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印度為何仍未采取反制行動?丨北京觀察
當地時間周三,印度政府宣佈,禁用118款中國APP。
又是以所謂“涉嫌參與危害印度主權與(領土)完整、印度國防、國傢安全和公共秩序活動”的理由。
印度《金融快報》提到,此前在6月29日,印度政府已經宣佈禁用59款中國APP,一個月後再次宣佈禁用47款中國APP。至此,印度政府已禁用224款中國APP。
9月3日,中國商務部就此事作出回應。
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註意到,商務部發言人高峰的回應雖然表明瞭中方對此的嚴重關切,但隻提瞭“堅決反對”,並沒有立即宣佈反制措施。
結合中印邊境的最新事態,8月31日,印軍破壞前期中印雙方多層級會談會晤達成的共識,在中印邊界西段班公湖以南地區、熱欽山口附近非法越線,公然挑釁,造成邊境局勢再度緊張。
經濟上打壓中國企業,軍事上挑釁中國軍隊,印度動作不斷。
事實上,印度政府一些部門和個別政客在兩國人文交流、經貿合作等方面屢屢搞的這些“小動作”,中方完全可以采取行動。
中國對印度為何未采取反制行動?
經濟上為何仍未反制?
中方為什麼沒有宣佈反制印度企業?或許可以從中、印兩方分別來看。
從中國的角度,中國長期對印度處於貿易順差地位,印度對華出口、在華投資相對較少。根據商務部亞洲司的數據,2019年,中國對印出口748.3億美元,自印進口179.8億美元。換言之,中國對印度貿易順差達568.5億美元。中國企業對印度投資1.9億美元,印度對華投資2563萬美元,中國是印度的7倍多。
有分析認為,印度政府希望通過措施削弱與中國之間的經濟關系。但除瞭印度自己,幾乎沒有人受到影響。中國的反應不過是”聳聳肩”,因為對中國而言,印度遠遠沒有重要到需要進行報復的地步。
事實上,從印度方面來看,印度此舉是“傷敵八百,自損一千”。
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張傢棟對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分析,印度作為一個後起國傢,在當前階段,印度的民族主義,尤其是經濟民族主義,難以避免。因此,盡管意識到禁止中國APP對印度自身的損害,例如對印度消費者的傷害,印度市場不能提供這麼多替代品,也沒有完整產業鏈,但印度依然不顧這些,一次次打壓中國企業。
“即使在中印關系好的時候,在印度投資也需考慮政治風險”,張傢棟表示,“我以前跟很多企業傢交流時就說,在印度投資必須保持一種基本的狀態,第一是輕資產,第二是保持靈活性。”所謂靈活性,即“一腳門裡、一腳門外”。“一腳門裡”是為瞭有機會的時候可以利用印度市場;“一腳門外”意味著當有必要時,可以以低成本的方式快速離開。
軍事上為何克制?
雖然對於5月底加勒萬河谷的那次沖突,中方未公佈傷亡人數。但張傢棟綜合多方消息分析,“印度可能是吃瞭大虧的。而對於莫迪這樣強勢的領導人,他在國內有點下不瞭臺。所以莫迪急需一次勝利來為2020年的這一輪中印互動做個總結”。
因此9月伊始,好不容易稍稍降溫的中印邊境局勢又出現摩擦。考慮到中印邊境寒冷的氣候條件,很快將要封山。如果再不采取行動,將要等到明年4、5月。莫迪政府經不起這麼久的等待。
《南華早報》在9月2日的文章裡援引一位印度國傢安全委員會前顧問、戰略研究教授Brahma Chellaney的話稱,如果印度總理莫迪對中印邊境上的行動反應不夠強烈,尤其是在投資瞭這麼多政治資本後,他將“大失顏面”。
Brahma Chellaney 還表示:“最近的小規模沖突突顯出喜馬拉雅山軍事沖突的風險越來越大”。
明白莫迪的這層心態,不難推測,印度此番軍事上“先發制人”、出爾反爾地挑釁,也是一種姿態,並不是真正敢突破紅線、要向中國發動戰爭。
“我把它稱為‘補償性報復’”,張傢棟分析,莫迪政府並不是為瞭真要從中國奪走領土,而是為瞭告訴美國和國內各種勢力,自己有能力與中國博弈。印方主動再次挑事,也是對此前加勒萬河谷的沖突進行一定的報復。“最終目標,我不認為印度是真的要跟中國挑戰,而是想在之後與中國的談判中,獲得比較有利的談判地位。”
張傢棟告訴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中國與印度的基本態勢,是中方強於印度,因此在戰略上我方占優勢,印方沒有全面挑釁中國,甚至不惜發動戰爭的意圖。但在邊境地區具體小范圍內,印度的交通距離近、動員能力強、人力資源較充沛,因此印方不惜借此博一次。
“印度想以戰術優勢來對抗中國的戰略優勢,但前提是不要打破中國對印度的戰略忍耐,也就意味著印度跟我們的鬥爭,既要鬥,其實也要鬥而不破”,張傢棟分析,“因此,我們無需高估印方的敵意”。
也正如西部戰區發言人張水利日前強調的,“中國軍隊正采取必要應對措施,並將密切關註事態發展,堅決維護中國領土主權和邊境地區和平穩定”,同時,“我們嚴正要求印方,立即撤回非法越線占控兵力,嚴格管控和約束一線部隊,切實遵守承諾,避免事態進一步升級”。
外交上為何仍釋放善意?
在9月3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華春瑩提到印度的偉大詩人泰戈爾;提到印度的瑜伽和電影,例如《摔跤吧,爸爸》在中國受到很多人歡迎;強調中印是近鄰和文明古國。華春瑩表示:“希望印方能夠從兩國人民友好和長遠利益出發,積極支持雙方各領域交流合作。”
觀察指出:這也顯示出中方在外交上仍在主動釋放善意。
“一要看主要矛盾,我國外交目前的主要矛盾是應對美國的壓力,而不是印度的挑釁”,一位不願具名的外交問題專傢告訴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二,別把不算朋友、但絕不是敵人的力量推向敵人那邊。”
“任何一個事件,它的邏輯是這樣的:歷史經緯-事件背景-內部考慮-對外表態,信息量是層層遞減的,所以給人的觀感是克制瞭”,這位外交問題專傢表示。
危機中蘊藏轉機
“目前的中印關系危機也蘊藏轉機”,張傢棟告訴深圳衛視&直新聞記者,梳理中印關系可以發現,中印關系裡的幾次改善往往都是以危機開始。
1987年,中印邊境沖突,兩國幾乎走到開戰的邊緣,雙方意識到任沖突發展的危險性。1988年12月,時任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問中國,這是自20世紀60年代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後,兩國之間第一次的高層訪問。由此,兩國關系開啟新一頁。
1998年,印度開展核試驗,中印關系再度惡化,但這也導致2003年雙方的深度會談,雙方就一些重大問題達成一致。2003年6月,時任印度總理瓦傑帕伊對中國進行訪問後,中印關系得到改善。中國正式承認印度對錫金的主權,雙方首次順利議定疆界並簽署,中方的西藏邊境段獲得印度承認。
張傢棟解釋說,大國之間的力量和政策調整以後,雙方都有不適應。這種不適應往往會體現為一系列的互動,包括良性與惡性的互動。但隻要控制得住互動的結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未必都是壞的。
張傢棟介紹,中印關系有三個基本的屬性:第一,中印兩個國傢是鄰國,鄰居關系是不可選擇的,好鄰居比親戚還重要;第二,中印兩個國傢都是發展中國傢,兩國的基本的歷史史命其實是類似的,都是發展自己的經濟;最後,兩個國傢都是大國,都處在上升階段,因此中印關系的重要性,在未來是提升的。
“我想,不管中方和印方的決策層對這三個基本屬性都是能看得到的,所以我們有希望把這種危機,轉化為兩國進一步溝通解決問題、達成新共識的一個契機。”
值得註意的是,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當地時間周四(9月3日)在印度智庫觀察傢研究基金會(ORF)的一場線上活動中就表示,現在不是雙邊關系中“最容易的時候”,但他補充說,“兩國達成和解是當務之急且至關重要,這不僅僅是對兩國自身而言”。他還聲稱,“我完全相信,必須通過外交途徑來找到解決目前局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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