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 “親中”的二階俊博, 如何規劃日本的前途?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妮妮]
在本文開頭我個人先要嚴肅地說明，這篇文章的主旨，並不是要回答“二階俊博（為行文方便，本文涉及人名均略去敬稱）是何許人”這個問題。這種評價是需要有親近接觸的人去做的，也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工程，遠非我一個依賴公開資料的（自認為還）年輕的研究者所能為。個人感情上認為，給一位重要的政治傢貼一個情感化的標簽是不太禮貌的，哪怕是一個高度正面意義的標簽（比如“平民首相”這種）。所以本文隻是嘗試粗淺地通過梳理公開資料，來勾勒一個看似“傳統型”的日本政治傢的小像，觀看其中的“典型性”和“獨特性”，以及這樣的“傳統”對當代日本的意義。
換句話說，這會是一篇枯燥的文章，一個感嘆號都不會有。
當然，二階俊博為我國公眾所知，應該大多因為他有比較突出的“親華”色彩。比如對“一帶一路”和亞投行都展現過積極的合作態度，比如在新冠疫情初期對中國表達善意，比如擔任清華大學名譽教授，還曾擔任“支援北京奧林匹克議員會”副會長和“日本武術太極拳聯盟”會長，參與“日中綠化推進議員聯盟”，等等。
2020年7月，曾有“冷戰思想庫”之稱的美國保守派智庫重鎮“戰略國際問題研究所（CSIS）”在美國國務院支持下發表題為《中國在日影響力》的報告，將二階和安倍的內閣官房參議金井尚哉定性為“對中融洽派”。無疑，在當前日本的政治空氣中，要堅持對中日合作和東亞合作表現出積極的態度，是非常不容易的。二階這樣被打上“親中派”標簽的政治傢，日常都會受到來自網絡右翼的“炎上”——指負面評價的堆積，乃至謾罵和誹謗中傷等——待遇。這種“親中”姿態除瞭感情之外，也顯著地反映瞭對日本當前發展道路的又一種分析和認識。這點後文會進一步談到。
從一個公開資料閱讀者的角度，個人認為有兩點很值得一談。第一點，二階俊博目前是自民黨史上任期最長的幹事長，就職位而言是自民黨的二號人物。這還是建立在曾經退（自民）黨又復歸的基礎上，大概就體現瞭個人的能力和性格與這個體制的契合。第二點，是在經濟政策方面，二階俊博是“國土強韌化計劃”的堅定支持者，這也是他認為日中可以加強合作的一個關鍵結合點。換言之，“親中”與他對日本發展道路的理解相聯系。
關於第一點，首先看二階俊博個人的政治經歷。生於1939年，也就是日本對外侵略戰爭期間出生於和歌山縣。比安倍晉三大15歲，比菅義偉大9歲。和歌山縣地形復雜，漁業、林業、制造業和建築業經濟占比較高，有著名旅遊勝地高野山，重要的歷史文化演義人物真田幸村曾被流放於此，也有相傳為徐福墓之所在。總的來說，就是在日本當代青年眼中，屬於“鄉下”范疇的地方。
這次新冠疫情中，和歌山比較早受到波及，出現院內感染，很多日本人包括中國網絡上對日本有一定瞭解的人都覺得這種“鄉下”的醫療條件限制，估計要糟。結果和歌山後來采取比較嚴格的措施，控制效果還不錯。之所以說這麼多，是因為在日本看待政治傢的性格和主張時，瞭解他所處的選區的情況，會有一定的幫助。
二階俊博出生於一個可以稱為“鄉紳”的傢庭，父親是縣議會議員——現任首相菅義偉的父親也是縣議會議員——母親是當時非常罕見的女性醫生。從中央大學政治學專業畢業後擔任國會議員遠藤三郎（曾任建設大臣）的秘書而進入政界。1975年開始連續兩屆當選和歌山縣議員。1983年在自民黨主流的田中派的支持下當選為眾議院議員，並持續至今。
1991年，日本政黨政治進入一個格局劇烈動蕩、高頻度分化重組、高潮迭起的時期，俗稱“政界再編期”。這一時期二階俊博的經歷很能夠反映這種巨變的復雜性質。1991年到1993年間，由於經濟不振，民眾對“金權政治”、“秘密政治”的負面情緒大爆發，連續執政38年的自民黨失去政權，眾多自民黨議員退黨。二階也和當時被視為“革新派”明星的小澤一郎等人退黨結成新生黨。
而後在新黨領袖細川護熙組織的“非自民——非共產”8黨聯合內閣中擔任運輸政務次官，據說架空瞭當時社會黨出身、沒有執政經驗的運輸大臣，被稱為“影子運輸大臣”。此後，又歷經多次政黨的分化重組，先後加入——或參與組織——新進黨、自由黨、保守黨和保守新黨。
這一時期，二階俊博實際的工作經歷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在政府職務上，他先後擔任過影子內閣的運輸•交通大臣和建設•國土大臣，以及小淵惠三內閣與森喜朗內閣的運輸大臣兼北海道開發長官。請大傢先記住這個經歷。
另一方面是在管理黨務和選舉事務上，可謂也非常活躍。1997年追隨小澤一郎建立自由黨，作為自由黨的國會對策委員長，促進瞭自（民）自（由）公（明）聯合政權。2000年4月和野田毅、扇千景等人組成保守黨，歷任保守黨和改組的保守新黨的國會對策委員長和幹事長。
從這一段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點，即從自民黨退出並不影響很多政治傢可以持續當選議員。這正是日本政治傳統的一個慣性的體現。即1993年以前，自民黨的長期執政建立在吸納代表地方利益的精英的基礎上，是一個具有共同發展目標的集團，有別於西方議會政治下的政黨。退黨仍能當選，表現出瞭地方政治關系——地方支持力度和政治傢對地方的積極回應——的韌性，這種體制是自民黨戰後重視穩定和經濟的“保守本流”思維存續的重要基礎。這個也請大傢先記住。
2003年，保守新黨在眾院選舉中慘敗，被自民黨吸收，二階也復歸自民黨。而與絕大多數坐冷板凳的“離黨回歸組”不同，二階自2004年開始擔任自民黨總務局長以來，一直受到重用，這是個人在黨務和選舉活動上的獨特才能的體現。接下來做個流水賬列舉，讀者可用心感受。
2005年，任自民黨總務局長兼眾議院郵政民營化法案審議特別委員會委員長，不僅是讓自民黨郵政民營化法案在眾議院得以通過的重要功臣，在之後的第44回眾議院選舉中也為自民黨的大勝做出瞭重大貢獻。由於這個功勞，在接下來的小泉改造內閣中被授予經濟產業大臣之職。同年9月，出任自民黨國會對策委員長。2007年開始，擔任被稱為自民黨“黨三役”之一的總務會長，並歷經當時的安倍晉三和福田康夫兩任總裁。其後的福田和麻生兩屆內閣期間擔任經濟產業大臣。2009年出任自民黨選舉對策局長，同年因為“西松建設”政治獻金事件影響而辭職，也與自民黨同年的選戰失利，民主黨執政的大事件錯開。2013年，在第二次安倍內閣就任眾議院預算委員長，利用自己在朝野諸黨中的人脈，在眾議院以史上最快速度通過預算案。2014年，再次就任自民黨總務會長。
2016年起，二階俊博就任自民黨幹事長，在歷代初任自民黨幹事長中最為高齡。所謂自民黨幹事長，是與總務會長、政務調查會長以及2006年才升格的選舉對策委員長並稱的“黨四役”之一。主要負責輔佐黨總裁、指揮選舉活動，以及全面管理黨務，同時通過眾參兩院的議員運營委員會和黨內的國會對策委員會，對國會運營和議案審議進行指揮。從職位職權而言，是實質上的自民黨第二號人物。在小泉純一郎執政時期之前，自民黨內曾有個不成文的慣例，叫做“總幹分離”，是說自民黨的總裁和幹事長不能出於同一個派系，以使權力平衡，也從側面反映瞭幹事長的重要意義。在自民黨幹事長的名簿上，我們能看到田中角榮、橋本龍太郎等眾多後來成為首相的人物，其中也包括安倍晉三本人及其外祖父岸信介、父親安倍晉太郎。
日本輿論認為，安倍晉三延長總裁任期的修訂黨章過程，以及連續三次當選黨總裁，都離不開二階的助力。2020年9月8日，二階俊博打破瞭由其政治上的老師田中角榮保持的幹事長總任期記錄（1497天），其後率先支持菅義偉出任自民黨新總裁，並在新的人事安排下留任幹事長。
從這樣的黨務經歷中我們能看到，盡管自小泉純一郎時期以來的“國政改革”，對派閥政治傳統形成瞭一定沖擊，但日本政治重視在水面下協調的傳統慣性仍然堅韌，而這種協調的形成是一個包含利益交換、情感交流、氣氛制造、謹慎思量等多種復雜元素交融的復合結構。因此，敏銳的觀察、和不同人物都能建立良好關系的性格、靈活的手段，以及構築共識基礎的能力大概都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二階俊博並非大派領袖，他所領導的“二階派（志帥會）”規模頗小，個人的能力和穩定性就更為重要。
有一個關於二階俊博的逸聞是說他在高中時被推舉競選學生會長，雖然本人毫無幹勁，但卻壓倒性地當選。還有一個掌故是，在擔任自由黨的國會對策委員長時，在1999年定期國會期間，與自民黨、公明黨的國會對策委員長不時見面交流。這種非公開場合私下交流的姿態被媒體諷刺為“談合三兄弟”（音同日本當年單曲CD銷量第一名的大熱兒童歌曲《丸子三兄弟》，“談合”原本指壟斷經濟卡特爾下的事前商議，後用於批判日本政治過程的不透明）。而二階立刻反其道而用之，召開瞭三人公開討論國政的“團子的會”，既回應瞭大眾輿論，又聯絡瞭三黨感情，促進瞭自自公聯合政權的形成。這些雖然都是逸聞，但由此或可見一斑。
第二點，就是在經濟上力主“國土強韌化”路線，是日本政界積極財政思維的代表人物。這其中反映出的是，一方面，前述的二階俊博在黨務上的成就，並不隻是限於建構人脈的能力，也在於能夠代表一條實在的發展路線，兩者相輔相成，相互成就。另一方面，這也說明二階的“親華”情感也是建立在對日中優勢互補合作的理性認識基礎上。
所謂“國土強韌化”，是日本在吸取311地震教訓的基礎上推行的一項計劃。其主旨比較龐大，大致的意思是，指針對日本多發的各種自然災害，建設和完善有利於事先預防、災後修復以及復興的相關基礎設施和治理體系等，並在此為渠道，加強國傢和地方的全面建設。2013年12月通過實施《國土強韌化基本法》，內閣亦成立“國土強韌化推進本部”。
與安倍經濟學試圖更多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提升債務和增稅等方式來解決通脹問題不同，二階主張“速度”和“量”的積極財政政策，要求公共投資流向基礎設施和地方建設。“國土強韌化計劃”就是這一主張的關鍵抓手。
積極的公共投資體現的是一種似乎較為“傳統”的發展思維。如同我們前面說過，55年體制下的自民黨是一個吸納瞭各地精英的發展集團，那麼能否“合理”和“公正”地分配地方利益，是自民黨團結和發展的重要動力。在這個問題上，田中角榮的風格是一個典型的體現。
田中力主“日本列島改造”，大力發展地方的基礎設施建設。這種發展路線帶來的後果是混合性的。一方面，國傢對地方的公共投資大增，地方民眾也通過獲得高速公路、鐵路、橋梁、水壩、通訊和電視臺等設施，分享瞭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收益，一定程度上緩和瞭城鄉差異。這點國人去日本旅遊的時候應該能有所感受。但另一方面，“改造”過程的利益分配必然不可能全是透明公開，基礎設施建設和通訊產業也由此成為貪腐和尋租的重災區，也成為後來動搖自民黨政權的重要因素。同時，地方基礎設施建設中帶來的征地糾紛、環保等負面問題也是比較深刻的，也成為很多現實向文藝作品創作的源泉。
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在自民黨內所謂“革新派”——如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的打擊下，前述這種傳統的“保守本流”路線有所衰落，後來的政治傢都提倡經濟結構轉型，拋棄舊有的重視“水泥”的發展美學。
這種情況下，二階就表現出看似“傳統”的一面。2009年，自民黨選戰敗於民主黨。當時力唱“革新”的民主黨提出瞭“從水泥到人”的經濟轉型口號，而二階俊博則針鋒相對，提出瞭“水泥由人來守護”的口號。同一時期，自民黨內成立國土強韌化綜合調查會（國土強韌化推進本部的前身），二階俊博擔任會長。二階長期致力於為國土強韌化的地方基礎設施投資增加預算，以應對地方設施不斷老化的現狀。為此也多次與財務省官僚發生沖突，這點日本媒體也多有報道。這樣的財政主張，其出發點也必然是多元的，這也是傳統型日本政治傢的復雜性所在。
首先，對地方利益需求進行“合理”對待，是自民黨執政的傳統基礎，參政基盤在和歌山“鄉下”，又曾師從真正的平民首相田中角榮的二階俊博追隨這樣的傳統是自然的。其次，如前文提到的，二階在內閣內多次負責運輸、交通、國土等事務，無疑有深入的瞭解和交往，在理性和感性上自然也偏向於這一領域。最後，應該說傳統型的日本政治傢在平衡城鄉關系和“公平”發展的情感態度上，比新一代的“革新”人物有更強的執著。
二階對積極財政政策和“國土強韌”的重視，應該說也影響到瞭他對中日關系的認識。他公開表示，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在基礎設施發展上的潛力，對於日本的“國土強韌計劃”也是有著積極意義的。中日之間存在著眾多的合作基礎，兩國之間應該從“互惠”發展到“共創”關系。這應該也代表瞭日本國內一部分政治和經濟精英對東亞經濟秩序的思考。
早在2005年，二階俊博擔任第三次小泉改造內閣任經濟產業大臣，就提出瞭東亞全面經濟夥伴關系（CEPEA）、東亞版經合組織（OECD）和亞洲人才資金項目組成的“二階倡議”。盡管CEPEA（“東盟+中日韓+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有與中韓提倡的“東盟+中日韓（10+3）”的東亞自由貿易協定（EAFTA）相對抗的意思，但也共同構成瞭通向當下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RCEP）協議的前置步驟。
綜合以上這些龐雜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到，盡管從表面上看，當下日本政壇“政治化”的聲音更加的高亢鮮明，但從社會穩定和經濟理性的角度對中日關系和東亞經濟秩序進行思考的行動仍然是存在的，隻是在媒體和網絡上不夠突出而已。用比較粗俗的語言打個比方，新冠疫情期間，生活在城市的“網右”可以在社交媒體上大罵各地知事“媚中”，但對很多地方知事而言，物資上的交流互助，以及疫情之後經濟與民生發展才是思考雙方關系的堅實基礎。一些政治傢看似“傳統”，一些政治傢標榜“革新”，但話語上的標簽，最終應該還是落腳到實事求是上罷瞭。
p.s. 一下，二階俊博雖然是“傳統”型的政治傢，但作為一個傳統政治傢，在涉及夫婦別姓的問題上，表示的是“一定要說的話是贊成”的態度。同時他也一直積極致力於解決日本對部落民的歧視問題。這其實比一些時髦的“革新”政治傢都要革新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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