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首腦電話會談,開啟菅義偉時代兩國關系的“起手式”
9月25日晚間,國傢主席習近平和日本首相菅義偉首次舉行瞭電話會談。
△ 日本主要報紙對會談進行報道
在會談中,習主席除瞭對菅義偉就任日本首相表示祝賀外,還明確表達瞭努力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的意願,指出雙方應“深化互利合作,擴大人文交流”,並強調說“我願同你共同發揮戰略引領作用,推動兩國關系得到新發展”。
而菅首相也回應稱:“我希望同習主席保持緊密溝通,致力於加強兩國經貿合作,深化人文交流,推動日中關系邁上新臺階。”
為中日關系明確戰略目標
平心而論,中日之間歷史瓜葛與地緣矛盾纏繞,表象的現實利益糾葛與深層的戰略結構疑慮疊加,絕不可能僅憑兩國領導人之間約30分鐘的電話會談便能荊棘盡除,讓雙邊關系一馬平川。但領導人總攬全局,可以有效發揮戰略引領作用,為推動雙邊關系得到新發展指明方向,因此這一“起手式”的重要意義自不待言。
一方面,它為發展新時代中日關系的本質要求明確瞭戰略目標。
習主席歸納指出,這一目標就是“持續拓展共同利益、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具體而言,從雙邊層面看,中日互為重要近鄰和合作夥伴,彼此之間擁有廣泛共同利益和廣闊合作空間,完全可以相互支持、實現共贏。
如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各國經濟都受到重創之際,中日兩國的經貿合作卻在疫情沖擊下逆勢增長,展現瞭強勁的韌性和巨大的潛力。
△ 2020年9月26日,中日(大連)博覽會吸引瞭大批市民前來參觀。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現階段中國正在加緊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日本若能很好地參與其中,不但對振興日本經濟大有裨益,亦可進一步提升兩國合作的質量和水平。
眾所周知,“雙循環”重點強調的是生產、消費、分配和流動四個環節在境內外、區域間和城鄉間,在產品市場、要素市場和服務市場的充分流動,形成相互促進的循環體系。
其中,要素市場和服務市場是中國難以回避的短板。補短板一方面需要中國堅定不移地擴大和提升對外開放,努力開啟地域全面開放、產業全面開放、進出雙向開放等一系列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另一方面也離不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傢在治理體系、制度設計、技術經驗等方面的合作。
從多邊層面來說,中日同為亞洲和世界重要國傢,共同肩負著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發展的重要責任。
尤其在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背景下,兩國在積極倡導和踐行多邊主義,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在國際多邊機構和區域合作機制下加強溝通、協調、合作,攜手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等方面的利益高度契合。
因此,雙方在會談中除瞭強調要共同維護地區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外,菅還表示“日方願同中方密切溝通,確保年內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加快推動日中韓自由貿易區(FTA)談判”。
為重大敏感問題指明方向
另一方面,它為管控橫亙在兩國之間的重大敏感矛盾指明瞭政策方向。
談及中日之間的問題,經常聽到的定性用語是“深層次結構性戰略矛盾”。它主要由橫亙在兩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和敏感性矛盾交織而成。
所謂“結構性矛盾”,主要指“美主日從”的結構性不對稱關系導致日本缺乏完整的外交自主權,進而致使其對華政策的自主性空間無法突破日美同盟的既定框架限定。
而“敏感性矛盾”指的則是歷史認識、釣魚島、臺灣等一系列既涉及國傢利益,又牽動民族情感的問題。從戰後中日關系的發展經驗來看,這些問題往往是牽一發而動全身,處理不慎就會極大地幹擾中日關系的正常發展。
對日本而言,日美同盟框架和中美戰略性競鬥都屬於結構性問題,菅義偉實際上很難有太大空間進行有效應對。其所能做的也就是在中美戰略性競鬥加劇的情況下,在中美之間保持微妙平衡。
從菅本人過往的言論來看,他希望在強化日美同盟的基礎上能夠註重發展對華關系,一定程度上實現“日美同盟+日中協調”的理想化模式。
據日本政府相關人士稱,此次電話會談由日方提議,中方同意舉行。這證明瞭菅傾向促進、發展、推動對華關系的意願並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
而面對上述的“敏感性矛盾”,菅曾明確反對關於在亞洲構建類似於北約這樣的軍事合作機制的主張。他認為此舉非但不能有效解決問題,反而不利於中日關系的發展。他強調的是與中國保持溝通的重要性,尤其是通過領導人對話的機會來尋求相互理解。
△ 電話會談結束後日本首相菅義偉接受記者采訪。
在此次電話會談中,菅就再度強調瞭上述立場。這種做法雖然不可能直接解決矛盾,但為雙方管控分歧指明瞭政策方向,並有利於不斷增進政治互信。這在大方向上與中方的一貫政策立場是一致的,誠如習主席所主張的那樣:“中方願同日本新政府一道,按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各項原則和精神,妥善處理歷史等重大敏感問題,不斷增進政治互信。”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社會總體保守化和政治右傾化的大背景,及日本因新冠疫情應對不力而遷怒中國等時代特征相結合的情況下,日本國內已有政治力量在釣魚島等敏感問題上不斷對華發難瞭。
正視矛盾,積極管控
綜上所述,國傢間關系向來便是各種利益與矛盾交織的復合體結構,關鍵是要抓住主要矛盾,認清矛盾的主要方面。
以中日關系為例,盡管有各種矛盾橫亙在兩國之間,但如何共同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雙邊關系才是兩國關系的發展大局和長遠目標。
與此同時,雙方也應正視矛盾的存在,並通過積極的溝通,努力加以管控。而在這一過程中,領導人所發揮的戰略引領作用至關重要,因此中日首腦電話會談這個兩國關系的“起手式”可以說是傳遞瞭一個十分積極的信號。
撰文 / 蔡亮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
編輯 / 張晶、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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