非常活躍，其粉絲數量更是遠超希拉裡，而最終的大選結果也可以視為普通民眾在主流媒體的狂轟濫炸之下進行的有力反抗。
正因為上述種種，民調結果才不完全等同於最終選情，各位在關註民調表現的同時，還應秉承“且看且分析”的態度，不要被蒙蔽瞭雙眼。
3
話說回來，特朗普和拜登，究竟誰的獲勝幾率更大呢？
追溯歷史，出於對政策連續性的考慮，大多數尋求連任的現任美國總統都能如願以償地再幹一屆。如果不考慮意外死於暗殺或是主動放棄參選的案例，自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隻有三位連任失敗的美國總統，分別為傑拉爾德·福特（1974~1977）、吉米·卡特（1977~1981）和老佈什（1989~1993），在他們的任期內均出現瞭經濟低迷、就業惡化等嚴峻問題，致使民眾對其領導能力與應對方式感到極度失望，於是也就收回瞭手中的選票。
拋開民族情緒冷靜分析，如果沒有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特朗普有很大的可能性繼續連任，但他對疫情防控的態度，讓原本明朗的形勢變得微妙起來。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匯總的疫情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9月22日中午，美國新冠疫情累計確診病例超過686萬例，死亡病例突破20萬例，按照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這一死亡人數已經超過瞭美國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越南戰爭中死亡人數的總和。更要命的是，疫情的蔓延還沒有好轉的苗頭。
作為頭號經濟和科技強國，美國擁有世界一流的實驗室、科學傢和醫療物資，但累計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遠超其他國傢和地區，身為總統的特朗普難辭其咎，而各界人士對他的抗疫表現也是頗有微詞，有的人甚至多次在公開場合與社交媒體上抨擊特朗普的所作所為。
不僅如此，疫情的蔓延還重創瞭美國經濟，GDP增速接連下滑，就業形勢日益惡化，申領失業救濟的人數持續增加，再加上頻頻發生的種族歧視暴力事件與遊行抗議，助長瞭民眾的不滿情緒，反映在民調上便是特朗普的支持率長期被競爭對手拜登壓制。
至此，或許很多人都會覺得特朗普的連任前景一片黯淡，可就在四年前，人們又何嘗不是類似的判斷？
不到最後一刻，永遠都不能蓋棺定論——別忘瞭，2020年可是黑天鵝漫天紛飛的一年，誰敢保證後面不會再來幾隻個頭更大的黑天鵝呢？
參考文獻：
1、平安證券：《民調篇：美國大選及民調觀察》，2020年；
2、曾向紅、李琳琳：《身份焦慮與偏好偽裝——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民調偏差的社會心理機制研究》，2019年；
3、楊璐璐：《從美國大選民意調查普遍預測失敗想到的》，2017年；
4、黃小鵬：《民調數據這次又被打臉，原因何在？》，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